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娜，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
黃順銘，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田輝，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2017級碩士研究生。
一
引言
作為當代社會學的重要奠基人和芝加哥社會學派的重要創始人，羅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在廣泛的學科領域內做出了傑出貢獻，包括社會心理學與人格理論、社群研究、城市研究、人類生態學、作為社會機構的報紙、種族關係與文化衝突等等（Faris，1944）。帕克的研究成果主要彙集在6本專/編著、3卷本論文集以及1本博士論文之中。6本專/編著主要聚焦於社會學的一般理論、移民、報刊以及城市等議題，而3卷本論文集則涵蓋了更為廣泛的研究題目，囊括他三十年間寫作的69篇論文（Burnet，1957；Faris，1944）。在新聞與傳播研究領域，帕克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移民報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1921），這也是他畢生唯一的學術專著。此外，帕克發表了數十篇有關新聞、報刊、輿論以及傳播的論文，其中9篇被收錄於三卷本論文集的最後一部《社會》（Society，1955），前兩卷分別題為《種族與文化》（Race and Culture，1950）和《人類社群》（Human Communities ，1952）。
這9篇論文發表於1918年至1941年間。最後一篇是有關美國的報紙研究文獻，其餘篇章則關乎新聞、報刊與輿論等主題。這組論文中所蘊含的思想觀點及其啟發性並不遜色於專著《移民報刊及其控制》，甚至可以說，它們在思想性方面比這部專著還更為多元和豐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組論文中的某些篇什及其某些觀點儘管已受到新聞傳播學者較多關注，然而其他幾篇則鮮有問津。就帕克新聞思想的研究而言，缺乏對這一組論文的系統研究，可能會導致我們對其思想的理解殘缺不全，甚至產生方向性偏差。為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系統地梳理帕克有關新聞與輿論的這一組論文，旨在重新發掘他的某些此前被忽視的思想與觀點，相對完整地呈現帕克新聞思想的脈絡。
二
文獻回顧
學者們對於帕克新聞與傳播思想的研究，除了涵蓋其生平經歷、思想淵源、學術貢獻等一般性議題之外（切特羅姆，1982/1991；羅傑斯，1997/2012），重點關注了以下幾個觀點：（1）“作為一種知識的新聞”（劉海龍，2015；王金禮，2015）；（2）“作為一種社會機構的報紙”（切特羅姆，1982/1991）；（3）傳播的參考與表達功能（陳靜靜，2012）；（4）傳播作為一種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的機制（Frazier & Gaziano，1979；柯澤，2013）；（5）移民報刊對移民同化過程的推動作用（吳飛，2011；李敬，2011；胡翼青，2011；胡錦山，2008）。其中，對新聞、報刊與傳播功能的研究相對較多，而對輿論及其社會功能的關注則稍顯不足。
既有的帕克研究大體上強調了兩個主要觀點：其一，新聞與報刊是社會整合的重要機構；其二，傳播既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過程，也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機制。在帕克有關新聞與傳播的著述中，這兩個觀點不可謂不重要，它們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帕克思想的核心。然而，既有研究對於“新聞”“報刊”“傳播”“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等一系列概念之間關係鏈條的釐定，卻並不太清晰與完整，起碼對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輿論”（public opinion）和“共同生活”（common life）——缺乏足夠的觀照。本文將嘗試以“輿論”和“共同生活”這兩個此前被忽視的關鍵詞，來連接起此前常常探討的“新聞”“傳播”與“社會控制”等概念。
三
新聞、輿論與社會控制
