文│提壺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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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版的《悲慘世界》，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
熟悉本號的人知道，我經常在文章裡提到《悲慘世界》。
第一因為戲好，第二因為應景。好的案例就是這樣，會讓你時不時想起它，自動將現實中的人和事與之對應。
電影改編自法國作家雨果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
首先要說明，這裡聊的內容，只限於電影，因為據說情節有較大的改動。另外也是由於沒讀過雨果的原著，沒條件裝逼。
影片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的法國。
那是地獄一般的社會狀況——男人因貧窮而沉淪，女人因飢餓而墮落，兒童因黑暗而愚蒙。
這樣的社會亟需一場猛烈的革命。
影片的高潮部分，講述了1832年的巴黎起義，一群青年學生領導了這場革命。
這是一部以音樂劇的形式演繹的電影，據說這也是在之前的音樂劇的基礎上改編而來的。
悲慘的苦難與革命、宗教、愛情融合在一起，構成了沉重的浪漫的氣勢磅礴的史詩鉅著。
沒想到音樂劇的效果是這樣的好，它並沒有沖淡苦難的印記，然而卻使革命與愛情增添了詩意與浪漫。
法國人好像擅長幹這事兒。
革命是他們的傳統，浪漫是他們看待世界的態度。
他們不是不知道革命的殘酷，但是，為了砸碎地獄而下地獄，雖然慘烈，他們也認為是浪漫的。
沒有一點高於現實的情懷，誰會去幹螳臂擋車的事情？
理想主義不應被嘲笑。
2
影片的主角叫冉阿讓，在那個悲慘的世界，他看到小侄子快要餓死了，就去偷了一塊麵包，因此，他當了19年苦役。
影片的開頭，是包括冉阿讓在內的一幫囚犯，身子泡在水裡，拽著粗大的纖繩，纖繩的另一頭繫著一艘巨大的船隻。
這群犯人裡頭，估計有不少是像冉阿讓這樣，由於偷了一塊麵包被抓進來的。
有人可能想說，亂世用重典。
能將民眾推向悲慘的深淵的，是身居要職卻貪贓枉法的人。
他們手握生殺大權，他們的腐敗會直接導致社會秩序的崩塌。
所謂重典，難道不是最應該用在身居要職卻貪贓枉法的人身上嗎？
偷一塊麵包被抓去當數年苦役，這是上層腐壞所導致的悲慘的後果。
先後不可錯亂，本末不可倒置。
可是，由於法律的階級性，皮鞭全都抽在了苦難民眾的身上。
偷一塊麵包，就被法律打成奴隸。
冉阿讓由於不服這樣的判決，中間試過幾次越獄，都被抓了回來，刑期也由最初的5年增加到了19年。
你敢反抗，把你的犄角全都砍掉，讓你在屈辱中學會溫馴。
3
19年終於熬過去了，冉阿讓以為重獲自由了。
然而，警探沙威卻告訴他，自由？根本不是那個意思。
刑期滿了，只是假釋出獄，今後無論走到哪裡，都要時時出示這張帶有恥辱印記的身份證，以此警告所有人：他是危險人物。
這個假釋期是終生的，而且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指定的地方報備，否則將作為逃犯逮捕歸案，繼續服苦役。
就這樣，由於偷了一塊麵包，冉阿讓這一輩子都被法律定性為危險人物。
因為這個恥辱的印記，他出獄後吃了很多苦。
出去找活兒幹，一出示證件便遭人嫌棄，哪怕這是最卑賤的苦力活，哪怕只幹一天，都不行。
他去投宿，沒人肯收留，還要挨一頓暴打。
就連孩子們見他都拿石頭砸，法律已經告訴孩子們，這種人是沒有尊嚴的，可以任意蹂躪。
就這樣，還有衙役悄悄地跟蹤他。
正是這樣的法律，不去懲治社會的大蛀蟲，卻花力氣在唆使所有人如此對待一個只是偷了一塊麵包的人。
冉阿讓無比絕望、冰冷，心如鐵石，他仇恨這個容不下他的世界，餘生他只想對這個世界以牙還牙。
就在這時，一名主教寬容了他盜竊銀器的行為，替他打發了警察，使他免遭再次淪為奴隸的厄運，終於將他從仇恨的泥沼中救出來。
這樣的事情，是法律永遠辦不到的。
他重新找回善良的本性，成為主教那樣的善人。
他決定逃出冉阿讓的世界，撕毀了帶著恥辱印記的身份證，化名為馬德蘭，重新做人。
4
冉阿讓因此成了逃犯。
