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到2030年，中国将有约2亿空巢老人，如何养老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杭州农村一所别墅里，十几位65岁以上老人展开了一场抱团养老实验。一年过去了，他们过得怎样？
2017年，杭州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在报纸上发起“抱团养老”，招募愿意和他们一起在乡间别墅里结伴养老的同龄夫妻。报道一经发布，反响极为热烈，超过100多对老年人报名，最终有4对夫妻入选。
一年过去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老人们，发生过摩擦和争议，也有过温馨和快乐；陆续有旧人退出，也有新人补上。原本素不相识的他们，借一起摘菜养鸡，散步打麻将，轮流分配家务等活动，集体抵御孤独。
现如今，作为国内首个成功的“抱团养老”案例，仍旧有十几位陌生老人在这种养老新模式下结伴而居，并将继续实验和摸索。
发起“抱团养老”实验前，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曾有过一段原本还算滋润的养老生活。79岁的朱荣林退休前是个中学英语老师，王桂芬则是化工厂厂长，俩人育有一对儿女，家境优越，生活和美。
2010年，儿子出资在朱家老屋的宅基地上重盖了一栋三层高的农家小别墅，面积约500平方米，附近群山环绕，屋前有个大院，花木笼罩，屋后有半亩菜地，养了鸡鸭和看家小狗。老夫妻俩日子过得怡然自得，每周日下午，儿女也都会回来在此一聚。
然而，自2016年膀胱癌手术后，朱荣林就开始陷入抑郁，愈发觉得生活冷清、无聊。周围村庄拆迁后，老夫妻渐渐连麻将都凑不满一桌，偌大的别墅里只剩下两人四目相对，平时吃饭也开始用速冻食品马虎应付，不时还互相怄气。
苦恼之际，王桂芬在报纸上读到了“抱团养老”的报道。虽然最早尝试这种养老模式的余杭张阿姨以失败告终，但老两口实地拜访了解后，发现都是因一些诸如卫生间占用、日用分摊不均的琐事引发矛盾，俩人对此颇为乐观。
“我们地方大、房子大，而且房间都有配套的独立卫生间。”朱荣林夫妇相信，只要仔细把关筛选，尽量找合得来的人，就会避免掉这些麻烦。
为此，在正式登报招募前，老两口拟定了一些具体的标准或规矩。比如希望最好是年龄在65-80岁之间的夫妻，而非独居老人，这样万一吵架也有伴侣可以在旁边拉一下；希望脾气随和，经济上不能太斤斤计较；希望身体要健康，因为乡下偏僻就医不便；还希望是杭州本地人，这样大家吃饭口味会更接近，周一到周六可以轮流烧菜，周日也方便回家与儿女团聚，或自主安排活动。
细致而严格的招募标准，成为了朱荣林夫妇发起的“抱团养老”后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令这种模式更具社会参考价值。
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内，65-80岁之间的退休老人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非常尴尬的存在：明明有不少人身体和心态都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却往往和行将就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被划分成同一类。
他们大多退休没几年，内心明明还渴望着能继续参与和投身到各种社会化的生活中去，可等终于有钱有时间、有头脑也有经验，儿女已经成家独立、自己早不再需要挣钱奔波了，反而“无处可去”，只能孤独地面对衰老。
发起和参与“抱团养老”的这些退休老人们，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社群里，66岁的退休纪录片编导蒋一纯就是个典型。
他是杭州本地人，在城区有两套房，儿子有份不错的工作，也经常安排他出去玩，但日常互不干涉对方生活。他身体硬朗结实，性格外向活跃，虽然上了年纪，心态仍然很年轻，也很在意自己的日常穿着和风度。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老，还想做点事，相比其他几对老人，蒋一纯更像是借着参加“抱团养老”实验，来观察和记录整个过程的。他打算把自己在这里的点滴写成亲历记，好以后加以推广，“这个事情这么火红了，那我就干脆把它当个事业来做。”
他曾笑着和我们举例分享老人间彼此相处的经验和智慧，比如大家一起吃饭，鱼不能烧一条大的，否则谦让一下，或者来晚了，就没得吃了。“最好是买几条小鱼，一人一条，都有得吃。”
但尽管如此，矛盾还是会不断产生。陌生的老人们在磨合过程中，因一些微小琐事激起的积怨仍然在所难免。
因为接受采访时的积极活跃，蒋一纯被其他人腹诽为“爱出风头”，是为了“名和利”，也因为他抱怨别人不配合媒体采访，老人们之间还非常孩子气地起了冲突，在“抱团养老”一周年聚餐会上厉声争执。
而一些生活细节被媒体捕捉放大后，也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困扰。房东朱荣林的儿子看到自己在报道中被描述成“因为儿子不关心父亲导致父母太孤独，才决定抱团养老”，就非常生气。还有一家媒体报道“抱团养老”的标题是“相聚容易相处难”，不少老人看到了都觉得颇为刺眼。
部分老人的质疑，没有动摇蒋一纯推广“抱团养老”的信念，面对媒体，他毫不避讳自己非常雄心勃勃的一面。
他甚至开始规划，附近长命村里家家都是小别墅，房子常年出租，完全可以收回来作为“抱团养老”模式的一个更大的实验田。“既然是先行者的话，那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事情推广出去，是不是？！”
蒋一纯甚至会援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国家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在2.4个亿，相当于要占总人口的17%到18%。”解释的时候，他似乎也在自我安慰和肯定：“养老是政府和社会要有担当、有责任的，那我们现在抱团养老，其实我们是在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是不是？”
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像蒋一纯这么热衷于“要做出点事业来”。朱荣林就觉得，这种“房东+租客”的模式很难复制，因为不是所有房东都像他这样，“只图热闹不求回报的”。
相比之下，朱荣林的抱团养老公寓租金确实是非常便宜的。根据房间朝向和硬件不同，每月租金1200-1500元不等，而且都用来请厨师、园丁等修建花木和烧饭打扫，并没有什么盈利。
虽然有过一些摩擦和波折，但朱荣林的儿子也依然很支持父亲做这样的事，他饭桌上笑着说自己父亲现在不爱抱怨了，因为没空抱怨了。他觉得抱团养老，确实让自己的父亲变得更加快乐了。
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上，这种65岁上下、还非常有活力的老人，有个普遍的称呼，叫“第三年龄者”。
“第一年龄”指刚开始接受教育、步入社会的阶段；“第二年龄”是工作结婚生娃的阶段；“第三年龄”正好是就是朱荣林或者蒋一纯这种，有储蓄和时间、可以实现自我的圆梦阶段，有些人甚至在这个岁数开创新的事业和人生；“第四年龄”才是需要他人照顾起居、走向死亡的阶段。
而在我国，65-80岁之间的“第三年龄”阶段人士，需求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他们仍然非常需要人群的归属感，需要社交互动和精神文化，这些需求却经常被漠视。
“抱团养老”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大概正是这些“第三年龄”人士们突破现有状况的一种自主的尝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当老人们能保持这样开放积极的心态，去运转和推动这样的小群体自助行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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