1979年，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博士生P.瓊·弗雷澤（P. Jean Frazier）和塞西莉·加奇諾（Cecilie Gaziano）發表專題論文，系統梳理帕克有關新聞、輿論與社會控制的相關理論與觀點。她們將帕克理論中的6個相關概念總結為一個漸進的演化過程，並用一個線性圖示來說明。簡單地說：“新聞”（news）引起“討論”（discussion），進而產生“輿論”（public opinion），並經由其集體力量而實施“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結果或帶來“社會穩定”（social stability），或引起“社會變革”（social change），而此兩者之間呈動態關聯，可相互轉化。對於帕克而言，社會控制是“社會的首要事實與主要問題”（Frazier & Gaziano，1979：13），新聞與傳播則是社會控制的運行機制之一。倘若一個社會越依賴間接關係進行運作，那麼輿論在社會控制中發揮的作用便愈加重要（Frazier & Gaziano，1979）。為了進一步闡釋帕克關於新聞、輿論與社會控制的理論，我們首先有必要釐清“新聞”這一概念。在《作為一種知識的新聞》一文中，帕克（1940/1955b）對新聞的本質及其特徵給出了豐富的解釋：
第一，新聞是介於“日常熟悉知識”（acquaintance with）和“系統理解知識”（knowledge about）之間的一種知識類型。相對而言，新聞更偏向於前者，像歷史但非歷史，因為它總體上處理的是各種孤立事件，並不試圖將事件彼此之間聯繫起來。第二，“作為一種知識的新聞主要關心的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現在——被心理學家描繪為‘似是而非的現在’（the specious present）。可以說，新聞只存在於這樣一種現在之中”（p. 78）。因此，新聞的特質是轉瞬即逝、曇花一現。第三，新聞在告知公眾周遭所發生之事的同時，會促使公眾開啟交談與討論，進而引發意見和情感的交鋒，“而這種交鋒常常止於某種共識或集體意見，即我們所謂的輿論（public opinion）”（p. 79）。第四，新聞在一個政治社會中傳播的程度決定著其社會成員參與政治行動的程度，因為政治行動需要一定程度的社會共識，而作為一種知識的新聞所提供的社會共識令政治行動成為可能。第五，新聞作為一種世俗現象，不同於謠言和小道消息，“新聞或多或少是經過證實的，這一觀點是基於一個事實，即新聞已被曝光於公眾的批判性審視之中，而這些公眾正是新聞的傳播對象和利益關注對象”（p. 81）。第六，新聞之所以被髮表與傳播，正是由於“新聞興趣”，這具體表現為新聞事件的重要性、緊迫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特徵。第七，“新聞似乎唯有在一個既有某種程度的和諧，也有某種程度的張力的社會中，才能進行傳播”（p. 85）。新聞一旦引起公眾的注意力與緊張感，就會產生“聚光燈”效應，使得采取某種行動的確定性增加，也使得支配者的權力得以增強。最後，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現代世界中，“與其他類型的知識（如歷史）相比，新聞所肩負角色的重要性在增強，而非在減弱”（p. 87）。
以上觀點基本涵蓋了新聞的特徵及其社會功能。在社會控制所包含的“社會穩定”與“社會變革”兩個維度上，對新聞的社會功能的審視需要一種辯證的視角。帕克認為，新聞是一種公開發表的交流與傳播，旨在提醒人們有關世事與周遭環境的變化，進而促進討論與輿論。由於新聞使得不同觀點被公之於眾並引起意見的交鋒，甚至會促使人們為此而有所行動，因此它是引起社會變革的力量來源。假如我們在新聞與社會控制之間加上“輿論”的中介，那麼新聞可能會間接地成為社會穩定的來源。箇中原因在於，新聞引發公眾討論，進而促進輿論的形成，尚處於形成過程之中的輿論或許會促進社會變革的發生，而“輿論一旦被固定下來，被法規化，那麼就變成了一種穩定且保守的力量，而非一種革新的力量”（Park，1940/1955b：116）。對這一觀點的進一步闡釋，則需要釐清“輿論”的概念。
在《新聞與報界權力》一文中，帕克（1941/1955b）開篇即將“報界權力”（the power of the press）界定為“報紙在形塑輿論與動員社群採取政治行動方面所施加的影響力”（p. 115）。可見，報界權力與輿論及其社會功能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相互化約。在這一組關係中，集體性是一以貫之的一個核心概念，它至少暗含三個理論維度。首先，如帕克所言，公眾這一群體包含了不同的個體、群體、組織和政黨。當新聞被公開報道並廣泛傳播時，它在公眾群體中所引起的解釋是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其次，當新聞被報道之時，公眾群體中“各方之間都存在著一種普遍理解和一種利益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足以使討論成為可能”（Park，1941/1955b：119-120）。這說明，一定程度的社會和諧與共識是輿論產生的必要條件。最後，多元觀點的討論與交鋒最終會產生一個或兩三個相對一致、較為主導的意見，這便是輿論的成形，也即是集體意志的產生。因此，輿論實際上是一種多元觀點相互妥協的結果，這正是社會控制的初步體現。我們可以將集體性的三個理論維度概括為“多元主體”“社會共識”與“集體意志”。
