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美國例外論
從建國到現在的二百餘年裡，美國似乎一直是個幸運的國家，<strong>幾乎沒怎麼付出代價就一帆風順地成為了世界霸主，並在最近三十年裡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因此很多人抱有這樣的想法：美國是天選之人的國家，受到上帝的保佑，其發展壯大有別於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是被特別眷顧的。換言之，美國是這個世界上許多國家中的例外，不能用其他國家的經驗套在美國身上，即“美國例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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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當然，真正的“美國例外論”比這個含義要豐富得多，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解讀，而且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
早在英國人剛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1630年，馬薩諸塞總督約翰·溫斯羅普就在公開演講中對民眾說：“意識到我們將是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視著我們。”美國“山巔之城”的外號就由此而來，那個時候美國還遠未出現，而溫斯羅普本人也只是在英國南安普頓面對前去北美的殖民者發表演講的。
而在美國獨立後的19世紀30年代，也就是溫斯羅普的講話發表二百多年後，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美國旅行期間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情況非常特殊”。他在波士頓詢問過的美國人也稱，“我們的歷史沒有先例” 。
站在溫斯羅普的角度，他只是引用了聖經中的語句，告誡前往殖民地的清教徒要恪守與上帝的契約，為教會做出榜樣，並得到上帝的幫助，與一百多年後美國的獨立實在沒什麼關係。
而站在托克維爾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一個全新的國家，一個不同於歐洲的新生政體。<strong>要知道。在他生活的年代裡，全世界主要國家裡通過革命建立、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只有美國——就連爆發了大革命的法國，封建王朝也復辟了。他寫下的《論美國的民主》，正好是和他立足本國國情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相對應的。
說句題外話，前段時間瘋傳的“乾隆和華盛頓死在同一年”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那一年象徵腐朽勢力的教皇庇護六世也才去世，號稱皿煮白左界扛把子的瑞典則有一位國王出生。<strong>年份本身沒有任何意義，當時全世界主要國家無一例外是君主專制（如果忽略掉那些由王公、領主、酋長等統治的國家的話），只有美國是個例外。
英國的議會制也不是歷史課本上“光榮革命”後“嗖”地一下出現的，而是在19世紀逐漸博弈形成的。就連剛爆發了大革命的法國，拿破崙也在那年底發動政變，成了事實上的獨裁者。
其實結合一下溫斯羅普和托克維爾的看法，“美國例外論”最主要的兩點就已經出現了：<strong>一是宗教上的虔誠，相信自己的國家是受上帝保佑的；二是美國製度上享受了啟蒙運動的成果，使這片土地是自由且民主的——很眼熟吧，在《風雨無阻創造美國美好生活》裡我們提到過，宗教信仰和啟蒙思想的結合，就是美國的“公民宗教”。
<strong>高舉照亮黑夜的熊熊燈火
美國是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在其發展壯大過程中，吸納了大量來自舊大陸的移民。美國雖然宗教氛圍濃厚，但宗教信仰自由。<strong>整個十九世紀，相比於充斥著戰亂紛爭、獨裁統治、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歐洲，美國確實沒經歷太多戰亂，也更為自由，自然資源也更豐富，這就吸引了大量移民來到美國。
美國的不少有識之士，比如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認為，接受來自舊世界的飽受苦難的移民，是美國的義務，也是美國被上帝選中的標誌：“我們美國人是獨特的選民——我們時代的上帝的選民；我們肩負著作為世界自由的避難所的責任。”
這種思想早在美國獨立前就有所體現，托馬斯·潘恩曾在《常識》裡寫道：“這個新世界曾經成為歐洲各地受迫害的酷愛公民自由與宗教自由人士的庇護所。他們逃到這裡來，並不是要逃開母親的撫慰，而是要避開吃人怪獸的虐待。”
所以從移民檢查站望得到的自由女神像，其基石上的銘文在十九世紀是符合事實的：
“把你的疲乏困倦交給我，
把你的貧窮疾苦交給我，
那渴望自由呼吸的蜷縮身軀，
那彼岸無情遺棄的悲慘魂魄。
不論是無家可歸，
不論是飽受顛簸，
全都給我！
在這通向自由的金門之前，
我高舉照亮黑夜的熊熊燈火。”
美國在1836-1914年間接納了三千多萬歐洲移民，無論他們是因大饑荒逃難的愛爾蘭人、躲避普魯士政權的德意志人、中東歐不滿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統治的人還是受到排猶風潮影響的猶太人。二戰期間，一大批來自歐洲的科學家移民美國，讓美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得到了巨大飛躍，並從此領先世界。
對於移民和他們的下一代來說，他們眼中的“美國例外論”主要體現在美國自由的風氣能夠包容他們，接納他們。<strong>美國豐富的資源和發達的經濟也能夠提供給他們機會，掙得富足體面的生活，免於貧困的折磨。
