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一本字典，一本童話書，一個雞蛋，一個錄放機和一臺短波收音機。對當時普遍不富裕的生活水平來說，這“五個一”是家人對我學習英語的奢侈的支持了。
撰稿｜姜鋒
對我們這一代很多人的教育歷程來說，1977年冬天恢復高考是決定性的事件。那時，我剛進入山東泗水一中高中，朦朧地意識到以後不僅要“做個好人，還得有好成績”，分數高低可能決定人生走什麼樣的路，這也是許多同學們此前不太思考的問題。
學校開始按文理科分班，以應對不同科目的高考，我被分到文科班。通常被認為數理化成績不突出，但整體成績還說得過去的學生到這個班，這樣的看法使班上的同學承受著壓力：一方面很羨慕理科班的學生，覺得自己比他們差了；另一方面為自己的未來焦慮，因為高考文科生錄取人數少，難考。
那年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競爭壓力，對未來懵懵懂懂、憂慮而又不知所措。
進入外語班
1978年夏天的高考使憂慮變得清晰實在了：必須得做點什麼，確定方向，離參加高考的時間只有一年了。
暑假過後回到學校，英語老師陳雲珠來找，建議我進外語班，考外語科，說是此前幾年裡已經有人考進了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外語機會多些。陳老師是上海人，操一口清脆的普通話，與當地人講話的口音和表達方式都很不一樣，富有感染力。
於是，我進入了外語班。那時，班級裡有十來位同學，而這個班在學校眾人眼中就只是一群很乖的學生。有一天，一位其他科的老師帶著戲諷的口氣說：“連普通話都不會說，還學外語！”後來聽說，學校的領導也不看好外語班，但拗不過陳老師的堅持。
但外語班的同學很認真，起碼很團結，緊緊地跟隨著陳老師和他的先生曹老師學習英語。那個班上的同學後來大部分考上了大學或中專，升學率應該是遠高於全校。
40年後，當時學英語的經歷中有幾件事讓我至今難忘：
首先是開口說英語的艱難。那時教學內容直接源於實際日常生活。開始時，陳老師讓我們大聲朗讀，幫助克服了開口難的障礙，對學外語這十分重要。設想，在一個魯西南方言的環境中，敢於說幾句英語是需要勇氣的。因為，當時那裡連說普通話都被認為是另類，何況外語呢！
之後每課的單詞、句型和課文，都是非常貼近我們那個時代社會現實和生活現實的內容。譬如課文的第一課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隨後，還有翻譯成英文的口號如“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e criticize Lin Biao and Confucius” “We serve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useful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等，這些口號是那時的學生非常熟悉的內容，用英語說出來很親切。
其次教材和師資的短缺。那時沒有官方的大綱，沒有官方的教材，沒有音像資料，當然也沒有權威的教法，只有我們的陳老師和曹老師夫婦二人。在山東省那時還沒有自己的英語教材的情況下，陳老師自己想辦法給我們弄來了北京市的英語教材和宣武區、海淀區的高考輔導材料，就是我們主要的教材。有時，他們倆還要動手刻印一些輔導題分給大家做。因為就那一本教材來自北京，而且學習進度快的時候，下一冊還來不到，陳老師就帶著大家溫習已處理過的教材，這樣，多數課文都能背誦出來。
有些至今記得住，比如“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是高玉寶的《半夜雞叫》片段，中文的內容很清楚，講述高玉寶智鬥地主的故事，闡述的是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反抗的階級鬥爭道理。那時年紀輕，只覺得故事熟悉，即便有不懂的英文單詞，也能連猜帶蒙地弄得通，通了就很有信心，還覺得英文表達方式很新奇，尤其是周扒皮的那段話“get up and go to work, you lazy-bones!”同學之間也會常常開玩笑地說“you, lazy-bones!”玩笑再開大點的會說“stop thief”，或者“I will teach you a lesson!”。這些都是課文裡的句子，學以致用了或活學活用了。這對學習外語很有幫助。
