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與利他都是“經濟人”可能具有的兩種行為特性和行為傾向，利己主義是一種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行為，利他主義是一種以追求他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行為。由於數千年的多種私有制支配了人類社會，似乎那些不受提高他們自己物質福利慾望所驅使的個體，將被那些為自私的動機所驅使的個體所取代。然而也有經濟學家聲稱，利他的個人也可能在這樣一個嚴酷的物質世界裡生存。在貝克爾那裡，利他主義行為被認為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
貝克爾採納了個體理性這一傳統經濟學概念。理性的行為者被假定為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函數。但是在貝克爾的分析中，“效用函數”與“有效資源”都是在非傳統的意義上給出的。對利己主義者i實施幫助的利他主義者b的效用，被假定為不但是b自己消費的函數，而且也是i消費的函數。而且，類似的，b的有限資源，即“基本的”預算約束，被貝克爾稱為社會收入。社會收入不僅由b自己的收入組成，而且也由i的收入對b的價值組成。在這一設置下，如果b能向i轉移貨幣而沒有任何貨幣損失，那麼當b向i轉移足夠的貨幣，從而使b自己消費的一個小的改變正好與i的消費改變有相同的邊際效用時，就達到了一個均衡。貝克爾從這個分析推斷出來的理論結果就是著名的“壞小孩定理”。該定理說，事實上，利己主義的“壞小孩”i可能被“大父親”（b）的利他主義所誘導，彷彿i也是利他主義的。因為從i自己（利己）的利益出發，可以預期到b傾向於以這樣的方式轉移（給定b的利他主義）以至於b的處境也得到改善。這就不僅增加了b的“主觀效用”，而且也通過i的行為改善了b的“客觀”收入。
壞小孩定理可被認為是包含兩個相關的結果。第一個結果與壞小孩（i）在預期到父親（b）的利他行為時的表現有關。第二個結果與利他者父親獲得的“客觀”利益有關。
但是網絡上充斥著如此多的“壞孩子”，他們胡作非為卻能得到一切。對此，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的“壞孩子”定理其實早有準備。它試圖闡述的一個結論是：在一個“利他主義”（有利於他人）系統中，有頭腦的孩子知道什麼時候踢姐姐對他有利，而什麼時候這樣做對他不利。網絡就是這樣一個“利他主義”系統，任何人都能“平等”地說話、做事，並得到多種免費服務。
同時，這裡缺少必要的規則、懲罰和獎勵，所以日益成為“壞孩子”的天下。“壞孩子”能夠得到的比別人更多，這在客觀上強化了做“壞孩子”的意願。那些願意為別人犧牲自己利益的人逐漸被淘汰掉，“好孩子”開始反思“善”是否是導致自己失敗的根源，於是，更多的“壞孩子”基因存活並茁壯繁衍起來。在解釋“善”與“惡”的問題上，經濟學一貫很少涉足，但是，現實生活中的“善”與“惡”同樣符合“壞孩子”定理的基本思辨。
在一個規則不甚健全的社會（或團體）中，“惡”者往往能夠得到更多的既得利益，從而強化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不少人於是感到更困惑，那麼說，選擇做“惡”豈不獲得“成功”的概率更大？也不盡然，人類天生也是“利他”的，比如：對待自己的孩子、親屬、朋友。“利他主義”通過相互合作，可以實現不僅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他人的好結果，從而使每個受益者都願意主動採取有效的“利他行為”來對待整個利益團體裡的人。事實也證明，一個團體中有“利他主義者”，就會比沒有“利他主義者”的團體更容易獲得成功。所以，當規則的完善速度追得上“壞孩子”的基因遺傳速度時，“善”者才能夠更好地存活下來。也就是說，當網絡炒作的成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道德成本、機會成本等）足夠大，大到超過“壞孩子”的獲利時，“壞孩子”才會逐漸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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