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月的內地院線中《家和萬事驚》必定是獨特的一部。從過往的港產電影中，警匪片和恐怖片必定佔據了類型的大頭；而隨著近幾年香港電影自我意識的迴歸，本土電影人開始越發考量自我的生存狀態，他們賦予電影獨立、冷靜和自嘲的氣質。諸多作品在以現實主義手法闡述外部壓力之餘，更以黑色幽默口吻諷刺自我對世界的感知。
從《老笠》到《幸運是我》、從《一念無明》到《四個孩子的校長》，皆體現出香港人對自我存在感的焦慮；但沒想到的是曾作為恐怖片專家的邱禮濤竟然放棄了對自身優勢的輸出，他以集合大量香港本土中生代明星之力，在嬉笑怒罵完成了一部只屬於香港人的作品。《家和萬事驚》在把黑色幽默和現實主義很好的融入一體之外，戲劇改編的特點讓過程變得更具張力。
如果說《一念無明》以現實主義視角刻畫了底層香港人的生活狀態，而這部電影更像是邵氏經典《七十二家房客》的現代版。電影把眼光對準了更具代表意義的中產階級，以普通人的視角，展現了人與人之間關於生存空間的爭奪糾紛。
《家和萬事驚》的獨特在於對細節處理的生活化和碎片化，並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現出來。電影把吳鎮宇一家人的每天生活細節切碎並放入到橋段中，在給予了觀眾感同身受的體驗之餘，更讓他們在戲劇衝突中感受到角色的溫度。
或許前20分鐘是對主線的鋪墊，後面吳鎮宇飾演的盧偉文一家與古天樂飾演的王小財衝突卻成為了全片的主要訴求。電影以一塊近乎藝術品的廣告牌為切入點，它成為了阻礙盧偉文一家人觀看海景的最大障礙。曾經的燈火通明便為了24小時的靜物、曾經的“海景房”瞬間成為內陸帝國。廣告牌的存在不僅抹殺了盧偉文家庭對窗外世界的期許，更成為了橫亙在他們心頭的一根刺，打消了他們對未來的期望。
為了拔掉心中那根刺，盧偉文幾乎動用了所有的人事關係，但是在與王小財的短兵相接中，盧偉文一家處處吃虧，從政府的監管、大廈的物業再到社區的投票，盧偉文幾乎無優勢可言；當然在這段衝突之外，許多片段以調侃的方式諷刺了官方機構和散漫的社區管理制度；在香港過度自由化的情景下，調解方式、辦事效率以及政策的滯後性都會成為解決民事爭議的阻礙。即便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出馬，程序的繁瑣亦折磨著中產每一天瞬息萬變的生活。
在他們應對巨型廣告牌的過程中，我們或許不自覺地對主角泛起了同情心，但一幕幕辛辣的現實主義橋段也在細節中反覆上演：包括淑賢於菜市場的錙銖必較、樓上豬肉佬的自私貪心、張達明於家庭地位的卑不足道、甚至要求跳海以讓兒孫繼承保險等等。最後他們為了爭取不屬於自己的窗外“海景”，更動了謀殺王小財的念頭。
或許盧偉文算是人到中年事業有成、家庭和睦；在盧偉文一家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其實另一出悲劇也在上演。我們眼中的反派王小財，年近40但居無定所、外表光鮮亮麗卻失業多年，他的無助境遇更代表了當下香港年輕人生存的窘境。每到深夜巨大的焦慮讓他需要一瓶安眠藥才能入眠、過往的痛楚亦逼迫他近跳樓的邊緣。
但是我們所理解的香港精神並非如此絕望悲觀，在重壓之下，仍然充滿著自我和解和調侃，在自我精神能量的修復中我們更看到了香港人溫暖和不屈服的一面。幸好在《家和萬事驚》的結尾並未有給大家呈現出一個悲觀的結局，而之前每個角色的種種利己主義思維也在同情心和有效的溝通中得到了開化，最終盧偉文一家以更淡然的心態面對大都會的日新月異，對這個世界寬容，海景早已在心中。
在香港電影日漸衰落的今天，《家和萬事驚》的出現是必要而迫切的；它成為了港人情緒抒發的大集合，在向外界展現了獨到的香港精神之外，更從側面反映出特區民眾與內地溝通的渴望。
其實在香港人均不到10平方米的居住空間內，芸芸眾生更能體會到都市壓力下和逼仄空間內的生死疲勞；獅子山下香港精神給了600萬港人通融豁達的處世之道，更給了他們團結溫暖的前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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