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諸己：美國“新聞業危機”的三種話語

王辰瑤，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網絡時代新聞報道觀念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4CXW001）成果之一。

面對新聞業在商業模式、生產常規、文本形態、與使用者關係等多個方面遭遇的鉅變和挑戰，很多“圈內人士”諸如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紛紛啟用“危機”（crisis）一詞來概括和分析新聞業當下的狀況。而由這些變化引發的所謂“危機”的研究和言說，構成了“新聞業危機”話語。

本文著重分析近年來國際新聞學英文文獻中各種新聞業危機話語的內容、特徵、因果論述和行動邏輯，意在一方面呈現英語文獻中關於“新聞危機”的話語建構，並通過比較不同的“危機話語”之間的異同及探尋它們之間的交鋒，歸納業界和學界對於新聞業危機的理解，以及其中蘊含的行動指向；另一方面也試圖建構一個“元話語”分析的案例，並經此展示考察話語爭鋒的“元話語分析”路徑。

雖然缺乏嚴格意義上的中美新聞危機比較研究，但在傳播技術和經濟活動都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危機”同樣也已成為中國新聞界的基本話語輪廓（李豔紅，陳鵬，2016）。本文試圖釐清美國“新聞業危機”的多元話語，也就含有另一重“反觀諸己”的企圖，即通過展示新聞學英語文獻分析審視美國新聞業自身變遷、困境及未來的話語呈現，亦能給處於中國語境之中的我們某些啟發。

一

作為話語的“新聞業危機”

一些新聞學研究者已經意識到“危機”一詞具有特定的話語含義。吉特林（Gitlin，2011）認為，新聞界之所以使用“危機”（crisis）來描述自身的問題而不使用“問題”（issue），是因為一個“問題”往往意味著可被解決，而“危機”聽起來卻“極為嚴重”。翟利澤（Zelizer，2015）援引鮑曼的觀點，認為討論“危機”時，我們首先傳達的是不確定的感受，因為我們對事物可能展開的方向一無所知；其次，“危機”敦促干預，以減少不確定性，因為“危機是一個有效的處理不確定性焦慮的話語反應”（Wallerstein，2004：39）。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關涉文本來源包括：2008年以來在國際新聞傳播SSCI刊物上發表的以新聞業危機為關鍵詞的學術論文；來源於皮尤新聞與媒體項目、尼曼報告、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路透新聞研究中心等知名機構的、討論新聞業危機和重建問題的重要研究報告；新聞學研究者、業界分析家和評論人士出版的論文集和專著等。

“話語”是一個在不同學科被廣泛使用的術語，如果按照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1995：21-32）的分類，僅媒介話語分析的路徑就至少有六種。而費爾克拉夫在此基礎上帶有點“集大成”意味地提出“批判性媒介話語”（critical media discourse）的理論路徑。這一理論內含兩個彼此交叉的分析視角，一為“傳播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一為“話語規則”（the order of discourse）。從傳播事件的話語框架可體現出對其背後深層話語秩序的採用，比如如何在內部生成、再生產或重新結構話語邊界，以形成不同的話語類型，以及各種話語類型之間的關係（Fairclough，1995：60-62）。本文大致採用這樣的思路——從“新聞業危機”這樣一個新聞學界和業界對一系列傳播性事件構成的描述新聞業現狀的話語集簇入手，剖析其體現的言說新聞業的深層話語秩序，及其內在張力。

因為這一問題是指向新聞業自身的，本文亦借鑑了美國學者卡爾森（Matt Carlson）在“元新聞話語理論”（Theory of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中提出的分析性概念。“元新聞話語”概念源於語言學對“對象語言”和“元語言”的分類（Eason，1977）。當人們討論一個對象時，所使用的語言被稱為對象語言，而當人們談論語言本身時，所使用的語言被稱為元語言。如果把這一語言學的分類運用於新聞領域即可看到：當人們通過新聞來認知世界時，這時的新聞（主要指報道）可視為一種複雜的“新聞話語”（news discourse）；而當人們談論新聞自身時，這種“關於新聞的公開言說”則被視為“元新聞話語”（Carlson，2014）。相比於新聞話語，元新聞話語分析常常是缺位的。