另外一篇課文是關於美國人Nathen Hale的。開始時我們並不關注他是何許人，但課文中的一段話，是他就義前說的“I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ly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讓我們很感動，覺得他很英勇。因為覺得這是個英雄，就反過頭去了解他，這時才有意識，原來在遙遠的地方有個美國，那裡有個黑人英雄反抗英國人的壓迫，被英國統治者抓住處死。這是第一次從文本上具體接觸美國，此前關於世界的知識主要是朝鮮的賣花姑娘，珍寶島畔的蘇修，抗擊美國的越南，還有歐洲的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等。
家人“奢侈”的支持
第三件至今難忘的事，是家裡人對我學外語的極大支持。關於學什麼，考什麼，家裡人都支持我的選擇。
具體支持的內容，可以用“五個一”概括一下：首先是一本《新英漢辭典》，這是家兄花6塊錢買的，那時是很貴了，他一個月的工資可能不到20塊。這辭典幫了大忙了！我隨身帶著，上學的路上也不斷地翻閱，有趣的詞很快就記住了，自己還定了個目標，每天記住50個單詞，會用的20個，會用的意思按老師說的，就是不僅記住了單詞，還能造個句子，有句型，就這樣，詞彙量增長很快，一個學期下來比較熟練地掌握了3000多英語單詞，此外還有一些怪癖的單詞。總之，在字典裡邂逅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單詞或句子，而這些都是最能吸引我記住的，字典讓我進入了另外一個文化世界和生活現實。
其次是一本英文的《非洲童話》，是家父從北京買來的，具體是什麼內容，現在記不得了，只記得很喜歡。那時的縣城英文書籍極為罕見，有這麼一本真是愛不釋手，不僅讀還翻譯出來，用針線縫成一本小書的樣子，不僅自己得意，還拿給別人看。一天，有位家裡的熟人看過後，建議我不要自己搞印刷品，他說“還好都是關於非洲的”。現在想來，那一段時間裡，我的日子更多是在這兩本書裡遊蕩。當時一個人住在母親單位離學校很近的一間宿舍裡，過條路就是學校。住在那裡，晚飯後就全神貫注地翻譯，一段時間裡每天都很晚。在那個燈光稀少的時代，夜裡總有個屋亮著燈是不太尋常的。很快，有人通報給家人。母親得知情況後，一是要求我早關燈，不要影響人家；二是要我每天早飯吃一個雞蛋，這便是我想說的第三個“一”。是不是每天都吃了，我也不記得了。但早關燈的要求沒有做到，沒多久我就被召回家裡住了，自己一個人住一間宿舍的自由時光不太長，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個“一”是錄放機，這對學外語訓練口語、思維和表達都很重要。那時，對縣城來說，就沒有幾個人知道錄放機是何物。洋電子產品剛進入中國，有一款是三洋的類似磚頭的錄放機，售價好像是兩百多塊，那是普通職工幾個月的工資！家兄買來一個給我用。我自然十分珍惜，拿到外語班上，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地錄音，放音，平生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感到新奇怪異，一陣陣地笑著，笑話著，學習就這樣添加了不少樂趣。有一天，我把一篇英文課文唸了一篇，錄下來放給一個親戚聽，他不懂英語，聽了之後連連稱讚，覺得很像洋話，很神奇。這大概是比較早地在縣城社會上推廣英語了。
