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言按:本文涉及的三位人物皆是2018年去世的,一個人的背後是一個時代的變遷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裡。
要問燕子你為啥來,燕子說:這裡的春天最美麗。
小燕子,告訴你,今年這裡更美麗。
我們蓋起了大工廠,裝上了新機器,
歡迎你,長期住在這裡。
似乎每一箇中國人都能哼唱這首兒歌。這是1957年的電影《護士日記》的主題曲,片中主唱就是女主角扮演者王丹鳳。這部電影在當時非常火,甚至影響到男青年的擇偶標準,女護士一時間炙手可熱。
今天的年輕人或許不知道王丹鳳是誰,香港歌星羅文在回憶幼時在廣州讀小學的時光時曾說:
我從前在廣州念小學的時候,班上分成兩派。一派迷王丹鳳,另一派迷王曉棠。我是王丹鳳迷,我的偶像就是王丹鳳。
如果說對於美女的定義不好下,那麼王丹鳳的容貌就可以作為對這個詞彙最好的註腳。一貫挑剔,而且甚是毒舌的張愛玲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也稱讚王丹鳳美:“寧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鳳,我想是沿海史前人種學關係。”
生於1924年的王丹鳳,於1941年被導演朱石麟發現,年僅17歲的她開始步入影壇,不久就以《新漁光曲》中的漁家女角色而聲名鵲起,被被影界稱為“小周璇”。
很多梳理王丹鳳電影生涯的文章似乎都不會去提及那部拍攝於1944年的《春江遺恨》。這部電影的投資方是1943年成立於上海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影”,其中日本映畫配給社佔25.5%的股份,日方主持者是日本著名電影人川喜多長政,中方負責人是上海聞人張善琨。此時的上海早已淪陷數年,汪精衛的南京偽政府是這座東方魔都的名義統治者。
這部《春江遺恨》的拍攝目的是宣揚所謂的中日親善,挑起中國人對歐美的仇恨:
在大東亞戰爭日益嚴酷的今天,沒有任何事比日華聯合更有必要、更切身的了。這已不是理論、到了實踐的時刻了。我們日本人必須緊緊地抓住中國人的心,要讓中國人知道真正的日本,從靈魂深處相信日本是可以信賴的,當務之急是要暴露並讓他們看到盎格魯撒克遜鬼畜的本性,以剷除崇拜英美的感情。······
王丹鳳在影片中扮演的是女二號桃花,太平軍將領沈翼周的妹妹,也是影片中高杉晉作和沈翼周結識的媒介。日本人的英雄正面形象和英美鬼畜的齷齪卑鄙,正是通過沈家兄妹的遭際體現出來。
用今天的話來說,這部《春江遺恨》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精日”電影。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上海司法機關曾對《春江遺恨》中的所謂“附逆”藝人傳喚問訊,女主角李麗華和王丹鳳一時間成為輿論指摘對象,但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因為中國政局變幻莫測,內戰到了關鍵時刻,“或明或暗,國、共雙方都想贏得文藝界的支持,拿幾個女演員做替罪羊,對誰都沒什麼大的好處。”
經歷風潮之後的王丹鳳在今後的電影生涯中非常重視政治正確,愛國進步成為她的符號標籤。1946年,在國泰電影公司的主旋律電影《民族的火花》中,王丹鳳展現了一位忍辱負重的抗日女英雄形象。
1948年,王丹鳳與很多藝人一樣,懷著對未來不可預知的惶恐,去了香港。在港期間,王丹鳳在長城、南國等影片公司主演了《無語問蒼天》、《瓊樓恨》、《方帽子》等十幾部電影。
1950年11月,逡巡已久的王丹鳳做了一個重要決定,回到了她藝術生涯的起點——上海。追求政治進步的王丹鳳,似乎是要與過去的歲月決裂了。正是王丹鳳回到上海不久之前,那位曾經讚美過她美貌的張愛玲卻對新時代有了強烈的不適。1950年7月24日的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風華絕代的旗袍才女張愛玲與周遭灰藍中山裝相比之下,顯得格格不入。
這是一個與以往迥然不同的時代,上海早已不是她們熟悉的那個城市。1951年,黃金榮在大世界門前掃街的照片刊登在滬上很多報紙上。時代真的變了,變革的力量滲入骨髓,王丹鳳們表現了極強的適應能力。
1962年春天,王丹鳳出演喜劇片《女理髮師》女主演,與以往嬌美柔弱的上流社會女性形象不同,王丹鳳詮釋的是一位新時代的勞動女性,這對於她個人而言似乎又是一個讖言,預示著日後人生的某種軌跡。
1961年,王丹鳳與趙丹、白楊、張瑞芳、上官雲珠、孫道臨、秦怡等22人一同當選為“新中國人民演員”,坊間稱為“二十二大電影明星”,這算是新時代給與舊人物最高的認同。
形勢畢竟比人強,史無前例的年代到來之後,無論如何緊跟,也難以避免被洪流吞沒。“好學深思,文思敏慧”的文藝女星王瑩曾經與一位藝名叫藍蘋的女星競爭“賽金花”一角,這件事決定了她日後的噩運。
同樣名列“二十二大電影明星”的上官雲珠與王丹鳳一樣是舊人物入新世界,同樣努力調適自己。1956年1月10日,偉人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親切接見了這位昔日上海灘紅星。偉人的光輝照耀了許久,但是1968年11月23日,美人縱身一躍,終究香消玉殞。
相較於王瑩、上官雲珠等人,一貫謹小慎微的王丹鳳在那個年代受到的衝擊也是最小的。浩劫之後,王丹鳳的電影作品不是很多,於1982年便正是息影。1992年,參透世事的王丹鳳與先生柳和清攜手赴港,創辦功德林上海素食館,在夫婦二人的潛心研究下,飯店揚名香港美食界。看透即是風輕雲淡·······
2.