卡爾森（Carlson，2016）的“元新聞話語理論”模式，與本文密切相關的有兩點：首先，這一理論認為新聞並非是確定無疑的、穩定的、獨立的知識生產，而是植根於轉變的社會、經濟、技術、文化語境中的多元實踐。研究者通過考察元新聞話語的不同的講述者、時空節點、講述對象和主題，有可能呈現出一個不斷討論新聞業基本問題和核心理唸的話語空間，而這正是理解當下鉅變中的新聞業，也是建構未來新聞業所需要的空間。

其次，本文借用元新聞話語理論的三個闡釋性過程來理解“新聞業危機”話語。這三個闡釋性過程分別是：定義（definition making）、定界（boundary setting）與合理化（legitimization）。考察“定義”和“定界”，旨在建立“區分”，探討新聞危機話語背後的話語秩序及其內在話語類型的不同；考察“合理化”，則旨在建立“協商”，探討行動者如何可能經由新聞危機話語，不斷協商對新聞的理解。

本文分析發現，從“區分”層面上看，“新聞業危機”話語內部對危機本質的界定不同、對危機如何影響新聞業與社會以及由此應該如何展開危機應對的觀點不同，對新聞業社會角色這一“元新聞”問題的深層理念也不同。在此基礎上，本文將新聞業的危機話語區分為三種基本的話語類型：盈利危機話語、結構危機話語和觀念危機話語。當然這一區分帶有韋伯式“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色彩，旨在通過對一些典型元素的“抽取”和“組合”，盡力使“新聞業危機”這樣複雜的話語清晰化，以便於理解和對話。

二

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

新聞業的盈利危機話語可能是關於當下新聞業處境的最醒目的敘述方式。這是因為，首先，新聞業的盈利危機話語建立在可見的、急劇下滑的新聞媒體商業收入數據之上，這是說明“危機”最直觀和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其次，擁有話語權的新聞從業者自身是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的主要講述者。不難理解，對新聞行業危機反應最強烈的，就是受影響最大的新聞人自己。一項對《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和《紐約時報》如何報道報紙自身危機的研究發現，超過四分之一的報道使用了“死亡”意向（Chyi，Lewis & Zheng，2013）。有意思的是，一些沒有遭受嚴重盈利危機的國家，也把盈利危機作為公共討論新聞業狀況的核心話題（Brüggemann，et al.，2016）。

以媒體從業者和分析人士為主要表達者的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把危機視為外部問題，對危機的看法也不斷隨外部因素的變化而變化。這使得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表現出較大的矛盾性，在情緒上也顯得較為脆弱多變，時常在樂觀與悲觀的兩極翻轉。一些研究者認為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存在諸多認知盲點，如聚焦於短期的急劇變化而非長期的趨勢、僅把危機視為外部威脅而缺少對媒體自身的反省；而且媒體訴諸悲情主義的自我“唱衰”，固然可能是一種引發社會關注的策略性框架，但這種強烈的應激反應亦可能傷害新聞業的文化權威（Chyi，Lewis and Zheng，2013）。

電影《頭版編前會：紐約時報內部故事》海報

記錄2009-2010年間《紐約時報》面臨的危機及轉型努力的獲獎紀錄片《頭版編前會：紐約時報內部故事》（Page One: 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是這類危機話語的典型文本。該片將危機歸咎於突如其來的外部因素——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在線新聞網站的湧現，尤其是那些免費的在線新聞內容奪走了讀者，蠶食了報紙的收入。影片也記錄了傳統媒體人在面對新出現的在線新聞網站時既彰顯精英意識又把自己建構為受害者的複雜矛盾心態。優越感與焦慮感並存於媒體行動者之中，一方面，他們相信危機是“可以被解決的”：通過採用新技術、轉移到讀者喜歡和方便的平臺、降低新聞生產成本、採用更有吸引力的新聞形式、創新新聞付費模式等媒體轉型方式，就可以走出危機。這一觀念成立的前提條件是，相信新聞業的社會使命與盈利目標可以並存。

