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年輕人性生活越來越少了。“無性症候群”，這是日本媒體發明的詞，用來形容當下日本年輕人對於親密關係和性生活的冷淡。
日劇《約會戀愛究竟是什麼呢》劇照，劇中男主被設定為一個無性無慾、每日只一心讀書看片的“高等遊民”。
在2015年的統計中，18到34歲的日本青年有43%沒有過性經驗。而十年以前，這個比例只佔三分之一；35歲至39歲的年齡段中，26%的女性、28%的男性從未有過性經驗。同時上升的，還有不婚族的比例。日本正經歷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機。就如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低慾望社會》中描繪的那樣，日本年輕人不僅越來越少性生活，對於生育、消費和投資等的慾望也在節節消減。
這並非因為日本人古怪。美國年輕人的性生活頻率也在衰減。據《大西洋月刊》凱特·朱利安
（Kate Julian）
的《為何年輕人的性生活越來越少？》（Why Are Young People Having So Little Sex？）
一文，美國年輕人的性生活頻率相較於父輩一代大幅降低了，開始性行為的年齡也在推後。從1991年到2017年，美國高中生有過性行為的比例從54%降到了40%。另外，和之前兩代年輕人相比，他們的性伴侶人數也在減少。出生於1960到1980年代的“X 世代（Generation X）
”們20歲的時候，比現在20歲的年輕人性行為頻率更高。而且他們年齡稍長後，性生活的頻率也少於前一代人：從1990年代到2014年，成年人每年平均性行為次數從62次下降到了54次。
《低慾望社會》，
譯者: 姜建強 ，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10月。
很多發達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2013年，英國一份《全國性態度與生活習慣調查報告》指出，16至44歲的英國人平均每月性行為不到5次。而在僅僅3年前，男性每月有6.2次性行為，女性6.3次。在2014 年，澳大利亞全國性生活調查表明，異性戀每週平均有1.4次性行為，低於10年前的 1.8 次。
在中國，雖然如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性革命已經基本成功。但是，新一代年輕人“無性症候群”的現象也開始出現苗頭。根據潘綏銘教授的《2000-2015年中國人的“全性”（Sexuality）》裡面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到2015年，18歲到29歲已婚或同居的年輕人裡，男性每月性交少於一次的比例從7.6%上升到10.2%，女性則從3.1%上漲到14.3%；男性中沒有“性趣”的比例從4.8%上升到12.1%，女性則從12.8%上漲到27.3%；擔心自己“性表現”不好的女性則從39.5%漲到了64%。
平常大家都覺得，當今大學生在性上面很開放，但其實中國的大學生是中國最保守的群體之一。2015年中國男大學生有性經驗的比例僅為27.5%，而女生比例為22.6%，這個數據跟很多國家相比都不高。而對於已經結婚的中國人來說，婚姻的滿意度也在下降，覺得婚姻“非常滿意”的比例從2000年的74.1%下降到2015年的53.1%。婚內“日常親暱”的比例也從2010年開始大幅降低。然而，婚內男性自慰的比例則從2000年的21.5%上漲到2015年的42.6%，女性則從5%上升到12.9%。在社交媒體上，與“中國90後已經沒有性生活了”等相關主題的文章和話題也被大家熱議轉發。
這是一個讓人費解的現象。當下社會對性的限制似乎越來越少，很多人並不羞於談論“性”，色情片的資源唾手可得，婚前性行為也不再是禁忌，預防性病的避孕措施也得到了普及。但是，日本發達的性產業，卻喚不起日本年輕人的“性趣”；美國流行的勾搭文化
（hookup culture）
，在Tinder等社交軟件的幫助下，似乎讓“約炮”、“一夜情”成為平常事，但大家的性生活頻率卻在下降。
在這個性自由度非常高的時代，社會對性的寬容度不斷上升，大家通過互聯網獲取性資源也比以往更便捷。那是為什麼，當代年輕人的性生活頻率反而越來越低了？
看多了色情片讓我們少做愛？