儘管帕克關於新聞、輿論與社會控制的理論生髮於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社會，適於分析具有民主政治體制和異質人口結構、處於都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社會（Frazier & Gaziano，1979），然而它們對於當下世界各國的轉型社會，仍然具有某種適用性。首先，分析新聞中“事實性信息”與“社論性觀點”之間的比例，可以探究由新聞所產生的觀點多元性程度和社會共識的程度。如前所述，多元觀點呈現的基礎是基於事實的、客觀的信息，只有當社會中的多元主體就事實性信息達成基本一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才會產生基於信息所作出的不同解釋。其次，分析一個社會中不同觀點的自由表達程度，可以探究輿論產生的效率和質量。在一個多元觀點自由表達的社會，輿論的產生過程是一個相對自然且漸進的過程，因此能夠體現出集體意志的運作方式。更多的時候，支配性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團體製造“擬態輿論”（pseudo public opinion），這種輿論雖具有一定的統一性和強制力，但並不具備集體性的基礎，因為其主體並非公眾，而是利益集團。在綜合考察新聞與輿論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得知經由新聞與輿論而進行的社會控制是促進社會變革還是維持社會穩定了。
我們在前文已檢視了新聞作為社會共識的主要來源這一觀點，如果將“新聞”——“輿論”——“社會控制”這一關係鏈條往新聞方向延伸，自然就會發問：“新聞何以成為社會共識的主要來源？”在帕克的理論視野中，回答這一問題的關鍵詞是“共同生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共同生活的想象”。
四
本地新聞、人情味故事與共同生活
帕克早在1918年即已觀察到，“在政治、宗教、藝術以及體育領域，從前我們都親自參與其中，而如今卻被各種代理人所代表了。從前，我們所共享的一切形式的公共與文化活動，如今都被各種專業人士接管了，大多數人已不再是行動者，而只是旁觀者了。”（Park，1918/1955：147）。共同生活的間接化，是新聞得以成為社會共識之主要來源的首要條件。
在此情形下，新聞提供的有關周遭世界所發生之事的信息，不僅延續了傳統鄉村社會中人際交往和小道消息的社會控制功能，而且還創造出一種有關共同生活的互動想象空間。帕克指出:“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這個世界的種種維度是由新聞距離我們的遠近和方向所界定的……除非新聞顯示出與人們活躍其中並以某種方式對其有序存在負有親身責任的世界存在相關性，否則所有這些都無關緊要”（Park，1941/1955a：137）。在所報道之事與個體的私人生活之間建立相關性，是新聞得以成為社會共識之主要來源的第二個條件。從帕克一直強調的社會互動論的視角來看，人們的自我定位、言行舉止、角色扮演以及對社會生活“有意識的參與”（conscious participation，p. 17）都是自我意識與社會期待共同作用的產物，個體的存在實則是一種“公共的存在”（public existence）（Park，1927/1955：18）。
報紙等媒體的大眾化與大眾傳播的興起，是新聞得以成為社會共識之主要來源的第三個條件。眾所周知，大眾傳播的開端以19世紀30年代大眾化報紙的濫觴為標誌。不同於面向少數有錢階級的新聞信和麵向精英階層的政黨報刊，大眾化報紙是一種“男男女女都願意閱讀的報紙”（Park，1923/1955：89），這種報紙在現代生活的條件下存活了下來，在社群中持續發揮影響力。移民在大眾化報紙的興起與流行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帕克發現，那些在母國沒有閱讀能力，或者有閱讀能力而無報刊可讀的移民，到達美國之後都逐漸變成母語報紙或本土報紙的習慣性讀者。 移民們閱讀母語報紙的原因之一在於，他們在母國不被允許這樣做，這一方面是受他們的閱讀與理解能力所限，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母國報紙並非面向普通人創辦與發行，報紙上的陽春白雪與普羅大眾的生活相去甚遠，因而很難讓他們建構起一種對於社群共同生活的想象。