但另一方面，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又不斷孳生出對這一信念的懷疑。首先，現實中媒體從商業本身出發的危機應對路徑往往與理想背道而馳，不是在創新新聞產品、提高新聞產品質量上增加投入，而是縮減在新聞生產上的成本（Kaplan，2009）。研究表明，美國報紙上的國際報道、國內政治報道、科學和文化報道都顯著減少了，報紙更少原創而依賴轉載外部新聞來源（Starr，2009；Siles & Boczkowski，2012）。一些媒體集團正在削減分配給新聞部門的資源，甚至乾脆拋棄新聞部門。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懷疑是，公眾是否願意購買高質量的新聞產品？

諸如此類的困惑催生出悲觀的關於未來的想象，就像紀錄片《頭版編前會》所提出的問題：如果未來的媒體背離事實基礎和原創報道的原則，不能再幫助我們正確理解我們所處的社會，那將會發生什麼？距離給新聞業帶來直接重創的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已有十年，新技術也早已內置為一種常態環境，但全球新聞媒體致力進行的一系列轉型和創新策略並未從整體上挽回新聞業的下行趨勢（Zelizer，2015），新聞媒體也沒有隨全球經濟回暖而重回軌道。這些現實都在不斷加深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內在的脆弱性，儘管個別新聞媒體的創新舉措和成就仍不時給新聞界帶來振奮和歡欣的情緒。但總體上李普曼（Lippmann，1922/2004：174）的警示仍然難以迴避——“我們期待報紙提供真相，然而可能是不能盈利的真相”。

三

新聞業的結構危機話語

在表達危機的程度方面，新聞業的結構危機話語與盈利危機話語有共通之處——它們都常常採用“死亡”“崩塌”“消逝”“終結”“核冬天”之類有強烈衝擊力的詞彙來描述新聞業的困境。但在闡述危機的原因和應對方案時，新聞業的結構危機話語則幾乎可以作為盈利危機話語的對立面。新聞業結構危機話語的主要提出者是秉持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的美國學者，他們認為：美國新聞業在過去十年內遭遇的收入下降正是長期以來商業新聞模式結構性弊病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新聞業的盈利危機話語把“危機”視為突然的、意料之外的事件，那麼新聞業的結構危機話語則把“危機”視為必然的、終於為人所知的狀況。從19世紀開始，美國報紙的運行就從政治的邏輯逐漸轉變為商業的邏輯。到1970年代左右，美國新聞產業已經進入“後專業主義範式”，主要根據受眾喜好而非民主理念和專業自主性在進行新聞生產。但因為這一變化趨勢是漸進的，而且在新聞界內部表現得也不均衡，地方新聞業受影響程度較深，那些著名的大都會媒體則保留了相對較強的自主性（它們往往是最容易被外界關注到的對象），因而這一逐漸惡化的趨勢並沒有得到充分重視。至於為何美國新聞業高度商業化的結構反而會在當下出現嚴重的盈利問題，結構危機論者的解釋是：首先，美國新聞業高度依賴廣告，收入來源過於單一；其次，美國新聞業把滿足投資者期待放在首位。為了滿足商業價值和“股票持有者”的短期利益，新聞媒體還進行高風險的併購、減少在新聞生產上的投入，結果過高的逐利動機，反而損害了報紙的經濟條件（McChesney & Nichols，2010）。

在結構危機話語看來，要應對新聞業眼下的危機，靠媒體“轉型”重新獲得市場青睞的路徑是不可行的。如新聞學者納德勒（Nadler，2016）認為，那些依靠算法的社交新聞網站和新聞聚合應用更加直接地採用市場邏輯，直接讓使用者偏好來為新聞組織設置議程，是傳統媒體已暴露出的範式問題在數字時代的深化。

