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美因假貨問題發生摩擦，不少中國企業也因此損失慘重。政府下決心解決假貨問題，“職業打假人”由此產生。如今中國人習以為常的“雙休”也從這一年開始，從此人們有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
假貨險些搞砸中美貿易關係
1995年1月1日，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萊蒙湖畔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開始運作，這是一個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的全球性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總部大樓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1947年訂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定適用的對象是商品貨物貿易，而世貿組織涵蓋的範圍更廣，除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之外，還包括知識產權貿易等多方面的內容。
從歷史上看，知識產權是美國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對美國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巨大。在美國，保護知識產權是政府及商業界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美國政府甚至還將假冒產品的貿易與有組織犯罪及恐怖襲擊等同對待，以提升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關注程度。
中美兩國在知識產權方面的聯繫，在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後就已經開始了。只是，1989年以來，隨著兩國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中美開始出現了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爭端。從1989年5月到1994年6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以中國政府保護知識產權不力，侵權行為失控為由，在其發佈的“特別301條款”年度審查報告中，將中國從“觀察國家”挪到了“重點觀察國家”名單上，之後又將中國升級為級別最高的“重點國家”，幾乎就等於把中國拉進了“黑名單”。
經過長達20個月的九輪磋商之後，1995年2月26日，中美雙方在京達成中美知識產權協議。3月11日，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的吳儀和美國貿易代表米基·坎特，在北京正式簽署中美知識產權協議，打破了中美貿易關係的僵局。
1995年3月11日，吳儀和米基·坎特在簽字後舉杯祝賀
在簽字儀式後，吳儀對記者說，中美知識產權協議的簽署說明，只要雙方本著相互尊重和平等磋商的精神，兩國經濟領域存在的任何矛盾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美國的坎特說，“今天簽字的協議是個好協議，因為雙方都是贏家”。
“（1995年簽署的）這個協議為中國後來加入世貿組織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我後來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時候，多次見過基辛格博士並與他交流。他認為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成功，對整個中美關係非常有利。”張月姣說。
張月姣，曾是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首位中國籍主席、法官，是第一位在世界銀行擔任法律顧問的中國人。原來在國家外經貿部工作的時候，她曾協助部長吳儀，親身經歷過12年的中美知識產權談判。
參加中美知識產權談判時期的張月姣（左二）
最近，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回想起上世紀90年代初陪吳儀去美國，和美國代表團談判，張月姣感覺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傷害。當時美國人非常霸道，在談判桌上也十分尖刻，直接說“我們是在跟小偷談判”。當然，那時帶隊談判的部長吳儀也不甘示弱，直接就回懟了美國人：“我們是在跟強盜談判！”
美國人斥責中國人為“小偷”，是因為當時中國國內假冒偽劣產品猖獗，無處不有。
90年代開始，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襄陽路市場（現已關閉）和七浦路市場、廣州火車站的服裝批發商城，以及深圳的羅湖商業城等地，都因為賣假貨而火了起來，光顧這些地方的顧客有不少是外國人，而且大多都是知假買假。
90年代初期，秀水街成了許多外國個體經營者的購物批發市場，他們將在中國買的貨物運回本國販賣
秀水街是外國人到北京後必去的購物場地之一
後來雖然情況已經大為改觀，但這些地方還是沒有徹底擺脫給人的“販賣假貨”的老印象，仍然是很多來華外國遊客爭相前往觀摩購物的“民間貿易中心”，也多次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列入“惡名市場名單”。
不怕競爭，就怕假冒
深受盜版、假冒商品之害的，不只是美國人，中國人、中國企業因此而受到的傷害也不少。