正當王丹鳳伉儷赴香港創辦功德林的這一年,她的浙江同鄉查良鏞將畢生心血《明報》出售給商人于品海,到英國牛津大學當訪問學者,重圓他那個被小說創作耽誤的學者夢。
創刊於1959年的《明報》原本只是面向香港小市民生活的小報,在創刊的第一年,銷量只在千份上下起伏,虧空嚴重。若無金庸的《神鵰俠侶》連載支撐,恐怕早就關門大吉了。
1962年,受內地經濟建設狂熱主義影響,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金庸的《明報》卻大聲疾呼,關注大陸難民。因為有如此時政的敏感性,《明報》的發行量由萬餘份飆升到4萬份,其真善和勇敢的形像,深入民心。
1966年,大陸政治形勢突變,也慢慢影響到香港。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中,香港商業電臺主持人林彬被所謂激進“左派”列為暗殺頭號目標人物,金庸名列第二,諢名“豺狼鏞”。1967年8月24日,林彬在上班途中遭兩名偽裝成修路工人的暴徒伏擊,被燒成重傷,送院後不治。
金庸為何會成為香港“左派”切齒痛恨之人呢?只因在“六七暴動”期間,金庸主持的《明報》堅決反對左派過激行動,抨擊他們“將愛國一詞竊為己有”,“凡是擁護他們的就叫做愛國,反對他們的就叫做賣國”。
畢竟還是懾於暗殺威脅,金庸在林彬被殺不久之後避居國外,並開始撰寫《笑傲江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會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江湖並不比廟堂簡單,卻有著比廟堂更為血腥的權斗方式,當江湖成功轉型為廟堂,又會將叢林法則帶入本該有一定底線的廟堂。
《笑傲江湖》中的任我行,原本是個具有“奇理斯瑪”(charisma)特質的領袖,而且他對於日月神教應該是個有過不世之功的人,恐怕是在關鍵時候挽救了教。任我行的殺手鐧本事是吸星大法,還有從華山搶來的《葵花寶典》殘本,另有獨門暗器“黑血神針”。
任教主在黑木崖上就是絕對的王,但是他並不滿意僅僅當神教的王,更有雄心去剿滅五嶽劍派,解放被那些所謂“正派”壓迫迫害的江湖人士,讓日月聖旗高高飄揚在華山之巔。
任教主是不世出的領袖,深受教眾愛戴。出身貧苦,很早就投身聖教偉大事業的東方不敗靠著赫赫戰功成為聖教的副教主。歌頌任教主、讚美任教主,這就是東方副教主最重要的使命。
最終,野心膨脹的東方副教主終於出手。黑木崖上發生了一場政變,東方副教主成了新的當家人,任教主則成了西湖梅莊的囚徒。
天要其亡,必使其狂!與其說是東方教主陰謀得逞,不如說是任教主以身為餌,當然代價有點太大了。東方不敗如願以償,拿到了殘本《葵花寶典》,自以為可以成為武林至尊。哪裡想到,這正是任教主的後手,任老先生設局令東方不敗成為不男不女的怪物。
原本就缺乏威望的東方教主,只能依靠吹牛拍馬、自我膨脹來建構他那虛弱的領袖地位。什麼“日出東方,唯我不敗,東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喊得久了,自己也就信了。
邪教如此,五嶽劍派的左冷禪、嶽不群不也如此嗎?被權力異化的靈魂大都有太多的一致性。
1980年5月,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中寫道:
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不顧一切地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大鬧一場,悄然離去,其實老爺子早已洞悉中國歷史的密碼。
3.
