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說故鄉好。我也這麼說，而且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說起商洛，我都是兩眼放光。這不僅出自於生命的本能，更是我文學立身的全部。
商洛雖然是山區，站在這裡，北京很偏遠，上海很偏遠。雖然比較貧窮，山和水以及陽光空氣卻純淨充裕。
我總覺得，雲是地的呼吸所形成的，人是從地縫裡冒出的氣。商洛在秦之頭、楚之尾，秦嶺上空的鳥是丹江裡的魚穿上了羽毛，丹江裡的魚是秦嶺上空的脫了羽毛的鳥，它們是天地間最自在的。我就是從這塊地裡冒出來的一股氣，幻變著形態和色彩。
所以，我的人生觀並不認為人到世上是來受苦的。如果是來受苦的，為什麼世上的人口那麼多，每一個人活著又不願死去？人的一生是愛的圓滿，起源於父母的做愛，然後在世上受到太陽的光照、水的滋潤、食物的供養，而同時傳播和轉化。這也就是之所以每個人的天性裡都有音樂、繪畫、文學的才情的原因。正如哲人說過，當你看到一朵花而喜愛的時候，其實這朵花更喜歡你。人世上為什麼還有爭鬥、傷害、嫉恨、恐懼，是人來得太多、空間太少而產生的貪婪。也基於此，我們常說死亡是死者帶走了一份病毒和疼痛，還活著的人應該感激他。
我愛商洛，覺得這裡的山水草木、飛禽走獸沒有不可親的。在長達數十年的歲月中，商洛人去西安見我，我從來好煙好茶好臉好心地相待，不敢一絲怠慢，商洛人讓我辦事，我總是滿口應允，四蹄跑著盡力而為。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湯的記憶，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嶺南坡的腔調。商洛也愛我，它讓我幾十年都在寫它，它容忍我從各個角度去寫它，素材是那麼豐富，胸懷是那麼寬闊。凡是我有了一點成績，是商洛最先鼓掌，一旦我受到挫敗，是商洛總能給予慰藉。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塊石頭、一隻鳥、一隻兔、一個蘿蔔、一個紅薯，是商洛的品種，是商洛製造。
我在商洛生活了十九年後去的西安，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三次大規模地遊歷了各縣，幾乎走遍了所有大小的村鎮，此後的幾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斷。自從去了西安，有了西安的角度，我更瞭解和理解了商洛，而始終站在商洛這個點上，去觀察和認知著中國。這就是我人生的秘密，也就是我文學的秘密。
至今我寫下千萬文字，每一部作品裡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跡。早年的《山地筆記》，後來的《商州三錄》《浮躁》，再後來的《廢都》《妊娠》《高老莊》《懷念狼》，以及《秦腔》《高興》《古爐》《帶燈》和《老生》，那都是文學的商洛。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記錄，也有原型不是商洛的，但熟悉商洛的人，都能從作品裡讀到商洛的某地山水物產風俗、人物的神氣方言。我已經無法擺脫商洛，如同無法不呼吸一樣，如同羊不能沒有羶味一樣。
鳳樓常近日，鶴夢不離雲。
我是欣賞榮格的話：文學的根本是表達集體無意識。我也欣賞生生不息這四個字。如果在生活裡尋找到、能準確抓住集體無意識，這是我寫作中最難最苦最用力的事。
而在面對了原始具象，要把它寫出來時，不能寫得太熟太滑，如何求生求澀，這又是我萬般警覺和小心的事。遺憾的是這兩個方面我都做得不好。
人的一生實在是太短了，幹不了幾件事。當我選擇了寫作，就退化了別的生存功能，雖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簡陋、才質單薄，無法達到我向往的境界，無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別人或許是在建造故宅，我只是經營農家四合院。
我在書房懸掛了一塊匾：待星可披。意思是什麼時候星光才能照著我啊。而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屋裡安了一尊佛像和一尊土地神，佛法無邊，可以惠澤眾生，土地神則護守住我那房子和我的靈魂。
（本文系作者在 “賈平凹與中國當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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