就像“經常看暴力血腥的影視作品，會不會使觀看者更加暴力”這樣的傳播學經典問題，答案一直眾說紛紜、沒有定論。有人從亞里士多德那裡獲得靈感，認為觀看暴力影視作品能淨化人們的暴力傾向。也有人認為，人們會模仿作品中的暴力犯罪，這樣的作品有示範效果，喚起人們的某種情感，誘發攻擊行為，或者淡化反對暴力的觀念。還有人認為，觀眾接觸暴力場面多了之後，會對暴力脫敏，使得人們對現實世界的暴力無動於衷。
那麼同樣的，在這個時代，色情片通過互聯網唾手可得，影視作品裡的性愛場面也是家常便飯，為什麼年輕人的性生活頻率下降了？有人也給出類似解釋：這一代年輕人獲取色情片的途徑太多，也太容易，他們的性慾在觀看的過程中得到了滿足，所以現實生活中的性需求減少了；看多了色情片，導致他們對色情和裸露脫敏了，有些東西越是禁忌越令人痴迷，對性的祛魅使得大家喚起性慾的閾值大大提高了，大家對現實世界很多性刺激變得無動於衷，所以我們更少做愛了。諸如此類。
的確，此類解釋能說明一部分原因。但這些解釋都在 “色情片資源唾手可得”的因和“人們性生活的頻率變少了”的果上強行建立因果關係去解釋，卻忽視了更大的社會環境，以及經常觀看這些色情影像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色情史》，
譯者: 劉暉，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03年3月。
法國著名學者喬治·巴塔耶對色情所做的哲學探討，涉及色情與精神滿足、慾望與禁忌的互相作用等典型議題。
傳播學中有一個理論叫涵化理論，它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視角。涵化理論認為，人們看某類影視作品越頻繁，也越容易把影像中展示的場景當做真的社會現實。
大家長期接受大眾影視傳媒的理想化信息，這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受眾對真實世界的感知。我們的“觀念現實”，越來越接近於“媒介現實”，離“社會現實”越來越遠。而且，本各不相同的人重複接受著相似的符號，會慢慢發展出對事物相似的看法和期望。
當我們從小都在一個容易接觸到色情影像的環境下長大，我們對性愛的認知很容易等同於影視作品中所呈現的性愛，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性愛就應該是影像中的樣子。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我們對性愛的美妙想象都來自於這些場景。性愛都應該是那個樣子的，雙方身材都那麼火辣，都那麼意亂情迷，那麼高潮迭起。尋找豔遇都那麼順利，那麼簡單，那麼享受。
我們對性愛形成了一個高不可攀的公共標準。這使得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受挫的可能性更大：我們會對自己的身材和技術不自信，因為不是人人都有演員那種完美的形體；我們也會嫌棄對方的身材或技術，覺得並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值。在影視作品中，性愛似乎總來得水到渠成，但現實生活中，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提出性要求的風險還是很高；早洩、陽痿或者性交疼痛等實實在在困擾著一些人；與陌生人的性愛因為缺乏瞭解，還抱有相當大的戒備心，其歡愉程度往往令人失望……
隨著性產業提供越來越精緻的性體驗，性價比越來越高，我們越來越在其中流連忘返。我們看色情片自慰時，更是精神上的自慰。因為可以拋除現實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和種種不完美，且不必揹負情感責任，以極低的成本，完成一次高質量的性體驗甚至是情感體驗。
電影《她》劇照，講述了未來人與人工智能相戀的故事。
如今，性產業發展欣欣向榮，除了越拍越精緻的色情片或成人音頻，還有各種輔助硬件，比如VR設備、充氣娃娃，都為我們提供著一個比跟人做愛性價比更高的性體驗，同時這也大大延展了性愛的範疇。這樣來看，當未來發明瞭體驗比真人還真實的性愛機器人或者機器人伴侶之後，人與人之間的性生活頻率可能還會大幅下降？甚至大家可能沉溺於與機器人的戀愛？
這是電影裡的反烏托邦，但也是個大趨勢。若是將看色情片、自慰等“獨自的性生活”都算作性生活的話，那這個時代的性生活頻率或許在增加。凱特·朱利安在文章提到，芬蘭的“Finsex”研究發現，芬蘭人的性生活頻率在下降，但同時自慰頻率在上升。從1992年到2014年，美國男性一週內有自慰的頻率翻了一倍，到了54%，而女性的比例則翻了兩倍，而且諸如震動器等情趣玩具越來越受歡迎。這個時代的性幻想越來越氾濫，但傳統性生活卻越來越少。