知名美籍猶太裔電臺脫口秀主持人丹尼斯·普拉格就提到，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猶太人在美國的融入情況比在歐洲任何國家都要好——在英國、法國甚至巴西，當地猶太人都會被當成是猶太人，而在美國，美籍猶太人和其他族裔一樣被當成是美國人。
他還舉例說，哪怕在德國的第三代土耳其人都還會被當成是土耳其人（參考《德國出局，土耳其人請背鍋》），然而從印度移民到美國的錫克教徒的女兒尼基·黑利就可以做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華盛頓猶太政策中心的通訊顧問埃裡克·羅澤曼則把“美國例外論”概括為三點：<strong>西方民主、自由的存續和傳播，美國生活方式的強大吸引力以及持續進步發展以保證前兩點。對於移民來說，宗教色彩已經無關緊要，他們熱愛的美國是自由、民主、平等、融合以及持續繁榮進步。
<strong>暴君很快就會消失
“美國例外論”中，“西方民主、自由的存續和傳播”則和美國的外交有關了。
假如爆發獨立戰爭、建立共和國的美國在歐洲的話，怕是早就被鎮壓下去了——就連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最終也先被拿破崙篡權，後又被波旁王朝復辟終結。只有美國為當時的歐洲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模式，由此觀察民主制度能給一個國家帶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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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結果顯而易見。19世紀歐洲戰亂頻發，饑荒也是常事，很多國家在獨裁君主的統治之下充滿了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反而是美國沒有受到太多戰爭的干擾，民眾的自由也有保障，經濟持續繁榮，數以千萬計的歐洲人用腳投票移民美國。
1847年，曾任美國財長的艾伯特·加勒廷寫道：“你們的使命是成為所有其他政府和所有其他不太蒙眷顧的國家的典範，堅持最高級的政治道德原則，將所有的才能應用於逐步改善自己的制度和社會國家，並通過你們的榜樣，發揮對人類最有利的道德影響力。”
不過那個時候的美國還比較弱小，想要向世界輸出自己的價值觀也就只能通過“以身作則”的辦法了。
但美國也有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以輸出其價值觀的例子，而且隨著美國實力越來越強大，這一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美國還沒有那麼強大的時候，國會和行政部門就譴責過別國對人權的侵害，比如譴責沙俄、東歐和地中海中部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英國對愛爾蘭人的壓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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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美國第一次嘗試領導世界秩序，是在一戰後，美國介入世界大戰，總統威爾遜闡述了著名的“十四點計劃”，儘管巴黎和會上美國被英法排擠，但“民族自決”成了構建戰後秩序的原則之一。
二戰之後，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大增，就更加積極地推行美國價值觀了。在《特朗普×普京=商業互吹+背後捅刀？》裡我們就提到過，美蘇在1975年簽署《赫爾辛基宣言》，美國要求蘇聯同意保障人權，致力於人員、思想、信息、文化方面的自由流動和相互交流。這一要求看上去似乎很是務虛，但福特總統後來說：“這項宣言重申我們的人道行為標準，它們過去是，也依然是數以百萬計的人類希望之燈塔。 ”
冷戰之後，美國在全世界以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採取種種手段，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就更明顯了。在伊拉克戰爭前，小布什總統就在敦促薩達姆離開伊拉克、否則將會侵略伊拉克的演講中說道：“聯合國安理會沒有履行其責任，因此我們將履行我們的責任……暴君很快就會消失，你們解放的日子已經臨近。”
這甚至不以總統的更替為轉移，要知道小布什在2000年總統競選中，就指責克林頓政府採用太多“目的不明確的軍事部署以及目標不清晰的軍事行動”。可能在他眼中，911事件後對伊拉克動武算是目標清晰的軍事行動吧。
真香。
<strong>持續擴張
“美國例外論”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受到過挑戰。
歷史學家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在1893年提出了一種對“美國例外論”的解釋，他在《邊疆在美國曆史中的意義》中指出，在美國大片新開發的土地上，開拓者擺脫了過去的束縛，一起馴服一片兇悍的荒野，這是民主的大熔爐，“擺脫過去束縛的大門”。這種說法與歷史學家大衛·波特提到豐富的資源使美國免於物質稀缺、路易斯·哈茨提到的封建束縛的缺席使美國人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道路，都有暗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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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然而到了19世紀末，美國西進運動告一段落。似乎保證美國獨一無二的西部邊疆已經不再具有讓美國例外的魔力了。