第五個“一”是交直流電源的短波收音機。不知什麼時候，家裡有了這臺收音機，我到了晚上整點時收聽英語臺，是 “Voice of America”。剛開始只要能夠聽懂個別單詞如“Thank you”都很興奮，覺得能夠明白遙遠而且模糊的遠方的話，是不可思議的。收音機不斷出現的“from Washington DC”讓我很疑惑：這到底是什麼地方，美國是什麼，這個世界上有這樣的地方嗎？1978年的縣城裡，人們對敵情還記憶猶新，不少同學都撿到過臺灣氣球散發的傳單和小物件，是要立即交給學校的。對“敵臺”大家也還普遍保持著警惕，所以，開始聽美國電臺時，很有聽敵臺的感覺，有些緊張。那臺收音機的質量差些，噪音常常很響，還要飄飄忽忽的，一會有聲一會兒沒聲，所以我常常要跑到離家很遠的田地裡去，躲開建築物對電波的阻擋。當時就是這麼想，有沒有科學道理，沒有去探究。一個人大老遠跑到空曠的地裡聽英語電臺，現在想想，真是有些聽“敵臺”的樣了。好在，除了家裡人外，沒人知道。
上面就是五個“一”了：一本字典，一本童話書，一個雞蛋，一個錄放機和一臺短波收音機。對當時普遍不富裕的生活水平來說，這“五個一”是家人對我學習英語的奢侈的支持了。應該說，我學習的條件極好，也極其自由，因為，關於學習的內容和成績，父母基本不過問。
以德語為專業
第四件事是以外語為專業的抉擇。
學了不到一年，我參加1979年高考就通過了一本線。但我拿定主意再考一年，因為自己感到剛剛開始學英語，雖是考上了，但心裡很沒有底，覺得到了大學裡也弄不好，不如再學學，別的沒有多想。陳老師支持我的想法，家人也不反對，只有家父稍有擔憂：明年考不上怎麼辦？對高考，我那時沒想過考不上會怎麼樣。
到1980年高考成績出來後，我的名字與其他考上的同學的名字一起被張貼在城裡的一堵牆上，很多人去看，我也騎著車去看，但沒有什麼大的興奮，對考上大學沒有感到意外。這一年，我被錄取到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專業。學習德語，也是自己的選擇，家裡人依舊不干涉，只是家父因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因對德國比較關注，也因此對我學習德語比較感興趣。陳老師表示贊同，主要原因是選學英語專業可能競爭激烈，錄取難度大，德語是小語種，零起步，競爭少。我選擇德語的原因，主要是不想選擇英語，自以為學了兩年英語差不多了，應該學一門新的語言，要麼是意大利語，要麼是德語，法語也可以。最終選德語是家父書架裡的馬恩著作，它們發出了默默的影響。還有，高考的英語口語考試是在濟寧一中舉行，那個學校的前身是德國人辦的，建築還有德國的特色，這讓我很好奇。可惜的是，那時的德式建築後來被拆除了，擴建了新的教學大樓。我的家鄉周圍地區曾經有德國人，傳教士，小時候聽到過關於這些洋人的傳說。這些身邊的事對我是個迷，也是選學德語的“無聲的招呼”，至今，我仍在關注著這些故事，收集這方面的資料。
最後，還要提一提另外一本書，就是《知識青年地圖冊》，是1979年在縣城新華書店買的，由地圖出版社編制出版，農村版圖書編選小組編選。前言裡寫道：“遵照毛主席‘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和‘要關懷青年一代的成長’的教導編制此書”“讀者對象是廣大貧下中農、農村知識青年、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村中小學教師”。
這本給農村地區編寫的書，是我擁有的第一本中國和世界地圖。我在封面書寫上了geography，按舊式的拼音把自己的名字翻譯成“Chiang Feng”，刻成石章，蓋在書的扉頁上，也用漢字簽上自己的名“姜鋒”。不知是哪位同學在“姜鋒”下寫上了“博士”。這是件奇怪的事，因為那時偏遠縣城的中學生並不清楚“博士”是什麼，許多人就沒聽說過這個稱號，那時中國的大學還沒有恢復學位制度。
不管怎麼樣，那時的一個“博士”塗鴉似乎預示著我將來要完成一篇博士論文，不過這是近23年以後的事了：2002年我在殷桐生教授的指導下獲得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博士學位，算是完成了少年夥伴們無意中的囑託吧。
這本地圖冊伴隨我很多年，沒事就翻翻，算是一本看世界的路標，最熱衷的是看航線，似乎是自己乘著船周遊世界。在我內心世界中，對地理的興趣和學習外語相互促進，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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