維繫關係越來越難，
這減少了我們的性生活？
性生活頻率終究還是和穩定的戀愛關係聯繫最緊密，但生活在輕飄飄的液態社會里，我們維繫一段關係越來越不容易了，更何況性生活呢？
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提出過一個迷人的描述：他認為現代社會是液態的。液態用來形容這樣一種後工業社會形態：經濟自由化、個人原子化、價值多元化、社會變遷步伐加快，使得人們越來越難以尋得認同上的歸屬感、價值上的穩定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維繫親密關係上，鮑曼在《液態之愛》裡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這個社會愈發不穩定的愛情關係。棲居在液態現代社會里的我們，“渴望與人相系，卻更恐懼被就此綁死。害怕孤單，所以找人同行，但新的不安卻從別處湧現。在液態的愛裡，我們一次一次地聚合，一次又一次的分離。”
就這樣，社會高度的流動性和生活高度的不確定性，讓我們的愛情關係變得很難預測，而努力本身又讓人心力交瘁。每個人也許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對愛情關係的開啟成了一項高風險舉動。這種心理預期，減少了很多人去維繫長期關係的可能性。
而焦慮本身也是性慾消退的原因之一。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生活，導致的孤獨感和焦慮感難以停息。這種生存壓力進一步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放大器，反過來加劇我們的現代病。
手機作為人器官的延伸——用麥克盧漢的話來說——它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阻隔，將我們不間斷地連結了起來。這種隨時隨地的虛擬連結打亂了我們傳統的生活時間和節奏。這也可能是我們經常說，忙到沒有性生活的原因之一。
在福特製下，傳統工人鬥爭贏得的“八小時工作制”，也被後福特製下的通訊科技所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讓大家的工作時間和私人時間劃分明顯。特別在西方的工業時代，那時還沒經歷女性解放運動，大部分女性都在家裡，大部分男性工人能準時下班，自然，夫妻雙方更可能都有時間進行性生活。
如今，網絡讓我們隨時隨地工作，私人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工作帶來的焦慮、疲憊和沮喪，更容易侵入到我們的私人生活中，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又影響我們的性慾。而且在女性解放後，男女雙方都出去工作了。雙方的公私生活都不分明——能找到合適的時間進行性生活的可能性也變得更小了。
對於單身人士來說，這種變化擠壓了我們與其他人線下社交和相處的時間，取而代之的是利用零碎時間效率更高的線上輕社交。長期勞累的工作也可能讓我們喪失了心情和慾望，也沒有時間去尋找性伴侶和進行性生活。這也是為什麼有網友調侃道，“你自己能睡覺就很不容易了，別想著睡別人了。”
約會軟件Tinder的交友推廣頁面。
儘管互聯網科技還貢獻了像Tinder這樣的約會軟件，創造出一幅人們戀愛、“約炮”很容易的假象。事實上，它並沒有那麼有效。
依照 Tinder 放出的數據，該軟件每天有16億次划動，卻只有2600萬配對成功。在凱特·朱利安的調查中，這些配對導致的線下約會並不多。因為就算配對成功，也不意味著會繼續聊天，更不用說發生性關係了。而且，只有少數顏值高的人才會獲得更多配對。
32歲的採訪對象西蒙
（Simon）
說：“除非你長得特別出眾，否則線上交友約會其實就是浪費時間。”除此以外，人們用Tinder的動機大多並不嚴肅。有受訪者表示，這是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像連連看一樣的互動了，大家對每個人都點“是”，只是為了打發時間；也有人會覺得，被別人點贊、配對成功，有一種滿足感，不過也就僅此而已。所以這種配對很難“變現”。西蒙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玩Tinder就像是對著一個空洞在嚎叫。在女孩們照片的大海中去找一顆鑽石。”
