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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貨 | 靠譜 | 實用
近年來，全國各地對高層次人才的渴求，使得人才競爭日益激烈，引發了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人才爭奪戰”，備受全社會關注。
不過在“人才爭奪戰”中，高層次人才流動的具體情況卻鮮有人知。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通過檢索1999-2014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獲得者數據，通過手動搜索和CV研究法，來獲取這一群體在獲得“長江學者”頭銜後的職業流動情況，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流動的省份、城市以及高校等進行深入分析，從而為當前我國高層次人才流動的規模和方向提供數據支持。
（本文原文刊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總第269期），題目為《高校“人才爭奪”：誰是受益者？——基於“長江學者”獲得者的實證分析》，同時部分內容參考一讀EDU公眾號文章）
“長江學者”職業流動規模並不大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於1998年設立實施。目前，已成為我國公認的“人才品牌”之一，是大學以及學科排名和評估的重要指標，也是各高校人才爭奪的主要對象，故選為樣本，可以具有較高的代表性。
研究選取了1999-2014年（第1-14批次）共1840名獲得“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學者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中的“職業流動”，指的是獲得“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後的職業流動，暫未考慮之前的教育和職業流動情況，判定“職業流動”的依據是“變更僱主”。
從人才流動的規模和頻率來看，在1999-2014年，共計有1840名研究者獲得“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其中191人具有清晰的職業流動經歷，佔總人數的10.4%，可以看出，“長江學者”流動的規模不大。
獲得“長江學者”後的第3年和第5年是“最易跳槽期”
從頻次上看，具有2次以上跳槽經歷的學者人數為13人，其中跳槽次數為3次以上的僅有2人；在性別分佈中，男性佔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共計185人，佔比96.86%（在1840名特聘教授中，男性佔比為93.75%，女性佔比6.25%），女性人數較少，有6人，佔比3.14%。
從學科分佈來看，工學和理學領域的研究者人數最多，分別佔到總人數的42.41%和32.46%，其次為醫學（7.33%）、農學（6.28%）和文學（3.14%）等學科。
從時間特徵來看，在1999-2014年間，“長江學者”跳槽時的平均年齡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平均為48歲（見圖1）。
從各個學校高端人才引進計劃的文本分析來看，對引進“長江學者”這類成熟學者的年齡限制相對更為寬鬆，“50歲”是普遍的界限，鑑於“年輕化”是學術勞動力市場中重要的“競爭資本”，因此學者在跳槽時會評估自身的“年齡優勢”。
在獲得“長江學者”後的哪一年，研究者最可能選擇離開？作為我國學術界的最高榮譽之一，獲得“長江學者”既與自身的學術成就有關，也與所在機構的推薦和支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不論從政策層面還是個體情感層面，獲得者往往會留在原單位工作數年。
從本次的研究來看，“長江學者”在原單位工作年限平均為6年，且這一時間有日益縮短的趨勢（見圖2）。
從同一時間段流動的“長江學者”人數來看，在獲得“長江學者”的第3年，有28名“長江學者”跳槽，在獲得“長江學者”的第5年，有20名“長江學者”跳槽。第3年和第5年可以視為“最易跳槽期”，這可能與“長江學者”的聘期有關，即在結束聘期的當年或次年選擇出走。
省份：湖南和吉林是人才逆差最為嚴重的地區
科學家的職業流動往往伴隨著國別和區域的遷移，統計顯示，從中國內地遷移到港澳臺地區及國外的人數為4人，跨省流動的人數最多，為142人，在省內流動的人數為45人。可以看出，我國研究者參與全球人才流動的人數和規模較少，大部分選擇省際流動（見圖3）。
為了解“長江學者”流動的方向，研究分析了高端人才在區域間的流動路徑和網絡。從數據來看，西北地區的人才流動方向較為複雜，其流向包括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和西南；東北地區的人才流向主要包括華北、華中、華東和華南地區；而華中地區人才流向主要包括華北、華東和華南以及部分的內部流動。
