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轉行,如越山丘,金立手機

“我們是被歷史遺忘的一代,我們的時代沒有戰爭,沒有經濟大恐慌,我們的戰爭是心靈的戰爭,我們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這句臺詞來自《搏擊俱樂部》。現在有人覺得,它可能非常適合形容時下行業大變遷、企業沉沉浮浮中,那些正在遷徙的職場人群。

01

度過冬天


半年前,夏軒從沒想過自己會離開深圳。此刻,他和那條一歲的柯基躲在浦東的單身公寓裡瑟瑟發抖。風吹進落地窗和厚窗簾,物業修了好幾次,室內溫度也只是剛剛過了18度。

2018年6月以前,夏軒在金立做市場。

2017年年中,老東家傳出輿論危機,傳聞老闆劉立榮賭博輸掉上百億元,以及金立拖欠供應商款項。後來,隨著大供應商歐菲科技一紙訴狀,告金立拖欠公司6.26億元,口子越開越大。這年年會取消,整個公司沉浸在一種奇怪的氛圍裡。

夏軒身在其中,卻一直不以為意,他覺得金立大廈就不止20個億,除此之外,金立持有的微眾銀行、南粵銀行的股份都讓員工底氣十足:幾億元的欠款金立怎麼可能還不上?大多是媒體捕風捉影罷了。

2017年11月的時候,夏軒記得金立一口氣發佈了8款全面屏手機。在這場2017冬季產品發佈會上,深圳衛視全程同步直播。儘管拖欠供應商欠款的消息已經漫天飛,夏軒和同事們仍然覺得這只是一次媒體制造的“新聞”。

夏軒一畢業就來到深圳加入金立。深圳是座適合生活的城市,有一些大公司,金立就是其中之一,更有大量有創造力的深圳老闆遍佈南山和華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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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集團董事長劉立榮

夏軒加入時適逢金立創始人劉立榮退居幕後,公司正在打造年輕化的產品線和互聯網手機,但之後這些嘗試均告失敗,劉立榮重回公司,繼續做商務品牌手機,以續航和安全性為主打。

在此之前,金立在功能機時代是最風光的國產手機,在國內市場上銷量僅次於諾基亞和三星。到了2011年,智能手機時代來臨之後,金立被小米和OV這些新秀反超,但已經是市面上“活得最長的手機企業”。

手機是個變化太快的行當。最近兩年時間裡,金立配合著業內的步調,每年開三到四次大型發佈會,推出M系列大獲成功後,接下來就是接二連三的滑鐵盧。最終到2017年的時候,小米出貨量接近1億臺,金立卻只有2700萬臺,而這種差距仍在繼續加大。

當局者卻迷。直到工資開始延發,遲發了10多天,夏軒和同事們終於意識到“金立真的沒錢了”。“我也是看媒體報道才知道的,記者會調查上游,我根本接觸不到,知道的沒有媒體多”,夏軒說道。

從那時起,夏軒把簡歷發給了所有在深企業。但現實冰冷。

深圳的大公司恰巧都有些變化。當時,騰訊正在進行有史以來的第三次架構調整,震盪不已,有同事一個月面了三四輪,最終也沒能如願進鵝廠。華為和OV則收緊了社招,前者門檻高,後者更傾向年輕的95後,簡歷遞出去,等了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夏軒就對結果心知肚明。當然也有人找上門來,他接到獵頭的電話,但多是小型創業公司,也有P2P企業的HR打電話來問:“最近有很多負面事件需要人手,能否儘快入職?”

主動找上來的都不是理想的選擇。這些年,他親眼目睹對面大廈的辦公室不到3個月就換一個公司。“深圳小公司特別多,都是追風口的,風口一過,死一批”,夏軒對此太熟悉,他想要的是一份安穩,讓他度過這個冬天。

2018年,手機行業成了一個“夕陽產業”,市場上的總銷量下滑了兩位數,除了華為、OPPO等頭部幾家公司,其他手機企業的日子都不好過。夏軒認識的幾位在二三線手機企業的朋友,都轉行去了其他科技行當。

至於P2P,有媒體報道,自6月1日到7月12日的42天之內,全國有108家P2P平臺爆雷,數以千萬投資者和借貸者被捲入這場浩劫。夏軒有一位朋友在一家網貸公司,在那場爆雷風波里似乎勉力支撐了下來。但就在前幾天,那位朋友也吐槽說,公司已經開始低價甩賣飲水機和文件櫃了。

