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黃背心”運動背後，西方媒體的遣詞造句、字斟句酌的能力又得到了極大“提升”。
先來看看這場運動的波及面到底有多大——
11月27日，巴黎檢察院指出，“黃背心”運動中總共有103人因涉嫌暴力行為被捕，其中5名未成年人，101人被拘留，28人被延長拘留，47人已被移送法辦，其中20人26日當天依緊急出庭程序受審。
11月28日，《歐洲時報》援引法國治安部隊的數據稱，週末的遊行示威總共發射了5000枚催淚彈，頻度達到了1分鐘發射1枚以上，前所未有。示威期間，消防員撲滅了100多處火源。
12月1日，路透社報道，上萬名示威者在街頭和防爆警察發生暴力衝突，導致“黃背心”運動的死亡人數攀升至3人。其中，一名摩托騎手撞擊卡車路障後不幸當場死亡。
12月3日，法新社援引法國內政部的統計數據，稱週日的遊行示威中一共逮捕了412人，其中133人受傷，受傷人員中還包含了23名的執法人員，火災發生了190起，六座建築物被焚燬。法新社的頭版標題也毫不諱言，直接用“失控”形容這場運動。
這場無異於“起義”和“暴亂”的街頭政治運動，持續時間已經快到1個月，而且示威人數高達13.6萬人，共發生2000多次警民衝突。對面這場運動，西方媒體是如何對此定義的？
騷亂。
估計西方媒體為了想出這個詞也是煞費苦心吧？你瞧，小範圍的警民衝突算“底層民眾騷動”，而民眾在週末才遊行示威，算是“社會秩序混亂”，合在一起可不就是輕描淡寫的“騷亂”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衛報》和法新社、路透社、BBC等西方媒體估計還為自己遣詞造句的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吧？
時間回到5年前，西方媒體在報道2013年烏克蘭首都基輔發生的反政府騷亂時，卻不用如此“絞盡腦汁”，直接扣上一個“革命”的帽子就好了。西方媒體、時政評論家和政客紛紛用“反政府革命”報道這場社會運動，並且措辭嚴厲地譴責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要求他滿足示威者的訴求，並稱烏克蘭是一個“缺乏法治精神並充滿獨裁氣息的國度”。
怎麼，是因為“風水輪流轉”？還是西方媒體“記性不好”，怎麼同樣是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政策，同樣是遊行示威，同樣是社會秩序遭到衝擊，到了“浪漫之都”巴黎就變成了無關痛癢的“騷亂”，而到了“罪惡軸心”的烏克蘭就成了事態緊急的“革命”呢？
明明是同樣性質的事件，而且巴黎的“黃背心”運動無論從參與面、持續時間和影響範圍都遠比烏克蘭發生的運動要更強更大，怎麼在描述上卻有著天壤之別？說到底，還是西方媒體的報道立場和價值判斷天然存在著“雙重標準”——從“騷亂”到“革命”，前者是社會秩序遭到衝擊和破壞，只要政府加以干涉就可以實現調停，並不是威脅“國本”的抗議行動，本身是溫和的、可協調的；後者“革命”本身就有著“革了統治者的命”的含義，而且本身就預設了“統治不合理不合法”的前提，鼓勵甚至是煽動民眾通過“爭取自身權利”的方式，推翻政權，充滿了抗爭的、不可調和的內涵。
除了性質定義上的差別，西方媒體在“偷換概念”上也詭辯邏輯——烏克蘭的抗議者是“革命者”，法國的抗議者是“騷亂者”；烏克蘭的警方為了維護秩序使用了高壓水槍被視為“可怕的暴行”，而法國的警方不僅用了高壓水槍還加上了催淚瓦斯，卻被描述為“儘量剋制的方式”；烏克蘭的民眾示威遊行被大肆報道要求總統“尊重民意”，而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爆發後媒體的風向卻是“尊重法國法制”；烏克蘭那些燒燬汽車、毀壞公共財產、襲擊警察的抗議者們被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稱作“英雄”，不僅搞人物專欄，還搞跟蹤報道；而法國那些投擲燃燒彈、打砸商店並襲警的抗議者們則只有一句“XX人被逮捕”這樣一句描述，甚至連人物的姓名都語焉不詳；烏克蘭的總統亞努科維奇被稱為“暴君”和“獨裁者”，被媒體呼籲“趕快下臺”；法國的總統馬克龍同樣被呼籲“下課”，但媒體卻呼籲“尊重民選總統”。
西方媒體的邏輯，歸根結底一句話——烏克蘭革命，擁抱自由，幹翻政府！法國革命，民主法治，尊重法國制度。
如此歎為觀止、爐火純青地玩弄雙重標準，不服不行啊！
這就是西方自詡為“中立”、“客觀”和“公正”的新聞報道傾向。 真不知道這是“新聞價值觀”，還是“毀三觀”？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得益於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文化諸方面的長期掠奪發展，已經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並逐漸依靠強大的資本實力，在國際輿論環境中已經成就了霸權地位。這些掌握著“霸權”的西方媒體，自認為是“事實之鏡”，但卻是不折不扣的“照妖鏡”，往往基於自身的話語空間及意識形態，在報道新聞時有選擇地進行篩選和替換，而且還常常添油加醋、斷章取義，帶著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傲慢與偏見，傳達著“西方文明主導一切”的“優越感”。
這種充滿主觀偏見和價值取向的“新聞報道”，不看也罷！
文：西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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