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風的另一邊》（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今年8月31日，在威尼斯電影節第七場特別展映。
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一定想不到，他在70年代拍的這部電影直到2018年才與觀眾見面。而離威爾斯辭世，已經過去33年了。
這些年來，全世界威爾斯影迷翹首期盼，影片幾次完成有望，幾次又跳票。如今這部“最偉大”（沒有之一！）導演的遺作終於問世，怎能不令人激動？
這部作品傳奇的一生要從60年代說起。1963年，正在克羅地亞拍攝《審判》（Le procès，1962）的威爾斯結識了他後來的情人和合作夥伴<strong>奧佳·柯達（Oja Kodar），當時的柯達是一名作家、演員、藝術家，他們一起回到了美國。隨後，剛從越南戰場回國的年輕攝影師蓋瑞·格雷弗（Gary Graver）加入團隊。他對威爾斯後來的電影作品貢獻頗多。
《贗品》（Vérités et mensonges，1973）中的奧佳·柯達
1970年，他們開始了《風的另一邊》的拍攝。拍攝持續了好幾年，直到他1985年去世，該片還是個半成品。其間由於劇本合法性的談判等插曲，影片拍攝被耽擱。拍攝末期又遇到經費問題。為了籌集資金完成這部電影，1975年他被美國電影學院授予終身成就獎時，他放映了影片的兩個片段，希求獲得投資。
他確實獲得了一位投資人的贊助，不過被這部影片的製片人多米尼克·安東尼否決了，說之後還會有更好的投資。
1976年，威爾斯獲得了有伊朗王室背景的Mehdi Bushehri的一筆投資，倒黴的是，1978年伊朗爆發大革命，王室被推翻，給這部電影帶來了非常複雜的版權和法律問題，後來底片一直保存在巴黎。
威爾斯去世前非常後悔地說，如果當初接受了那筆投資，現在就能看到它的上映了
威爾斯和奧佳·柯達
1985年，威爾斯去世，大部分遺產留給了他當時已經疏遠的妻子寶拉·莫里，1986年莫里去世後，又傳給了女兒。還有一部分，包括未完成的《風的另一邊》都留給了他的情人兼合夥人奧佳·柯達。
1998年，影片遺留的法律問題終於解決了，Showtime有線電視網表示願意投錢來完成影片製作。可這時他的女兒碧翠絲又表示，在加州法律下，這些作品的版權都應該歸她所有。於是，這部電影又被耽擱了。
1962年，威爾斯和女兒在《審判》片場
這時要提到一個人，<strong>彼得·博格達諾維奇（Peter Bogdanovich）。此人是70年代著名的青年導演，是和科波拉、斯科塞斯齊名的“電影小子”一代，代表作有《最後一場電影》（The Last Picture Show，1971）、《紙月亮》（Paper Moon，1973）。博格達諾維奇和威爾斯等老導演關係非常鐵，將晚年的威爾斯奉為神明。
博格達諾維奇在片中飾演一位年輕導演，拍攝期間的一天，威爾斯突然囑託他說，如果出現什麼意外，一定要答應我，將這部影片完成！博格達諾維奇應允了，他不會想到，之後會為這部電影努力奔波四十多年。
從左至右：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威爾斯、博格達諾維奇
2004年，博格丹諾維奇宣稱，他會讓這部電影儘快發行。2006年，奧佳·柯達、伊朗方的繼承人以及Showtime決定給碧翠絲分一筆影片利潤，以繼續進行影片製作。
2007年佛羅里達電影節上，博格丹諾維奇宣稱四方目前已達成共識，影片預計在2008年發行。而到了2008年，他又說，還需要至少一年的後期製作。Showtime表示仍有部分底片在巴黎，沒有取回來。2009年，博格達諾維奇表示他們在為2010年的戛納做準備。哪知，這時候版權糾紛又回來了，影片再次遇阻。
2011年，為了吸引更多資金完成影片製作，以及協調各方利益與版權糾紛，他們成立了“Project Welles The Other Side LLC”公司和相應的網站。而這時候，鼓勵給該片投資的Showtime執行官馬修·杜達退休了，Showtime方提供的預算又出了問題。
2014年，Royal Road Entertainment聲稱他們已經就購買版權一事跟各方達成了共識。製作方說他們將在2015年威爾斯百年誕辰日那天放映該片。可惜這個目標仍然沒有實現。
2015年，博格達諾維奇以及其他該片負責人在Indiegogo上發起眾籌，希望得到40萬美元以完成影片製作。眾籌奇蹟般地成功了，但他們仍然沒有在年底完成這個項目。
終於，2017年3月，Netflix宣佈，他們已經買下了這部影片的製作和發行權，底片已到達洛杉磯繼續後期製作。終於，影片在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首次跟觀眾見面。