直播也在搖搖欲墜。有關係好的朋友以4萬的月薪進了某遊戲直播平臺,進去後發現自己要價虧了,大把人拿著兩倍的工資坐在了跟他同樣的職位上。後來,這位朋友還沒待幾個月,年底就被告知裁員。這是這個直播平臺2018年成立的新項目。在媒體的後續報道中,這個部門不合乎常理的地方頗多,比如過高的工資、與總部之間的關係和齟齬。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朋友剛入職,就又失業了”。

夏軒回憶自己當時的心境:“公司前景不明朗,未來又沒有合適的,接下來該怎麼辦?不知道。”樂天派的夏軒第一次感覺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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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工業園曾是手機行業的代表園區之一

尋尋覓覓找了一圈,夏軒發現深圳可以選擇的範圍實在太狹窄。他希望下一家公司不要太初創,行業不要太夕陽,穩定性和安全係數也要高,三個標準劃下來幾乎沒有選擇。

2018年年中,夏軒從金立離開,沒有給自己留下緩衝期,直接去了一家無人零售企業。夏軒不懂零售。他只知道,這家無人零售企業僅A輪融資就獲得了幾億元,投資方也很牛。整個2018年,這家企業一直有新店落地,主要以大城市為主。

“起碼這一兩年內,公司不會死掉,那就意味著它比較穩定。”這是夏軒選擇這家企業最重要的原因。

02

告別舊時代


過去這一年,倒下的不僅僅是金立,寒冬也凍死了錘子這隻尚處幼年的小獸,這像是兩個不同版本英雄末路的故事。有人懷疑,這又是個新舊交替的關鍵節點,過去代表新事物的,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舊時代的遺主。

在中國大陸上,“有毒”的蘋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它的信眾、經銷商和革命夥伴。自iPhoneXR發佈以來的三個月時間,蘋果股價跌跌不休,總市值已累計蒸發4460億美元,從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第一位滑落到第四位,排在微軟、亞馬遜和谷歌之後。

2019年第一季度,蘋果近20年來首次下調了業績預期,第一季度的營收預估最高下調了近百億美元。

陸非對此感受頗深。2007年,富士康處在高速的擴張期,陸非來到這裡,親眼見證這座超級工廠從30萬人擴張到100萬。他還記得那幾年,深圳龍華園區一下子從幾萬人增加到2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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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科技集團深圳龍華園區西南角

這座來自臺灣的代工廠總是能抓住機遇。功能機時代它與諾基亞並肩作戰,到了智能機時代又迅速勾搭上喬布斯,成了新統治者最親密的夥伴。而現在,老員工陸非已經鬆口稱“自己正在逐漸淡出富士康,開始了創業”,原因是公司的事情不多。

蘋果的輝煌曾經給富士康帶來源源不斷的動力。陸非透露,蘋果是富士康最大的客戶,貢獻了主要的利潤。郭臺銘自喬布斯時代便和蘋果搭上了線,由富士康代工的iPod一經出市便肅清了魚龍混雜的MP3市場,優秀的設計和做工獲得業界和市場好評,也由此開展了兩個巨頭的“革命友誼”。

陸非做的是IT,即企業信息化,尤其最近兩年,不少企業大談工業互聯網,富士康更是傾注了不少資源,公司總裁郭臺銘更是稱富士康“走進歷史轉折中”,要為工業互聯網邁向第三次工業革命掀開新篇章。

之前,IT技術體現在財務、供應鏈管理上,現在更多體現在流水線的數字化上,即用傳感器把工人的操作、機器的狀態都變成數字記錄下來,再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方法分析診斷,以此提高生產效率。

2007年到2010年,在富士康瘋狂建廠的那幾年裡,陸非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全國各地的奔波,陸非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感。但後來,他發現富士康逐漸放慢了建廠步伐,重複的事情做多了,陸非感到厭倦。幾年前,陸非想要辭職,後來又被公司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挽留了下來,為富士康開疆闢土,總會更有些幹勁。

在此期間,富士康的營收在持續增長,不過利潤率不足5%。為此,這個代工廠也在謀求更賺錢的活法。造手機,做雲計算,甚至還搞過電商企圖吃掉京東,只是這些“時髦”的嘗試最終都不了了之。陸非清楚,這源於富士康的基因,一家傳統的製造企業和代工廠一切以利益為導向,那些以燒錢為模式的互聯網經濟,老郭玩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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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富士康在A股掛牌上市。郭臺銘意氣風發,提出搞工業互聯,當時還打算在北京招三五百人做APP的開發,以起步年薪五六十萬在業內招人。