可以看出，作為人才流失最為嚴重的中西部和東北部等地，其人才困境和危機不僅表現在人才輸出的規模上，更表現在人才的單向、永久流動上，尤其缺乏人才的迴流和環流。而華北、華南和華東地區不僅接收了大部分的“長江學者”，也形成了高度的人才內部環流狀態。
從圖5可以看出，北京、江蘇、上海、廣東、湖北位居“長江學者”輸出地的第一梯隊，吉林、湖南位居長江學者流出的第二梯隊，黑龍江、甘肅、遼寧、四川、天津、重慶、浙江、陝西位居“長江學者”流出的第三梯隊，其他省份的長江學者輸出較少。從區域上來看，大部分都位於我國的東北和中部地區，部分驗證了人才流動的區域不均衡問題。
與此相對，圖6顯示了主要的人才輸入地。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和廣東是“長江學者”流動的首選目的地，其次為江蘇、浙江、湖北。廣大的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的人才吸引能力明顯弱於東南部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端人才流動的“孔雀東南飛”現象。
表1從省份的視角，統計了“長江學者”流動的具體人數。可以看出，北京流出的人數最多，為43人，這與長江學者獲得者“北京聚集”情況有關，其次為江蘇、上海和廣東等地；北京流入的人數最多，為52人，其次是廣東、上海和江蘇。
然而，僅從規模上看，並不能真實反映人才流失與人才獲得情況，而對各地區和機構人才流動順逆差的分析，能夠反映地區和機構人才流動的得與失。廣東、北京、浙江佔據人才吸引的有利地位，均處於人才流動的順差狀態；而湖南和吉林是人才逆差最為嚴重的地區，其次為江蘇、甘肅、黑龍江等地。
地理距離被認為是高端人才流動的影響因素之一，從流動成本的角度看，距離越近，付出的流動成本越少，因為近距離意味著相似的文化背景、社會資本、學者網絡以及更少的家庭遷移成本。從本次研究來看（見表2），“長江學者”的區域內部環流規模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區差距，北京內部環流的“長江學者”數量為18人，佔省內流動數量的40%；省內流動人數最多的分別是北京、上海和廣東，“長江學者”流動數量30人，佔省內流動數量的66.7%。
城市：杭州從人才爭奪中獲益最明顯
從城市來看，南京是“長江學者”輸出人數最多的城市，共計輸出“長江學者”17人，武漢、廣州的“長江學者”輸出人數緊隨其後，分別為15人和14人；廣州是“長江學者”輸入人數最多的城市，共計流入“長江學者”21人，其次為杭州、武漢，分別輸入“長江學者”12人和11人。
從人才流動順逆差的角度看，杭州是人才爭奪獲益最明顯的城市，其人口淨流入為8人，廣州、深圳的獲益也較為明顯，淨流入7人和5人；長沙、長春在高校“人才競爭”中的損失最為明顯，淨流出“長江學者”分別為11人和10人，此外南京、哈爾濱、蘭州的人才損失也比較明顯（見表3）。
高校：上交大、首師大、浙大最為獲益
由於“長江學者”主要集中在我國的研究型大學，因此在大學間的流動數量最多，而“跳槽”到科研院所、政府和企業的人數較少（見圖7）。
表4可以看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吉林大學等輸出的“長江學者”人數較多，均超過10人；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輸入的“長江學者”人數最多，分別為11人和12人，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輸入的“長江學者”數量也較多。
從人才流動獲益的角度看（見表5），上海交通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和浙江大學在高端人才淨流入方面位居前三位，是高校日趨激烈的人才競爭的“獲益者”；北京科技大學、廈門大學、天津大學、暨南大學等處於人才順差的第二梯隊。
與此相對，華中科技大學和吉林大學處於嚴重的人才逆差狀態，是人才流動“東北部困境”和“中西部危機”現象的主要代表；此外，南京大學、湖南大學、中南大學、蘭州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也是人才流失較為嚴重的高校。
為具體分析“長江學者”的流向以及高校間的人才流動網絡，本研究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長江學者”在高校間流動的雙邊以及多邊關係進行了具體分析。圖8展示了“長江學者”流動的清晰路徑以及大學間的網絡關係圖（“圓圈”代表輸出機構，“方形”代表輸入機構）。
從人才輸入機構來看，以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為代表的、位居核心位置的高校，是主要的人才輸入地或人才流動的“獲益者”，與其他高校形成了一個人才流動較為複雜的網絡圖；而位居邊緣、數量較多的高校，儘管也是主要的“長江學者”接收機構，但其規模較少，因此主要是高校與高校間的雙邊關係。
從人才輸出機構來看，以吉林大學為例，其人才流向包括華南師範大學、燕山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根據路徑密度可以判斷，進入清華大學的人數最多。
