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馬甲”背後的法國“夾心層”

□本報記者 韓冰 巴黎報道

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日前仍在持續發酵。筆者最近多次走上街頭和“黃馬甲”零距離接觸,傾聽了由下層階級(收入低於中產但尚高於貧困線的階層)和中產階級聯合組成的法國“夾心層”們的複雜心聲。

鬍鬚灰白的園藝師勒洛朗·德尼堪稱法國下層階級的代表。記者在巴黎凱旋門下見到他時,他正連續第5個週六參加“黃馬甲”示威。

他從事園藝工作20多年,家有兩個孩子,目前月淨收入1600歐元,妻子在一家保險公司做普通職員,月淨收入大約1600歐元,夫妻二人月淨收入雖然達到3000多歐元,但能攢下的錢並沒有多少:收入所得稅月繳約550歐元,居住稅約合每月75歐元,每月食品支出600-700歐元,每年給兩個孩子支付學費總計約2500-3000歐元,合每月200-250歐元,此外,養老保險、車險、房屋險等保險費用每個月約150歐元。雜七雜八算下來,每個月兩口子也就能攢下1500歐元左右。

“最近六年,我和家人很少出國休假,算下來只出國旅遊過一個星期的時間。按照現在的收入狀況,等到我60多歲只能領退休金時,財務狀況會比較艱難。我擔心自己的未來,而現在的總統馬克龍不會考慮我們的感受!還有讓我感到不公平的是,你看那些難民來了有房住,有錢拿,我們工作的人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從示威現場到電視鏡頭裡,再到報紙期刊的字裡行間,勒洛朗·德尼們的聲音始終是“黃馬甲”抗議潮中最嘹亮的聲音之一。法國里爾政治學院研究示威運動問題的學者埃迪·富日耶說,這一類“黃馬甲”或許是農民,或許是小商販,或許是企業職員,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收入比法國的貧困人口高,他們參與“黃馬甲”並不是因為已經貧窮,而是擔心將變得貧困。

在一家教育機構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妮娜則是“黃馬甲”運動中的中產階級代表。妮娜個子不高,面容和藹,談吐文雅。她說:“我每個月淨收入3000多歐元,生活得很好,我來示威不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為了幫助比我窮困的人。馬克龍完全沒有傾聽到那些處於困難人群的呼聲。舉個例子,他取消了針對特別富有人群徵收的‘鉅富稅’,卻給所有人增加居住稅,富人上繳的稅收大量減少了,窮人們每個月卻因此要多繳5歐元,這不公平。”

在妮娜闡釋的道義動機背後,實則深深蘊含著法國中產階級對政府不斷加重稅收感到厭煩以及對於他們作為社會中堅自身地位和利益卻沒有得到精英階級尊重的不滿。

一些受訪者向記者清晰地描述了這種心態:“我們是中產,可是政府根本沒把我們當人看,各種稅那麼重,忙來忙去,到頭來給政府打工、給銀行打工、給員工打工,落到我們自己手裡的沒幾個錢。而且作為小企業主,感覺政府就是不在乎的,哪天生意撐不下去了,還會有新人再入這個局。馬克龍上臺以來,想各種辦法找錢,結果是停車罰款上漲,處處停車都要錢,銀行也轉嫁政府壓力問我們要錢……”

“去年底,我給我們店的員工發了1萬歐元的年終獎,結果足足支出了3萬多歐元,另外兩萬多歐元全都交給了法國政府。比如,前一陣我收到一個通知,說是企業要給員工交的一種保險費率上調1個百分點。我看了覺得特憋屈,說實話,算下來倒沒多少錢,一個月也就多繳100塊歐元,但這真的讓人感覺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三類走上街頭的“黃馬甲”,則是收入不高、懷有反資本主義情結的年輕人。以家住巴黎郊區的20多歲的年輕人米歇爾為例。他在一家電信公司上班,主要收入來源是銷售提成,月均不到1000歐元,這個水平甚至還沒達到最低工資標準,不過他說自己由於和父母住在一起,經濟上暫時沒有困難。

“我參加‘黃馬甲’運動是因為覺得現在的法國政客只知道欺壓人民,我現在不信任法國任何政黨和政治人物,選舉也從不投票。”米歇爾強調,他認為應該建立一種參與式的民主,但對於這種民主具體如何組織和實現則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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