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男人正走向死亡》的文章，開篇指出：
“在這場世界歷史上最為壯觀的經濟繁榮之下，勞動年齡男性卻連‘活著’都成問題，這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來自中國。
“口說無憑，文章引用數據為證：“根據前不久中國保監會更新的死亡率數據：在截至2013年的10年間（這已經是公佈的最新數據），
41-60歲中國男性的死亡率增長了12%······而同期其他年齡段及女性群體的死亡率總體上則有所下降。
“由此，中國男人這一群體再次進入大眾視野。而就在兩年前，還有一組網友的街拍令他們成功吸引眼球：馬路上的中國女人一個個婀娜多姿，嫋嫋婷婷，身邊的男人大部分卻不修邊幅啤酒肚外加禿頂。
這令人們紛紛開始議論：為什麼中國男人在外形上普遍配不上中國女人？
結合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也許不難找到答案：中國男人連生存健康都成問題，哪還顧得上形象？
說起來，他們的疲憊一直有著歷史淵源，發展到今天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文化一直講究的是“大男人“，男子漢需要頂天立地，即便小時候捱了打，也會有人告訴他：“男人不許哭“，甚至還有家長會教唆“有本事就打回去！“比起在外面惹是生非，男孩子被欺負更加令中國父母不安，會擔心自己的孩子沒有“男子漢氣概“。
這種思想下一個耳熟能詳的教育理念就是：
“女孩要富養，男孩則要窮養“。
說白了就是男孩子從小最好儘量在特別苦逼的環境中長大，恨不得擱在狼窩裡培養戰鬥力，長大了可以直接放出去廝殺。
在這種文化下，天註定，等待中國男人的只能是金戈鐵馬的一生。於是他們成年步入社會後，一系列壓力就順理成章地接踵而來。
如果說古代男人講究的是“大丈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麼今天中國社會衡量男人的標準愈發簡單粗暴，只有“名“和“利“兩個字。
身為男人，需要有諸多資源，至於養家餬口，那只是最起碼的。
儘管已經到了2017年，可結婚由男人負擔買房買車在中國依舊是不成文的規定，中國人因此而戲謔地將生女兒稱為“招商銀行“，生兒子則是“建設銀行“。
在那些由女人寫成的雞湯文中，不停振振有詞地鞭策警醒著中國男人：
“當初選擇了你，並沒嫌你窮，可跟了你這麼多年，一個男人，怎麼也能攢下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吧？說到底還是你不努力！“
說來說去，將來需要兩個人住的房子，理所應當得由一個人買單，買不起的話就趁早滾蛋，因為那意味著一個男人“沒有家庭責任感“。
中國男人的壓力與煩惱，正如很多年前李宗盛周華健和品冠在《最近比較煩》中所描繪的：
“最近比較煩比較煩/總覺得鈔票一天比一天難賺/太太買了八千塊的耳環“。如果說女性還可以想想事業與家庭哪個更重要，男人則別無選擇。自古以來，物質方面對男人的高標準嚴要求，一直是他們天經地義無可推卸的職責。
至於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中吳秀波所扮演的男主角，一個以開出租車謀生計的體貼暖男，在電影院裡坐著欣賞一下就可以了。真到過日子的時候，一個男人的幸福生活是這樣的：
“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套理念演變到今天，順理成章地變成了：
住大房子，最好再有兩三套固定房產，孩子上國際學校，有部好車，老婆可以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有時間有閒錢去美容院······
這一切，順理成章地由家庭中的那個男人買單。不少中國女人對於情人節的期盼已不僅僅限於幾隻玫瑰（圖源：VCG）更糟糕的是，還有趁火打劫隨時搗亂揩油的：
在市場經濟下，很多商家也時不時跟著湊熱鬧，它們成功洗腦了一部分女性，不，確切地說是大部分女性，直接導致中國男人患上了“過節頭疼症“，什麼聖誕節、情人節、七夕節、婦女節、對男人而言，所有這些節日其實沒什麼區別，通通都是需要對女人有所表示的消費節。如果拒絕承認和滿足這種由商家的促銷活動建構的新型節日，女人就有足夠的理由說你不愛她
。就這樣，商人和資本體系通過完美洗腦，成功地綁架了男人的錢包，打著“愛情“的幌子來剝削男人的剩餘價值。而務實的中國女人又不像西方女性那麼好打發，幾隻玫瑰外加蠟燭就能搞定。
如今的中國式愛情與金錢直接掛鉤，錢越多，代表愛的越深，中國女性朋友圈裡曬的老公表達愛意的紅包，金額大多是“1314“，
最起碼也得是“520“
，要是發個“13.14“，
那簡直就是搞笑。
而當中國男人終於突破千軍萬馬殺出一條血路，成為眾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之後，本以為一直繃著的那根弦終於可以歇歇了，熟料，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在女權主義的崛起聲中，畫風又有點變，社會對他們提出了新要求：得有趣有情調，得是暖男，瞧瞧人家西方男人，懂得健身，有紳士風度，尊重女性······
驀然回首，中國男人發現自己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已經喪失了審美、藝術、以及一切他無暇顧及的，與名利無關的東西，包括陪伴父母的時間、幫老婆做家務帶孩子······所有這些通通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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