就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這段時間，不少生於美國的民眾面臨新移民的競爭，他們為謀生不得不遷居大城市或西部的新農場。與此同時，社會財富大量積累，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些美國本土出生的人變得憎恨移民，他們也對銀行、鐵路、礦主、大公司和金融精英產生了強烈的仇恨，他們認為這些都使他們處於貧困狀態。
這些聽上去有些像如今的故事，只是要把當時的歐洲移民換成現在的拉丁美洲移民，當年的標準石油公司、摩根大通等換成今天的Facebook和華爾街精英等。
然而即便如此，美國在當時的發達工業國裡，情況也是相當好的。
就以當時經濟勢頭最好的兩個國家對比，德國在一戰爆發前已經有6800萬人口，領土面積卻只有54萬平方公里。而美國坐擁9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人口尚且不到一億。
更何況德國位於歐洲大陸，與兩大強鄰法國和沙皇俄國的關係越來越差。反觀美國，遠離歐洲事務紛爭，幾乎看不到戰爭威脅。再加上德國保守專制的政治氛圍，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後二十年裡每年有十萬左右德國人移民美國（特朗普的爺爺就是在這段時間第一次來到美國的）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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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所幸當時美國還沒有主導世界秩序，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裡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國力上升空間得以兌現。
其實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也曾一度面臨大蕭條，也是幸虧羅斯福總統力推新政，才沒有讓極左或者極右勢力在美國掌權。就連當時美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之一傑伊·洛夫斯通也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經濟發展與歐洲不同，因此在徹底革命之前會有一箇中間階段。這一意見自然不見容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於是斯大林就讓他靠邊站了。
後來的美國總統也會在講話中帶著“美國例外論”的概念，比如肯尼迪就曾引用過溫斯羅普那段“到我們將是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視著我們”，也提出了美國面臨的新挑戰，“
我們今天站在新邊疆的邊緣——20世紀60年代的前沿，未知的機會和危險的邊界，未實現的希望和威脅的前沿……除了這個邊界之外，還有未知的科學和宇宙領域，未解決的和平與戰爭問題，無知和偏見問題，未解決的貧困與過剩問題”。<strong>
<strong>在真實的領土擴張結束後，美國需要在其他領域拓展空間以保持其特殊性。
<strong>例外論的退潮
到了今天，事情變得不一樣了。
美國在全世界個領域內的擴張，已經有了減緩的趨勢。我們在《美國這是要縮了？》裡就有過闡述。
而特朗普本人則認為“美國例外論”是一個侮辱性的詞彙。他在當選總統前就曾說過：“我不喜歡這個詞。 我會跟你說實話。 人們會說我：‘哦，他不愛國。’（但是）看，如果我是俄羅斯人，或者我是德國人，或者我是一個與我們做生意的人，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詞。（這意味著）‘我們很特別，你不是。’ ”
眾多媒體也質疑特朗普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不僅較少地維護美國的價值觀、民主、自由、人權以及美國的傳統盟友，還經常為他們眼中的“暴君”辯護，甚至展現出與普京等人的惺惺相惜。
在外交事務上他也更多地表現出現實主義而不是推廣美國價值觀，並把美國看做與其他國家相似——似乎美國價值觀並不特殊。特朗普於2017年接受採訪時，主持人提到普京是個“殺手”，特朗普卻反駁說，有很多殺手，“你認為我們的國家是無辜的” ？
在當下的環境下，一些歷史學家回溯美國曆史，認為美國並不例外，特朗普的當選與如今德國、意大利、英國等的民粹主義組織的勝利一脈相承。<strong> 在對開放邊界，自由貿易和共同市場的強烈反對的推動下，他們分享了一種憤怒的民族主義，對建制派精英的怨恨，以及對想象中的過去的懷念，拒絕文化多元化。
而這一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曾出現過。只不過，那個時候的美國還不是世界秩序的領導者，尚不顯得明顯。如今的美國則獨自領導世界秩序快三十年了，也是這段時間裡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再跳出來搞這套就成為了眾矢之的。
無論如何，美國針對中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在以前，是打著民主、人權等旗號對中國的內政指手畫腳，拉起一票盟友搞“亞太再平衡”戰略，大力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試圖建立排除中國的全球化體系。而現在，特朗普逐步放棄美國領導世界的責任，不僅退出了TPP，還吆喝盟友還錢，親自下場和中國搞貿易摩擦。
這就註定了，美國例不例外，中國今後都得承受壓力。哪怕特朗普如今宣佈從敘利亞撤軍，逐步從全世界戰略收縮，對中國也未必是好消息。<strong>“美國例外”變成了“美國優先”，可不意味著特朗普好說話。
<strong>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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