最後，從高校間的互動頻率來看，北京師範大學與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北京大學與武漢大學等在人才流動中互動頻率較大，雙邊人才流動的人數較多。
從191名“長江學者”所在原單位和新單位的類型來看，“長江學者”存在“雙一流”高校的高度集聚現象，78.1%的長江學者“供給者”屬於“雙一流”建設高校，52.36%的接收者亦是如此（圖9）。
在本研究中，平行流動（即流動方向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等）的人數最多，這與“長江學者”在“雙一流”高校的聚集程度有關；向下流動（即流動方向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一般大學）的人數多於向上流動的人數（見圖10），這與一些研究略有差異。
一般認為，高聲望大學具有更好的科研資源，因此在高端人才流動上具有更高的吸引力，不過，在人才流動上，聲望本身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往往需要與區域經濟發展、區域創新活力以及大學治理理念等因素結合起來共同發揮作用。
全國引進長江學者數量最多的10所高校
從高校層面來看，對高端人才的爭奪源於這些國家級“人才帽子”在高校招生、排名、學科評估、經費支持、高水平論文發表和項目申請中的象徵和“品牌”意義，以及這些學者擁有的豐富學術資本、學術網絡和學術影響力。因此，人才流動伴隨著學術資源的轉移。
本文對引進“長江學者”數量最多的前十所大學的“雙一流”情況進行了統計。從表6可以看出，除首都師範大學外，位居前十的大學均是我國傳統“名校”，既是原來的“985”大學，亦是現在的“雙一流”高校。
首都師範大學是唯一一所從普通高校晉升為“雙一流”高校的機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端人才引進與快速提升大學聲望間的正相關關係。從另一個角度看，人才流失亦是大學聲望危機的最主要表現形式，從顯性來看，會直接影響大學和學科排名及競爭力。
結論：高端人才不存在過度流動問題
通過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職業流動的分析，本研究提供了當前我國高端人才流動在地域特徵和機構特徵兩個維度上流動規模、方向和頻率等方面較為準確的數據，也部分回答了“孔雀東南飛”、“中西部危機”和“東北部困境”等現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實際的，以及在“挖人大戰”中的獲益者與失利者具體的得與失。通過這一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個主要結論：
第一，從地域特徵來看，“中西部危機”與“東北部困境”一方面表現在人才輸出的規模上，但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地區乏力的人才吸引力。
從統計分析來看，華東和華南地區是高端人才流動的首選目的地；吉林、湖南、甘肅、黑龍江等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面臨著較為嚴重的人才逆差，而在東部地區，只有江蘇的人才逆差較為嚴重；具體到城市，長沙、長春、南京、哈爾濱、蘭州面臨著較為嚴重的人才逆差。
第二，從機構特徵來看，受制於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創新環境以及高校政策和環境的差異，位於東南部的高校在人才吸引上具有一定的天然優勢，短期內獲得了學科發展的高端人才，諸如上海交通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浙江大學等可以視為人才流動的“獲益者”。而位於中部和東北部的大學則在人才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從知識生產和創新的視角來看，這種人才的單向流動，儘管可能會產生人才聚集的生產力倍增效應，但也會使我國高端人才流動所帶來的“增量效應”難以充分展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零和博弈”。
第三，從組織視角來看，通過引進高端人才來實現高校聲望的快速崛起是一條可複製且便捷的路徑，這一認知加劇了高校對高端人才的爭奪。
總體來看，我國高端人才不存在過度流動的問題，“人才流動的無序狀態”也並不表現在人才流動的規模和頻率上，而是人才流動的方向以及由此造成的區域、機構間的結構性失衡。
（本文原文刊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總第269期），題目為《高校“人才爭奪”：誰是受益者？——基於“長江學者”獲得者的實證分析》，部分內容參考一讀EDU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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