然而這一計劃隨著蘋果銷量小於預期而擱置。蘋果在9月份發佈新機,原本打算起用60條生產線,但因為銷量不理想,最終只保留了45條。“ 導致每個季度的出貨量下調了大概800萬臺”。

在此背景下,富士康的裁員就毫無意外。富士康通常不會讓工人直接捲鋪蓋離開,而是以不讓加班或者上四天休三天的方式,把員工逼走。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不加班等於賺不到錢,很多人也就沒有了繼續幹下去的動力,自然選擇離開。

對管理層,甚至包括臺灣幹部,也在裁員。陸非聽說,北京的一個研發中心裁掉了80%的人,這個手機研發中心有300多人,以臺灣人為主。

“老郭很急。現在沒訂單,什麼都幹不了。富士康很有可能就此消沉了。”陸非嘆一口氣,他知道製造業的冬天已經降臨很久了,富士康在這個漫長的冬天裡也掙扎了很久,當蘋果這位金主爸爸自己都開始手忙腳亂時,富士康顯得更加被動了。

陸非已經有了自己的創業項目,方向是物聯網,他說這要感謝富士康,一是前兩年公司就在鼓勵大家創業,二是富士康給他的創業提供了大量的資源和人脈,這些陸非都銘記在心。

03

是魔幻還是寶藏?


相比製造業和手機行業的不景氣,有些行業充滿未來感和誘惑力,讓不少追夢人放下過往,跑進了新的伊甸園。

2017年畢業後,文田去了某門戶網站做社會新聞記者。儘管“門戶網站”和“社會新聞”多少顯得與這個時代脫節,但那個互聯網公司給的待遇,對於應屆畢業生而言,已經足夠體面。

直到2018年1月,文田接到了一個新選題——關於區塊鏈的一篇特寫報道。當時區塊鏈的概念已經藉由徐小平懸賞1個比特幣尋找洩密者走熱,春節期間的“三點鐘群”也熱鬧非凡。在這個被稱為區塊鏈第一干貨群的微信群裡,有紅杉資本沈南鵬、360董事長周鴻禕、天使投資人蔡文勝、薛蠻子,甚至還有高曉松、佟麗婭、林允 、韓庚等明星。

春節七天裡,三點鐘群裡發放的紅包總額就達100萬元以上。最為密集的一次是2月18日——薛蠻子的生日。當天晚上薛蠻子做完分享後,一陣紅包雨持續了近20分鐘。

互聯網和科技圈的目光前所未有地集中過來,文田正是其中之一。她此前瞭解了一點比特幣和挖礦的基礎知識。選題推進的過程中,文田接觸到一些行業內人士,一位大佬給文田描述了一種未來:這種技術能夠實現變革,它將改變公司制度,也將改變生產關係。

做新聞的小文對這個技術的好奇到達了頂點,她想知道那個人說的到底是不是對的。小文一邊跟同行交流,一邊繼續跑著自己的社會新聞。四月底的一天,文田跟往常一樣去跑一個突發新聞,結果被告知其工作單位沒有采訪資質。後來小文得知是向她尋求幫助的受訪者暗地裡舉報了小文,這讓她備受打擊和無力:“可能我剛入行不久,遇到這種情況很受挫。”那天回去,小文發了朋友圈,她懷疑做社會新聞的意義。

這條朋友圈開啟了文田的區塊鏈之旅。通訊錄裡的一位媒體前輩聯繫了文田,找她做專跑區塊鏈的行業記者,小文同意了。跟外界想象不同的是,文田並沒有一下子就拿著天價月薪揮霍人生,她在新單位的薪酬甚至比老東家略低。

文田認為自己還年輕,錢不該放在第一位,現在回想起來,文田只覺得那兩個月“簡直魔幻”。

她入職後第一天中午,公司十幾個人聚餐,文田發現整個吃飯過程大家都在聊“炒幣”和投資。她看著老闆向後梳起來的油亮頭髮,與那一張一合不停的嘴唇,突然覺得自己有點像被騙進了傳銷組織。這些不過是開始而已。

