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裡，居民消費一直處在升級通道，不過，每個階段的升級速度並非一成不變，主要推動力也不盡相同。
眼下，國人的新一輪消費升級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著，那麼此輪消費升級的步伐是快還是慢？又有哪些因素在背後起作用？且看下文分析。
城鄉居民消費升級速度衡量
由於消費升級的重要標誌之一是消費結構的優化提升，業內通常採用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度來表徵居民消費升級的速度。
這裡的結構變動度，是指平均每年消費結構的變動程度，結構變動度越大，表明居民消費升級速度越快，反之則越慢。該指標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計算：
其中，V、K和t分別是結構變動度、結構變動值和所要測算的時間距離，
為第j 年第i項消費支出在總消費支出中所佔的比重。
基於這一算法，可以採用歷年《中國統計年鑑》中的有關數據，對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變動情況做一個測算。為了更加精確地反映不同階段居民消費升級速度的差異，我們大體以五年為一個短週期，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分段考察（參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動幅度大體上是逐個階段上升的，尤其是在1995年~2000年期間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為6.3%；而後的10年裡，結構變動度由高點依次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後，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再次有所回升，由前一階段的1.66%上升至3.91%，為1985年至今的第二高。
與此同時，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動走勢同城鎮居民大體上是一致的，都是在1995年~2000年期間達到數值上的最高點，此後出現下降態勢。不過在2005年以後，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開始出現反彈，並穩中有升，從2005年~2010年的3.03%升至2010年~2017年的3.05%。
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自1985年至今，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國人收入的持續攀升，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升級速度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加速到趨緩再到“提速”的變化過程。而2010年以後的“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當前正在發生的全民消費升級熱潮。
居民消費升級的主力隨時代變遷
不過，看似消費升級提速的近些年，其背後或許另有他因。
我們依然可以從數據中洞悉。基於前文的測算，進一步分析不同階段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究竟是由哪些支出的變化所引起，這可以通過不同支出項目對消費結構變動的貢獻率來衡量。按照《中國統計年鑑》的統計口徑，居民消費支出項目主要包括食品菸酒、衣著、居住、交通通信等八大領域。
總體上看，國人在不同時段的不同支出項目對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呈現出較大的差異，不過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消費結構的演變趨勢大體上都表現為相同的趨勢，即2000年之前，食品類消費支出比重的變化對消費結構的變動有著決定性影響，而2000年以後則是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與醫療保健等服務類消費領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參見表1、表2）。
這與改革開放至今，居民消費內容的變遷基本上吻合，即從解決溫飽到家庭耐用消費品，再到汽車與服務消費的演進。而近些年，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佔比有抬頭趨勢，或許反映了國人飲食消費結構的升級，即對於更為健康、優質以及能夠帶來愉快體驗的飲食有了更高層次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017年，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變化中，有47.07%是由居住消費支出貢獻的，而前一階段的2005年~2010年，居住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僅有3.49%。考慮到2010年~2017年的城鎮居民消費升級明顯“提速”，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2010年以後，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劇烈變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在居住方面的支出較過去有了一個大幅度的增加。
相比之下，2010年~2017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等服務消費領域的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較2005年~2010年均有大幅度的下滑，分別從26.27%、21.08%和13.13%降至4.17%、1.57%和2.93%。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10年以後，城鎮居民在服務領域的消費升級步伐大幅減緩，原因大致有二：一來，可能是由於居民消費結構在既有需求層次上繼續提升的空間愈發有限；二來，人們的服務性消費被其他領域消費的增加所擠壓。
現象背後的深意，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需警惕高房價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制約
其實，居住消費支出的增加是居民消費升級的重要表現之一。國際經驗表明，當居民收入提高並達到一定程度時，滿足和改善居住的需求開始凸顯，此時居住支出的比重也會相應提高。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時，房地產進入高速發展期，住房消費成為大眾消費的主要內容；而人均GDP進入4000~8000美元時，房地產進入穩定快速增長期。
就我國而言，2001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此後便一直處於增長狀態，這讓國人擁有了相當規模的儲蓄，能夠為購買住房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撐。此外，住房制度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於居住需求的滿足方式，這便在短期內釋放出大量的住房消費需求，進而帶動了國人的消費升級。
從數據上看，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998年的18.66平米上升到2016年36.6平米（參見圖2），接近翻一番，城鄉居民的居住消費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則由1998年的9.43%和15.07%上升至2017年的22.76%和21.48%。
然而，雖說居住需求的改善是全社會範圍內普遍且重要的消費升級方向，但這其中隱含了一個前提假設——居住價格（包括購買價格和租賃價格）的變化相對穩定且可以預期。事實上，近些年全國範圍內的房價輪番上漲，以及一線城市房租不同程度的上漲，大大抬高了國人的居住成本，進而對其他方面的消費造成了“擠出效應”，2010年~2017年城鎮居民的服務性消費支出對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大幅度下降可以印證這一點。
面對住房領域高企不下的大額剛性支出壓力（比如房貸、租金等），人們勢必要在其他消費項目上節流，這便制約了居民消費升級的步伐。數據顯示，中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居民債務佔GDP比重）從200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49%，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的回落（參見圖3）。
由居住支出的激增導致的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大幅度變動，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是一種“不健康”的消費升級。因為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服務性消費逐漸取代商品性消費的主導地位，幾乎是居民消費升級的必然趨勢。可近些年，服務性消費的引領性作用似乎正在減弱。不過，隨著全國範圍內的樓市調控效果顯現，不少城市的房價正在向理性範圍迴歸，未來人們或許會有更多的“活錢”用以追求高質量商品和服務，而居民整體消費升級的步伐亦會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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