1995年3月25日，山東農民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廈買了兩副索尼耳機，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假貨，緊接著又買了10副，向隆福大廈提出雙倍索賠的要求，最後獲得2000多元賠償。各大媒體聞訊蜂擁而至，王海被稱為“中國打假第一人”。
1998年，打假英雄王海簽名售書
王海的確是一個聰明的消費者，他敏銳地嗅到了時代所帶來的商機。1994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消費者被欺詐可獲雙倍賠償。而且，當時中美雙方剛剛在北京正式簽署了第二個知識產權協議。無論如何，官方都需要表現出一種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高姿態。
直到今天，王海仍然活躍在維權打假的第一線，其名下有四個職業打假公司，分別設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他在微博的自我簡介裡寫著：吹哨人；市場清道夫。
職業打假讓王海獲利頗豐，但是有名牌企業卻因為假冒偽劣商品而蒙受重大損失。1995年，雲南玉溪捲菸廠光是用於打擊假冒“紅塔山”名煙的費用就高達1.2億元，以至於該廠負責人感慨地說：“不怕競爭，就怕假冒”。
2017年哈爾濱舉行3.15消費者維權活動，工作人員現場用刀切假貨
假貨氾濫，其實反映的是人們對生活的一種追求，沒有對品牌（尤其是名牌）的追求，就沒有對名牌的仿冒。當然，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不容忽視，那就是執法不嚴、行政處罰的額度太低，不足以威懾盜版者和造假者。
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以及中美之間一系列知識產權協議的簽署，意味著中國的市場不能遊離於世界貿易的體系，而在這其後，中國花了數年時間來加入和適應這個體系。王海的打假和中國假貨無法根絕的困境，是中國知識產權狀況一個硬幣的兩面。
中國人迎來雙休
在1995年，還有一件事兒能體現處於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那就是國家將五天工作制法定化、常態化。
1994年3月，我國試行了“隔週五天工作制”——如今有些單位仍在實行的“大小周”也是源於此。1995年3月2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佈《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決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40小時。
1995年人民日報對我國實行每週5天工作制的報道
至此，五天工作制在我國正式開始實施。多年以後回憶此事，曾擔任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平說：“我們燒開的‘一壺水’，終於被拿出來‘沏茶’了。”五天工作制的設想，最初就是由胡平等人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議的。
當時胡平和他領導的縮短工時課題組曾向國務院提交了一項研究成果——《關於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報告》，認為我國已具備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條件，只是最初研究報告裡建議實行五天工作制的最後時間表略為保守了一些——“力爭在2000年以前在全國實行五天工作制”。
有趣的是，在調查問卷中，縮短工時課題組設置了一個問題：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加工資，但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選擇哪一個？沒想到，在當時經濟不太好的情況下，有80%以上的受訪者選擇了“增加一天休息”的選項。
而在此之前，國家對勞動時間並沒有太明確的法律規定，大多單位實行的是“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6天休息1天、以及每年有22個工作日休假”的休假方式。勞動時間規定也非常複雜：夏天可以提前一個小時下班，氣溫超過38℃就集體放假﹔每個月每人可以請三天帶薪病事假﹔一年除去7天的節假日外，還有十幾天的帶薪休假﹔女職工的產假各個單位給的時間也不一樣……
因為一週只有一天休假，人們都習慣把換煤氣、洗衣服、購買必需品等所有的家務活留到週日幹，所以在當時有個很形象的說法：“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單休制度的實行，在某種程度上，把上班族“固定”在了工作上，人們很少有機會離開生活的城市到外地去。對外面世界的好奇與嚮往，使得介紹旅遊體驗性質的中央電視臺的《正大綜藝》一度成了那個年代最紅火的節目。
正大綜藝》第一任主持人姜昆和楊瀾，該節目是央視首個外資介入（與泰國正大集團合作）並以企業冠名的電視欄
改成五天工作制之後，人們的閒暇時間突然增多，休閒經濟也慢慢出現，感嘆“從來沒有這麼幸福過”。報紙雜誌開始出週刊，娛樂節目也開始加大分量，一些原來安排在平時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節目，如央視的《曲苑雜壇》，也改在週五晚上播出了。
五天工作制的推行，這是對民眾呼籲得到更多休息權的一種積極回應。近年來，“一週休兩天半”或者是實行“做四休三”（每天工作9小時，每週工作4天36小時）的工作制也逐漸進入輿論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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