2009年3月，尼克爾斯和麥克切斯尼（Nichols & McChesney，2009）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發表封面長文，提出了一個很有影響但也頗具爭議的方案：通過政府資助的方式來改造媒體結構，從危機中拯救美國新聞業。他們提出了一個三年的拯救新聞業的刺激計劃，這個三年刺激計劃約耗資600億美元，目的是在短期內通過扶植青年媒體、地方媒體、公共廣播，通過減免郵發費用和國家資助訂閱緩解報刊業的壓力，從總體上“激活”美國新聞業的“公共性”，在危機下爭取時間，以便在未來能真正實現高品質新聞業與民主社會的雙向哺育。這一方案並非橫空出世，政府是否應該干預新聞業——這一過去的幾十年裡在美國幾乎沒有討論空間的問題因為新聞業糟糕的經濟處境而悄悄端上了檯面。

新聞業結構危機話語在理念上毫不含糊地重申新聞業的“公共”精神，並在強烈理想主義指導下給出具體的危機應對措施。但它的激進路徑在邏輯上也有內在矛盾：一方面，它深刻質疑“市場驅動新聞”，另一方面，在危機之下堅信“政府拯救新聞”。如尼克爾斯和麥克切斯尼在報告中認為，只有政府可以提供一個支持高質量新聞業的制度性框架。這一聲稱在告誡要警惕新聞媒體的逐利動機與民主使命相矛盾的同時，也基本否定了新聞業從政黨新聞模式發展到商業新聞模式的普遍趨勢，把新聞專業追求視為保護媒體所有者利益的外衣（McChesney，2003）。

四

新聞業的觀念危機話語

從某種意義上，新聞業的觀念危機話語反對不加審視地使用“危機”一詞（Zelizer，2015），而是建議將“新聞業危機”作為一個理解當下新聞業的開放的“闡釋性框架”（Carlson，2016；Brüggemann，et al.，2016）。這一立場和新聞業觀念危機話語所持的社會研究路徑有關，它既反對媒介中心論，也反對僅把新聞作為國家和經濟結構的產物，強調從市場、國家、各類新聞組織、新聞使用者和公民群體等多元的行動者視角，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條件的變化帶來的文化形式的創新和規約的角度，考察新聞這一特定文化類型的實踐（Schudson，2000）。觀念危機話語將新聞業眼下所經歷的狀態視為一個形塑新聞實踐的核心觀念面臨挑戰、發生變化的過程：形成和維繫職業化的、面向大規模公眾的現代新聞業的諸多社會條件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並可能消解、重新生成或重新定義新聞職業的某些共識性觀念。危機，即可理解為對新聞業原有觀念確定性的動搖。

按照哈林的敘述，美國新聞業曾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達到它的“高度現代性”的狀態，也即對新聞職業觀念的高度自信和確定性，新聞記者認為他們已經解決了過去困擾新聞業的主要爭議，他們可以在私有制下保持獨立、批評政治人物，可以克服個人偏見，並被公眾喜愛和信任。而這一階段之所以可能，在哈林看來因為有兩個社會條件同時成立，一是政治共識，二是經濟安全。但在短暫的“高度現代性”狀態之後，這兩個社會條件都持續性地失效了。“很清楚的是，這些暗中的變化已經動搖了新聞專業”（Hallin，1992）。

研究者從時間、空間、新聞組織、生產流程、新技術採用、編輯部文化、記者認同等不同角度探討了當下新聞業的境況，證明多重因素的變化都構成了對新聞職業自主性和文化權威的挑戰。如新聞學者厄舍（Usher，2015）研究了美國都市報紙編輯部在地理位置上從市中心搬到郊區的變化，認為這一空間上的“離場”不僅是新聞業危機的表徵，而對供職記者來說這可能也意味著失去了與原有體制的關聯性。她還發現，為了應對變化和競爭，都市報紙打破原有新聞生產秩序，不斷提高新聞的更新速度，以滿足使用者需要。但從長遠看，過分追求速度，降低品質，又可能會損害報紙存在的價值和獨特性，進一步深化危機（Usher，2017）。此外，新技術提供的空前豐富的表達渠道，增加了普通人表達的自由，但新聞編輯對新聞議程的把關影響力卻因為新聞渠道的增加而面臨重大挑戰（Bruns，2011）。