還是在那個1992年,作家鄭淵潔在長篇童話《蛇王阿奔》裡,就描寫了一個阿奔與某氣功大師的徒弟比拼的場景,雙方比拼“功力”,看誰能把三斤米飯送進對方的肚子裡。這個童話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氣功熱,而提及這輪狂躁,就不得不提到那位傳奇了本溪工人張寶勝了。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報》上驚現一篇文章《大足縣發現一個能用耳朵辨字的兒童》,12歲的四川鄉村小學生唐雨便以耳朵能認字聞名全國。這種有悖於科學常識的事情,在當時被稱為“非視覺識字”。除了耳朵之外,還有胳肢窩認字、腳板底認字等等奇談怪聞。
令今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很多科學界人士加入了這場狂熱之中。上海大學辦的學術期刊《自然雜誌》1979年12期還曾經刊發過大足縣當地的《關於唐雨耳朵辨色認字的考察報告》,這份報告最後的結論是:
唐雨的耳朵能辨色認字,是客觀存在、千真萬確的事實,任何人也否定不了。至於唐雨的耳朵為什麼能辨色認字之類的問題,有待於專家、學者繼續探討,深入研究。我們的責任是客觀地、如實地反映情況。
所謂的“非視覺識字”盛行之時,一個叫張寶勝的遼寧本溪鉛礦勤雜工被傳出會用鼻子嗅字,不久聲名鵲起。張寶勝甚至以此“異能”贏得了廣東籍某老帥的青睞,竟然登堂入室。1983年6月,這個只有初中文化的勤雜工被調入國防科工委507所。
張寶勝堪稱上世紀80年代的奇蹟,他的“異能”被高層人士追捧,被吹成"神人"、"中國聖人"、"國寶級氣功師"、"活佛菩薩",甚至還享受到了專車、專宅、專職服務員的中央領導級的待遇。張寶勝的拿手本事是所謂的“隔空取物”,譬如說面對一個裝著藥片的瓶子,他可以不打開瓶蓋,純用意念取出藥片。
1987年1月16日,已經是507研究所工作人員的張寶勝應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去北京廣濟寺做現場表演。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對張寶勝深信不疑,還說:“我們佛教徒要對這些“小事例”作大研究,加深我們對心與色、色與空的認識。”
1980年2月4日至10日,“第一次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在上海召開,這是由那本《自然雜誌》主辦的會議。這次會議竟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耳朵認字這種人體特異功能的真實性現已為公眾所證認。
這次會議之後,1980年6月,錢學森赴上海訪問了《自然雜誌》,表示了自己對特異功能研究的支持,他認為:
從古以來,人沒有能動地去發掘人體的潛在能力,今後應該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研究,自覺地發掘人的潛力。所以對中醫理論、對氣功、對特異功能,都要進行研究,最後都可歸結到開發人的潛力上來。
在錢學森的支持下,所謂的“特異功能”又被稱為“人體科學”。有了舉國知名的大科學家的支持,特異功能更是大行其道。在那個年代裡,很多現代科技都難以解決的問題,“人體科學”、“特異功能”都會有辦法。
《特異功能者處理的超導材料熱分析研究》、《降神附體風習與催眠術和人體特異功能》、《略談“特異功能找礦”》這些如今看起來都不倫不類、荒唐可笑的文章題目,在當年可都是正經學術期刊裡的科研論文,譬如對於特異功能找礦,論文裡有這樣一段話:
······就我們二十多次實驗結果來看,也足以證明人體特異功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從在場參加實驗的人員的感受上也能說明問題。······更使人驚奇的是有位練氣功多年的工程師,在特異功能者現場觀測礦體時,他也“借光”看到了礦體。······在傳統的地質工作中配合“特異功能找礦”,必將使地質工作出現一個新局面。
這篇奇文發表於1991年第2期的《地質科技情報》雜誌,署名單位是國家教委中國人體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地質大學人體科學研究所。在錢學森先生大力倡導人體科學研究的背景下,當時舉國上下,很多高校、科研機構都成立了所謂的人體科學研究機構,有關科研項目也有不少。
無論是特異功能,還是人體科學,最終都被鐵的事實無情打臉,那是荒誕不經的偽科學與中國傳統江湖把戲的雜糅而已。1994年12月5日,國家發佈了《關於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
要明令禁止有關涉及封建迷信或尚無科學定論,有違科學原則和精神的獵奇報道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宣傳。劃清界限或暫時不能定論的內容或活動,應嚴格加以控制。
如果說上世紀末的這些非理性狂潮有其時代侷限性,那麼如今這樣的一幕又當如何解釋呢?難道真的是始於科學,終於玄學嗎?
2018即將過去,未來又會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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