影片主角是步入電影生涯後期的美國導演傑克·漢納福德（Jake Hannaford）。極具個人魅力，曾是偶像級人物的他不再受歡迎，即將被行業淘汰。抱著與新浪潮和好萊塢暴發戶競爭市場的想法，他在久居歐洲後回國拍攝新片。
據說<strong>這個角色的靈感來自於海明威。1961年海明威自殺後，威爾斯便開始籌備拍攝此片。
海明威
威爾斯和海明威還有些淵源，1937年，22歲的威爾斯在錄製尤里斯·伊文思的紀錄片《西班牙土地》的旁白時，結識了海明威。海明威諷刺他是“電影中的娘娘腔”，兩人還因此扭打起來，最後他們互相敬酒，結束了這場鬧劇。後來兩人成了好朋友，但關係時好時壞。
<strong>主人公傑克的人生跟海明威十分相似，他們的父親都死於自殺，他們逝世的日期是同一天，它們都無比熱愛西班牙。“傑克”的名字是取自《太陽照常升起》裡面的主角。
實際上，在威爾斯最初的構想中，影片名叫《聖獸》（Sacred Beast），主角是個狂熱的鬥牛愛好者（更接近海明威了），他愛上了一名年輕的鬥牛士。後來威爾斯把鬥牛愛好者改成了年邁的導演，還是個愛上自己手下男一號的深櫃同性戀。只不過他沒有睡成心上人，反而很詭異地跟心上人的女友搞上了。
他雖然是個同性戀，卻又恐同，可見這是個在性別氣質和性心理上非常複雜、也非常典型的角色。威爾斯說這部影片是對所謂“男子氣概”的抨擊，以及對傲慢狂妄的男性人格進行的精神分析。
《風的另一邊》是一部<strong>“電影中的電影”，威爾斯<strong>交替使用多種類型膠片（（35毫米、16毫米、超8毫米、彩色、黑白等）進行拍攝，並與片中導演的作品鏡頭交切，呈現出一種偽紀錄片或者是家庭錄像帶的感受。
故事的主要情節設置在導演傑克的70歲生日派對上，很多好萊塢名流和電視臺記者前來祝壽。還放映了傑克自己拍攝的影片——一部模仿安東尼奧尼式的先鋒影像，華而不實、無聊又自命不凡。正走事業下坡路的傑克希望藉此影片扳回一局。這也正<strong>諷刺了當時好萊塢的拍片風氣。
<strong>影片中平行穿插著參加派對的人拍攝的片段。更有趣的是，鏡頭中還出現了現實中威爾斯的拍攝劇組，這些又是被影片中的人拍下來的。威爾斯在這部電影中把這種虛虛實實的把戲玩了個痛快，片中出現的好多角色都能和現實中的人對號入座。
比如有個傢伙是影射約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他是威爾斯早年的搭檔，後來兩人分道揚鑣。還有著名的毒舌影評人寶琳·凱爾（Pauline Kael），她因對《公民凱恩》提出質疑的幾篇文章得罪了威爾斯。還有諸如梅索斯兄弟（Maysles brothers，兩人均為美國紀錄片導演，直接電影的創造者）、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德裔美國演員）等。
寶琳·凱爾
在這部被看作是半自傳題材的電影中，<strong>威爾斯肆意玩弄自己與主角的界限。兩人在許多方面都有重疊。無論是職業生涯的輪廓還是對西班牙和雪茄的熱愛。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們卻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劇中導演具有威爾斯從未沉溺其中的男子氣概，又比如劇中導演的自我意識和藝術堅持遠比不上威爾斯。
<strong>《風的另一邊》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看做是《公民凱恩》（Citizen Kane，1941）的再現。兩者均大膽挑戰了好萊塢的經典敘事模式，拼湊故人支離破碎的回憶。後者還採用了一系列多樣而炫目的錄音技術，以塑造出一個絕對中心的人物。兩部電影中，觀眾均能從冰冷的文字中感知這種遁世心態，凱恩的官邸醒目地寫著“禁止入內”；劇組統一對外宣稱與遺作相關的資料已全部丟失。
《公民凱恩》
較之於其他未完成的電影，<strong>《風的另一邊》是在威爾斯去世時最接近完成的影片。講述未完成作品的未完成作品這種出奇的一致性，也許是四十幾年間讓人們對這部作品持續保持關注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師其他所有作品看完了就是看完了，而這部未完成的遺作，滿足了人們對他的追隨和熱愛。對一部分人來說，如此期待看到它，又如此不捨得看到。
《風的另一邊》也致敬了戈達爾，威爾斯非常推崇戈達爾（Jean-Luc Godard），認為他“藐視了電影機械甚至電影本身”。也有人問過戈達爾對威爾斯的看法，戈達爾回答：<strong>“所有人的一切，永遠都拜他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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