與盈利危機話語和結構危機話語的行動指向相比，新聞業觀念危機話語更多是在“解構”而非“解決”危機。它採取的是一種重新“定義”的闡釋路徑，從觀念演化的角度理解眼下新聞業危機的發生，並提供面對危機的思路（或者說心態）。布里斯（Breese，2016）分析了美國新聞史上曾出現過的不同的危機時刻，她認為每當新聞業遇到新出現者的“擾亂”，通常都會被闡述為對新聞性價值的威脅。 而新聞記者作為“闡釋群體”（Zelizer，1993），不斷通過共同的話語實踐，確認群體內的職業認同，並建立與其它群體區別開來的邊界（Revers，2014）。當碰上“異質”案例時，記者共同體會啟動觀念的“範式修復”機制（Reese，1990），一個單獨的異質個案不能撼動整個觀念範式的邏輯，但一系列異質事件則能促成更徹底的反思。前述當代新聞業社會條件的變化，造成了綿綿不絕的異質事件——新聞業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新聞媒體的倒閉破產轉賣、記者失業等，以至於成為一種“異質的常態”。在這種情況下，驅逐批評個別異質案例已經不能回應新聞業的大規模動盪，新聞業的觀念危機話語呼籲要通過“解放觀念”來面對危機，需要從整體上“重新塑造對新聞業的公共理解”（Carlson，2016）。

五

討論：從“危機”出發

根據上文分析，將這三種“新聞業危機”話語類型最主要的構成要素進一步以表格方式概括如下：

本文的目的不僅試圖釐清多元複雜的危機敘述，更希望能在此基礎上建構不同話語類型在“危機”核心問題上的對話，從“危機”出發，探討在想象未來新聞業時圖景有無形成共識的基礎，以及研究者可能在哪些方面展開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新聞業的盈利危機話語將危機理解為對既有新聞組織的嚴重的外部威脅。盈利危機話語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新聞業還能否重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媒體所有者、經營者和從業者作為直接利益的相關方，是這一話語最主要的發出者，並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對新聞業危機的公共討論。這一話語的主要邏輯是：只有重建新聞業的商業模式，才能使新聞業回到正軌，並服務於社會。新聞業的盈利危機話語的應對之道是媒體“轉型”，這主要指依靠媒體組織自身的創新，包括對新技術的採用、對新聞生產模式、新聞發佈方式的改造、對新聞產品的開發以及對收入方式的轉變等各種舉措，重新贏得使用者青睞，重新在市場上煥發活力。近十多年來傳統新聞媒體的商業“轉型”實踐與盈利危機話語邏輯大致相符，但是在已經過去的十幾年間，傳統新聞媒體嘗試了很多創新方案，卻沒能出現一個從整體上幫助傳統媒體進行商業轉型的模式。這一現實一方面加強了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的悲觀情緒，另一方面動搖了新聞業盈利危機話語的深層前提，即在西方民主社會，新聞業的商業目標和社會使命天然是匹配的。