文田上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親自炒幣。作為一家垂直類媒體,公司會跟很多區塊鏈項目合作,常常能拿到優惠的私募名額。“當時我的老闆就幫我投了10個ETH,嗯對,他借了我3萬塊錢,幫我買了,跟我說他幫我絕對不會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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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交易挖礦模式被炒得火熱,交易所成為整個區塊鏈環節最暴利的環節,幾乎所有人都撲上來,但Fcoin是唯一一個以“交易即挖礦”模式衝出來的交易所。不少人會同時註冊兩個賬號,將資金在兩個賬號來回倒手,來獲取收益。

正值風口期,比文田來得早的同事投了Fcoin,一個月賺了15萬。等到文田來的時候Fcoin已經很難買了,她買的是另一個平臺的幣。

“炒幣是最好的入行方式,老闆跟我說的。他說的有一定道理,而且3萬塊我也能承受得起。”儘管那是畢業一年以來文田第一次進行投資,文田回憶當時的原因,也並不覺得後悔。

文田記得第一天開盤是下午三點,辦公室所有人都守著電腦盯著盤,眼睛一眨不眨。文田眼睜睜看著自己的3萬元翻了倍成6萬元,心臟咚咚跳,她知道那是一種虛擬的東西,但炒幣帶來的刺激感讓文田難忘。

老闆幾乎是笑著從辦公室另一頭跳著過來的,得意忘了形。財富的飆升刺激了整個辦公室的腎上腺素。有人在喊“xx幣衝啊!”,有人說“搏一搏,單車變摩托”,甚至有人開始幻想是不是能在北京買房了。“整個辦公室都充斥著投機的心理”,文田保持著理性,她發現炒幣已經開始異化這些媒體人,每個人都成了另一種樣子。

跑社會新聞訓練出來的敏銳和理性讓文田越來越確認,自己是在參與一場泡沫。有次她去參加一場發佈會,發言的CEO一張口就是一個門外漢,文田竟然坐在椅子上睡著了。等她醒來一睜眼,發現大屏幕上顯示著自己的頭像——中獎了!那是一個泛娛樂的虛擬貨幣,文田是二等獎,中了1萬個平臺幣,對方承諾一上交易所就會把錢包賬戶打過去。

“你能想象嗎?就像白日夢,睡一覺一睜眼,哇,整個世界魔幻得不行。”直到現在,文田回憶當時也不停地嘖嘖。文田確認直到現在那個幣還沒有上交易所,她說很多項目都是這樣悄無聲息地爛尾。

再後來,文田就不去發佈會了。大部分時候發佈會都極其浮華,五星級酒店裡的晚宴,一群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推杯換盞,文田受不了那些聲色犬馬。有一次,她甚至在一個活動上遇到了兩個大學時期創業機構的人。這讓她更深地感覺到:參與這場盛事的就是那些熱衷追風口的人。

沒到兩個月,P2P爆雷,7月底,有投資難民遊行。文田的新公司還在接項目的軟文,最終那個幣破發,文田覺得似乎自己是這場鬧劇的幫兇。不到兩個月,文田離開了這家區塊鏈媒體,迴歸老本行,繼續做起了不太性感的社會新聞記者。

文田離開後的十幾天,2018年8月21日,規模最大的一次區塊鏈自媒體清洗開始。當天晚上,一批區塊鏈投的自媒體遭封號處理。兩個月後,政策出臺,要求所有區塊鏈信息服務提供者進行備案,完成備案後需在其對外提供服務的互聯網站、應用程序等網絡平臺顯著位置標明其備案編號。嚴格的監管之下,部分自媒體已經開始轉型。

政策的出臺和媒體的退潮,讓整個幣圈的溫度降了下來。原本熱鬧的三點鐘群早已消無聲息,無數的區塊鏈創業公司從車庫咖啡消失再也沒有回來過。

文田那3萬元的幣已經跌去了三分之二,23歲的文田不以為然,她不會取出來,“它說不定還會漲起來的,就放著吧,已經被套住了”,那是她與區塊鏈世界唯一的聯繫。

新事物出現時是不是誘惑,這很難以判定。跟文田一樣,夏軒在那家無人零售店僅僅待了半年,他最終還是無法適應。夏軒迎來了一個新機會,一家做機器人的科技公司發出了邀請,他要去上海了。

04

誰才是未來?