警探沙威一直在追查他的行蹤。
8年後，冉阿讓化名為馬德蘭，在濱海蒙特勒伊市當上了市長，同時還是一名成功企業家。
正好沙威也到那個城市赴任警長。
兩人再次成了死對頭。
沙威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
他非常迷信法條，即便是悲慘世界極為虛偽、荒謬、不公的法條，他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遵循、執行。
他是典型的法律黨，只不過他是法律黨中極為罕見的品種，他對於法律的忠誠，是萬中無一的。與當下一些排洩物一般的法律黨人相比，沙威簡直是天神下凡。
他一向仇視犯人，他不相信犯人能夠變好。即使刑滿出獄了，他也要喊冉阿讓的服刑編號24601，提醒對方，你永遠是犯人。
法律遮蔽了他的雙眼，將法律等同於正義，最後不但遠離了正義，還背叛了真正的法治精神。迷信法條，使他傲慢、偏執，甚至冷血。
他骨子裡就有精英意識，認為自己是統治階層，便油然生起各種優越感。
只要什麼地方有爭執，他首先認為是窮人在挑事，他像一條法律狗，專咬穿破衣的人。
例如，一名衣著相對整潔的嫖客要侮辱落難後的芳汀，被芳汀撓花了臉，沙威來了，也不調查，就認定是芳汀的過錯，只聽嫖客的一面之詞，根本不聽芳汀的辯解。
5
在這麼一個悲慘的世界，法律早已失去公平與正義，而淪為統治者苟延殘喘的工具，專為壓制窮苦人的憤怒和革命者的反抗。
由於盲目地迷信法條，沙威相當於腐朽世界中的一條看門狗，他越忠誠，就顯得越可悲。
為什麼要革命？
要砸碎這個悲慘的人間地獄。
表面看來，暴力革命違反了法律。
實際上，正是統治階層背叛了法治精神，因此需要加以糾正。
法律的目的，是要保護各行各業的正當利益的，或者往更深層裡說，是要保護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
這個悲慘世界，從立法之時就充滿了罪惡，沒有遵守這個原則。
到了執法層面，不但背叛了法治精神，就連他們制定好的充滿罪惡的法條，他們也不能遵守。要知道，像沙威那樣講原則的執法者，是萬中無一的。
一個人，一個社會，將法條奉為至高無上的東西，準會走向邪魔歪道。
在那樣的悲慘世界，由統治階層制定的法律本身就帶著罪惡的基因，再加上執法者本身的不可靠，如此層層加碼，扣在民眾的身上，可謂雪上加霜。
即便像沙威那樣忠誠於法律的執法者，有時觸碰了法律，也會趨利避害地饒過了自己。
例如，沙威認出馬德蘭就是冉阿讓之後，寫信到巴黎揭發此事。後來巴黎方面回信告知他揭發錯了。
沙威覺得自己是在犯罪，玷汙了這一身制服，他向冉阿讓坦白這項罪行，並表示：請控告我吧，我本人對這種流氓一向無情。
冉阿讓對他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您繼續堅守崗位吧。
這時沙威並沒有再堅持原則，沒有引咎辭職什麼的，就這麼饒恕了自己。
沙威尚且這樣，何況千千萬萬流氓執法者？
6
沙威是惡法的犧牲品，他參與了對青年革命者的屠殺。
後來，他崩潰了，投河自盡。
冉阿讓這個逃犯居然是個大善人，這一發現使他的信念坍塌了。
他覺得冉阿讓和他是天壤之別的兩種人，是不共戴天的，但是冉阿讓在可以輕易殺死他的情況下放了他，讓他覺得這樣的施捨是一種恥辱。
他最後也放走了冉阿讓，他無法抵擋冉阿讓的善良，同時他又覺得自己背叛了法律。
他的腦筋像火車，不好轉彎，他糾結死了，他要逃離冉阿讓的世界，乾脆跳了河圖個清淨。
從這一方面看，沙威是可敬的，他的真誠，是今天的法律黨人望塵莫及的。只是悲催，他一往情深付給了惡法，還為此殉了情。
他被統治階層洗了腦，仇視革命，他的世界只容得下法條，但是，現實世界與良知否定了他的這一信念。
之所以發生革命，往往是執法者背叛了法律。
沙威到死都不明白，革命，其實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可惜了，假如他不是盲目的法律黨，給自己的靈魂戴上名為法律的枷鎖，他也許能夠成為冉阿讓那樣的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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