社交軟件所帶來的輕互動和輕人際紐帶的模式，其實也大大減輕了線下社交的尷尬感和不自信感，也使得社交成本大大降低。人們一旦習慣了這一點，這會使得大家在線下相遇的機會越來越少。因為每一次線下見面，都可能得冒著打破線上“面具”的風險和心理壓力。
性自由就一定意味著性生活增多？
讓我們再次回到問題本身：在一個性自由度非常高的社會里，為什麼大家的性生活反而減少了？其實這個疑問的前置預設是，我們經歷過性解放運動，所以我們不再害羞談性。性解放運動給了我們一個承諾和預期，性不再是禁忌，我們的性觀念更開放了，這也會使得性可以更加自由地發生。我們通過解除性壓抑，能獲得比以往更多的愉悅。
可是，反過來想，這一推斷沒有問題麼？福柯在其名作《性經驗史》裡中恰有提到，性是一種人為建構，是權力強加給身體和愉悅的建構物，而不是我們需要將其解放的某種自然物。福柯批評道，性解放的前提是存在著壓抑性，就如弗洛伊德，他預設了社會對性的壓抑，這會導致各種神經病症。
《性經驗史》，
譯者: 佘碧平 ，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我們為了享受更多的愉悅，就要人人大方談論性，打破禁忌。在對性的神聖化中，就如宗教一樣，我們作出了對恢復完美性愛的承諾。其實，我們整天談論著性，並不代表就不遭受性壓抑了，因為我們克服的只是有關性談話的壓抑而已。福柯並不認為性壓抑假說不正確，他是要發現這種性話語的生產機制和“壓抑-解放”的結合機制。這些性話語中體現了某種偽善性。
的確，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充斥著性話語。我們不再壓抑對性的禁忌，在觀念上更加開放。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的性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多，這種許諾本身就有問題。
這些議程，或者這些性話語的背後是什麼？福柯講道，在當代，性是規訓和生命政治的結合處。一方面，性是規訓性的，即通過某種體系的知識，規定了哪些性行為是正常和異常的。當我們憂心忡忡地談論年輕人的性生活越來越少的時候，這暗示著傳統性生活少或沒有性生活被認為是一種不太“正常”的狀態。我們應該問的是，到底什麼在規範著我們的性生活？
另一方面，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性是調節人口、治理社會的一項重要機制。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國家出臺刺激人口增長的政策，去營造良好的性愛氛圍，也鼓勵大家去談性。在很多發達國家生育率下降時代大背景下，對性生活減少的擔憂背後，其實也蘊含著由生育率下降甚至總體慾望減少所帶來的經濟災難的普遍擔憂。這也是大前研一《低慾望社會》的行文線索。
不可否認，西方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性解放運動，使得性愛比較成功地脫離了生育目的。而生育是勞動力和消費者的再生產，也是國家調控人口，管理經濟增長，維繫資本主義系統運轉的重要一環。這也是各國鼓勵生育根本原因之一。這也是嬉皮士們說“越做愛，越革命”的原因之一，因為性愛本身變成了一種與資本主義無涉的純粹歡愉體驗，這當然是革命性的。
此外，伴隨著西方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性解放運動，在性愛方面，女性在慢慢地覺醒。女性在性愛中不再是被動的角色，擔心懷孕或只為了滿足男性性慾，而是光明正大地去享受性愛歡愉。避孕技術的普及、女性性需求的覺醒和性關係的革命（比如開放式關係、同時多個性伴侶、一夜情和虐戀等的脫敏），的確使得西方好幾代人的性自由度和性生活頻次在增加。但這也不一定意味著性生活頻率跟性自由度呈正相關關係，更不意味著未來性生活頻率一定會增加。
技術革命的更迭，使得性也被納入了資本運轉的體系。性產業越做越大，它不僅“制定”了性歡愉的標準，還通過大眾媒體源源不斷地生產著過剩的性慾，然後把大家的性能量消費都鎖定在自己的產品之中，創造鉅額利潤。加之原子化的個人社會、忙碌的工作......，大家傳統的性生活減少了。但是，這一切與國家對生育的需求背道而馳。那麼，要怎麼去營造一個對性愛友好、又鼓勵生育的環境？
可以預見，這是個還會被繼續討論下去的設問。
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閱讀更多 藍語談汽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