“沒想過來上海,來了也就來了。”夏軒扶了扶眼鏡,他並沒有對人生詳實的規劃,選擇隨時會根據現實發生變化。

入職的是一家做硬件的公司,這讓夏軒找回了熟悉的感覺。公司裡超過一半的人都是研發人員,他覺得這才是“創新”。回想起在無人零售店的幾個月,夏軒不是很愉快,這位小夥子認為無人零售店宣傳的意義大於實際的意義。他一臉篤定:“無人店並不是真的無人,連亞馬遜都在說,它會騰出員工手上重複的工作,讓這些員工更好地給顧客提供服務體驗。”

“還是科技產品企業適合我,產品出來了,都是實打實的,不用假大空。”

比夏軒更酷的是小琳。兩年前,她從長沙一家國企離職,揹著父母獨自來到北京,最終加入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兩年的時間裡,小琳眼看著公司人員擴了一倍不止,整個互聯網裁員潮來臨時,這裡還在源源不斷地招兵買馬。

跟20多歲的夏軒和小琳相比,35歲的樓明做選擇時要考慮得更多。這是一位互聯網老將,他曾在BAT這個級別的互聯網企業待了超過7年之久,做的是機器學習,服務過廣告、電商等業務部門。

樓明早在兩年前選擇離開互聯網公司,在他看來,移動互聯網的這一波紅利已經吃完。儘管出現了抖音這樣的產品,也只是延長用戶使用時間增加佔有量,“已經沒有太多想象力了”。樓明認為“自己已經在互聯網公司做到頭了,機器學習對於廣告、推薦已經沒有新意了,再做下去沒有什麼了”。

相反地,樓明認為在傳統行業裡,機器學習和AI仍然是嶄新的,“這就像21世紀初互聯網的狀態,滿地都是金子,可以挖掘的點很多,很有意思”。在這之後,樓明選擇進入了一家傳統企業,並在2018年確定自己在新公司的事業方向——AI醫療。醫療行業是一個還沒有被互聯網進行變革的行業,供需關係是核心,樓明認為人工智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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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下半年,樓明面對的是AI人才緊缺,招人還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另一邊卻是互聯網頻頻傳出裁員和潰敗的噩耗。樓明對此不感到奇怪,他反問:“我一直都沒有看懂過共享單車的商業模式,它到底解決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呢?美團也是,它做事情的壁壘在哪裡,我沒有看清楚。”

不過,樓明承認,AI的落地依然不甚明朗。就AI醫療來說,首先數據少且具有私密性,其次標註困難,這些都是行業級難題。

有人進入,也有人離開。

郝鋒是研究算法的,他的前東家包括業內備受認可的頭部AI公司以及傳統老牌的芯片公司,2018年年初他轉而去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在其雲部門從事機器學習的部分。

談起這次神奇的轉行跨界過程,郝鋒解釋了其中的內在邏輯:最初郝鋒是做芯片的,做芯片後發現自己不懂應用,開始瞭解算法;懂了芯片和算法後,中間怎麼樣去與工具連接起來呢?“後來我就去學了軟件,當你把算法、軟件和硬件三個結合起來,才能看清什麼是重要的。”郝鋒認為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2018年中興事件把造芯事業推到了公眾的視野裡。一位芯片產業鏈上的人說,其實早幾年芯片就已經開始受到資本關注,隨之帶來的變化是,芯片行業的人才成了香餑餑。

做芯片設計的王兵,收入翻了一番,年薪從20多萬元搖身變成50萬元。王兵稱,現在本科畢業生的薪資也被炒到了30萬元。儘管如此,年底有知名芯片企業去清華校招時依然面臨冷遇,與之對比的是旁邊順豐現場的爆滿,“這個行業還是有壁壘”。

在芯片行當中,這兩年AI芯片更是遍地開花。以中科院為中心畫一個圓,方圓20公里,有小几十家芯片公司,它佔據了中國AI芯片的半壁江山。AI創業公司鱗次櫛比,還有華為、百度、阿里等巨頭紛紛佈局和推出AI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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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鋒在電話中透露,一家芯片公司正在佈局AI芯片,一直在找自己:“我不確定要不要去,可能還是會回到那個行業裡,畢竟那是我一直在做的。”

不滿30歲的蔣方舟曾經對“當下時代的選擇”發表過看法,她認為現在社會的容錯率變得很低,一步走錯,過幾年再回頭,可能已經沒有了容身之所。一個佔據較高話語權的年輕人說出這句話時,更加劇了一些職場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焦慮感。

而這些在科技行業和北上廣深摸索人生的人,儘管有著焦慮,他們還是覺得自己有選擇的餘地和轉圜的空間。

現在,28歲的夏軒裹在白色羽絨服裡,覺得自己很幸運,他覺得能度過這個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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