來到美國，大多數移民都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在移民聚居區生活，而幾乎每一個移民社群都有自己的報刊。對於尚未融入美國主流生活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母語報刊是他們在聚居地的流言蜚語之外瞭解美國、建構有關美國想象的主要渠道。同時，母語報刊也為移民們提供了一種關於母國生活的想象，儘管很多時候報紙上所描繪的那種生活在母國已不復存在（Park，1925/1955）。移民們閱讀本土報紙的原因在於，這些報紙是他們“得以瞭望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戶”（Park，1923/1955：90）。通過閱讀美國本土的報紙，移民們逐漸培養起一種對於美國生活的參與感，也由此加速了其美國化的進程。帕克曾感嘆道：“這個國家裡的所有民族都朝著一種共同語言、一種共同生活和一種共同傳統而去的這種趨勢，是多麼地緩慢，但從長遠來看，這在美國生活的條件下又是全然無法抗拒的”（Park，1925/1955：161）。這股不可抗拒的同化力量的來源之一，正是大眾化報刊建構出來的社會共識與共同生活。
那麼，經由大眾化報刊所建構的這種共同生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帕克給出了兩個答案，即“本地新聞”與“人情味故事”。在帕克看來，本地新聞的持續存在是大都市中報刊編輯努力恢復鄉村中人際傳播和小道消息所發揮功能的一個明證。帕克甚至將本地新聞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民主制度的程度。
人情味故事是新聞建構共同生活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帕克坦言：“我們能擁有現代意義上的報紙，原因在於，一百多年以前（確切地說是1835年），紐約和倫敦的幾位報紙發行人發現：（1）大多數人——倘若他們能夠閱讀的話——發覺新聞比社論更容易閱讀；（2）普通人寧可被娛樂，而不願被教化”（Park，1940/1955a：106）。
那麼，何謂人情味故事？帕克給出的答案是，“人情味故事就是賦予新聞以故事性質的那種東西，讀者即便對它作為新聞毫不在乎，也會因為其故事性而閱讀它。人情味是新聞中的普適要素。它賦予新聞故事以象徵性”（Park，1940/1955a：113）。人情味故事的象徵性，正是它連接過去與未來之共同生活的關鍵點。原因在於：首先，人情味故事為人們所廣為閱讀與津津樂道，恰好說明了其中的象徵意義可以被社群成員理解與共享。其次，新聞一旦具有人情味，就“不再是完全個人化的了，它具備了一種藝術形式。新聞不再是對一個個男男女女所作所為的記錄，而成為了一種關於風俗和生活的客觀敘述”（Park，1923/1955：93）。在此意義上，新聞中的人情味故事是一種對於共同生活的再現，它傳承並建構著人們對於習俗、傳統、風俗、社會規範等共有精神財富的理解與記憶。由此，人情味故事中的象徵性賦予新聞一種超越時空的特性，它們可以在民間故事、文學與藝術中得到重現。
總之，新聞是一套符號與意義的系統，它日復一日地向社群成員呈現一種對於共同生活的想象，而共同生活正是構成社會共識的基礎。憑藉社群共同生活的間接化、與個體生活的相關性以及大眾化報刊的興起等條件，新聞成為了社會共識的主要來源。
五
結語
帕克在近一個世紀之前就敏察到，“人們普遍承認，很大一部分現代生活所特有的躁動不安與對新奇和刺激的追求，要部分地歸咎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都市生活的人為條件下，我們藉以表達興趣與活力的大多數自然渠道都已被剝奪了。只要此言非虛，那麼，對於包括社會機構、教會、劇院、政壇以及酒館在內的所有目前正在爭奪我們的閒暇時間的機構而言，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是某種能夠讓個體在與之有關的體制化生活中重拾一種親身參與感的方法”（Park，1918/1955：147-148）。雖未明言重拾社群生活的親身參與感的具體方法，但帕克已啟發我們，要持續地報道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本地新聞，並重視新聞中的人情趣味，以故事來傳承與建構我們共享的意義體系。與此同時，要有意識地參與到社群的公共事件當中，因為這種共同參與的意識和興奮是“人類經驗中最令人振奮和滿足的體驗之一。這種參與總是會在他人心中激起迴響，於是每一位參與者的行動便獲得了一種新的尊嚴、新的榮譽以及額外的道義支持”（Park，1941/1955a：127）。
帕克的學術思想雖極少以系統而抽象的方式來進行表達（Rose，1950），但那些俯拾皆是的思想之光總能照亮我們的現實生活的諸多面向，帶給我們不凡的啟發。帕克的思想或許難以成為當今主流學術研究的關注點，但我們卻時常在各種議題的研究中與他不期而遇。可見，這位此前在新聞與傳播領域被忽視、被邊緣化的先行者值得我們去重新發掘與持續溫故。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8期。
本期執編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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