（三）新聞業的觀念危機話語將危機理解為新聞觀念不確定性的生成。這一話語的提出者主要是從社會/文化視角對新聞業進行研究的學者，他們內在地將新聞實踐與觀念變化視為一個隨社會條件變化不斷演變的過程。這一話語的主要邏輯是：觀念危機對於新聞業來說並非新事，但是當代新聞傳播環境的急劇變化，使得新聞業無法僅通過對觀念範式的修復來渡過眼下的危機，而需要對新聞業基本觀念體系進行重新闡釋——區分哪些因素應該或者能夠保留，哪些會變化，哪些會消失——以此重新建立未來新聞的文化類型。這一過程需要社會各類行動者展開多元實踐，政府、既有媒體固然是重要的一員，公民、各類社會組織、新成立的媒體組織等新的行動者也都應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三種新聞業危機話語彼此之間存在兩大明顯的矛盾：首先，盈利話語是新聞業界的主要觀點，它與作為學界觀點的結構危機話語、觀念危機話語的爭議點在於市場與新聞業的關係。盈利危機話語假定市場與新聞是內在適配的，新聞業的原有商業模式遭到重大挑戰，但只要找到創新之路，就可以重建新聞業的商業模式。但主要來自學界的兩種危機觀點都質疑這一前提，它們認為新聞業尤其是美國新聞業發展出高度商業模式具有歷史的偶然性，新聞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不能或者至少不能完全依賴市場。結構危機話語更偏向於激進地批判市場，觀念危機話語則在肯定市場對新聞業基本作用的情況下指出應警惕和平衡市場之不足；其次，觀念危機話語與盈利危機話語和結構危機話語在確定性問題上的分歧。盈利危機話語和結構危機話語都給出了確定的新聞業危機拯救方案，儘管兩者基本上是反向的，前者認為只有保證新聞業在商業上的成功，才能維護新聞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履行其社會功能；後者認為，新聞業的逐利動機與它的民主使命日漸背離，只有在危機中採用自上而下的結構改造才能恢復新聞業與民主社會的良性關係。觀念危機話語則從根本上反對這兩種確定性敘述，它並沒有給新聞業的未來提出一個明確的藍圖，而是認為社會應形成一個更有利於各類行動者開展創造性新聞實踐的空間，並相信未來的新聞範式可能從這些零散的實踐中逐漸生成。

本文不認為現有這三種不同的新聞業危機話語有可能彼此認同或調和，但是理解它們的基本觀點、訴求和分歧，卻有可能是從“危機”出發，展開下一步研究工作的起點。第一，新聞業危機的客觀存在，激發了不同路徑下對元新聞問題的追問。無論是新聞業的經濟基礎、新聞與政府的關係還是維繫新聞實踐運行的一系列觀念，最終都會指向“什麼是新聞”“誰是新聞實踐主體”“新聞的社會角色與合法性基礎”“新聞實踐的規範與邊界”等元新聞問題。對新聞基本觀念的重新問題化應該成為當代新聞理論研究的核心命題；第二，三種危機話語儘管彼此矛盾，但都從不同方面肯定與維護著新聞性價值（journalistic values），比如真實性和公共性追求，它們都沒有因為危機的存在而否定新聞本身。這三種危機話語對新聞作為提供事實報道的文化類型和真實代表廣泛社會群體觀點並進行對話的公共使命並不存疑，雖然它們在能否以及如何實現這些新聞性價值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它們都意識到如果新聞的價值目標落空，受損害的絕不僅僅是新聞機構、新聞人，也不僅是新聞行業，而是整個國家、社會和公眾。這表明，從“危機”出發的不同研究——無論是討論媒體轉型、新聞政策還是新聞觀念——都有特定朝向的價值歸屬，而不是划向虛無主義；第三，三種危機話語的矛盾之處也顯示了目前新聞學理論研究的薄弱之處，如對新聞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common goods）的屬性理解不夠，這使得研究者對新聞與市場的關係以及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新聞政策上有較大分歧。美國新聞業的傳統的廣告收入模式基本坍塌，但這是否意味著新聞業的商業基礎在未來無法再作為新聞業的基石存在？如果廣告不再是，那麼什麼將是新聞媒體持續性發展的“燃料”？公眾和社會團體能否自下而上地資助新聞業？還是必須得由國家權力進行資源調配才能使新聞業得以生存？再如，新聞職業的“文化性權威”（cultural authority）在歷史上是如何生成的，什麼原因導致其被挑戰、質疑乃至出現衰落？以及與此相關的，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產物，在變化的時間、空間和交往條件下，其知識形態是否會發生重大改變？這些核心問題不僅需要不同國家的研究者從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語境出發加以討論，而且需要在“新聞業危機”的背景之下進行共時性的比較研究。美國經驗可以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8期。

本期執編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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