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生逢亂世以一己之力創辦了南開大學
2001年7月13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佈：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城市是------北京。這是一個另中國人興奮、激動和揚眉吐氣的時刻。
7年以後，奧林匹克聖火在中國熊熊燃起。薩馬蘭奇的繼任者、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總結北京奧運會時說：“這是一屆無與倫比的盛會……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將圓一箇中國人------張伯苓先生一個世紀以前的夢想。”
北京成功舉辦了29屆夏季奧運會，圓了所有中國人一個世紀的奧運夢想，羅格卻著重提到早已故去的張伯苓先生的名字，這是對張伯苓先生的肯定和高度評價。
張伯苓怎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一、 屈辱的武力救國路
二、
張伯苓，原名壽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6歲入私塾讀書，之乎者也沒有扼殺他的創造力，從小思維就非常活躍，表現得與眾不同，被譽為神童。
張伯苓成長的時期，正是列強瓜分中國的年代。戰敗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不平等條約一個接著一個出現。
和所有熱血青年一樣，張伯苓希望國家強盛，不再受人欺辱。年輕的他認為只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特別是強大的海軍，就能保衛祖國，保護國民，使國家獨立。
在這樣想法驅使下，16歲那年，張伯苓熱血沸騰地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艦船的駕駛，開始了他強軍救國的夢想。
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張伯苓接觸到一位前輩------嚴復。嚴復的思想，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
大思想家和學問家嚴復在沒有轉入思想界前，也是和張伯苓一樣，有著海軍救國的夢想。少年時期在家鄉船政學堂學習，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教育；後來又公費留學英國，在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學習。英國的政治、學術理論對他影響很大，尤其是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給他很大的啟示。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提倡西方的啟蒙教育，完成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立自強、與天交勝等思想，為青年時期的張伯苓開啟了一扇窗。
張伯苓由一個簡單的熱血青年在向成熟的思想者過渡。
1894年，張伯苓等18位同學完成堂課，被分配到北洋水師實習。
懷著救國救民的豪情壯志，張伯苓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涯。
當時的北洋水師的實力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五，裝備明顯高於日本。有了這樣強大的水師，張伯苓覺得救國有望，雄心勃勃，準備保家衛國。
可是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張伯苓目睹了這一切，悲憤加不解，他不明白強大的艦隊為何如此不堪一擊？他在懷疑武力救國的路是否行得通。
其實，北洋水師打得非常頑強，非常血性，高級將領鄧世昌等率領官兵和敵人血戰到底，沒有別的辦法的情況下，還用自己的戰艦撞擊敵艦，最後艦毀人亡。同歸於盡，這種自殺式的戰鬥不勇敢麼？不頑強麼？但還是敗了，而且是慘敗！問題出在哪兒呢？
問題出在兩國的政治制度。
日本明治維新後，海軍的定位就是稱霸世界，可以說是舉全國之力打造海軍，連皇室都節衣縮食，捐款買船買炮；在看清政府，買來的船捨不得用，捨不得訓練，定位是用來防禦。目標就差遠了，須知進攻是最好的防禦。你不首先進攻，但起碼要會打仗啊？不然你怎麼還擊？所以，清政府的水師只能是擺設，是用來炫耀來滿足自慰的。
所以才有日本上下捐款發展海軍，而清政府卻把巨資花在慈祥老佛爺的頤和園上了。
理想、志向不同，心氣自然不同，戰爭還未開始，北洋水師已經輸了一截。
問題還出在作戰思想上。
日本海軍不但訓練有素，而且彈藥生產、後勤補給都能自理；北洋水師彈藥靠進口，這就受制於人。
還有，由於李鴻章和戶部尚書翁同龢有矛盾，北洋水師的補給一直很差。
這就不難解釋甲午戰爭的慘敗了。
甲午戰爭輸在制度上！
張伯苓軍事救國的理想受到強烈打擊，他開始思索，探索新的救國途徑。
不久後發生的一件事，更加強了他的這一想法。
甲午中日戰爭後，歐洲列強像餓狼一樣撲向中國，鯨吞瓜分，肆無忌憚。1898年，繼日本之後，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強租威海衛。
英國強租威海衛，正在佔據威海衛的日軍，按約應該撤出，以便清政府接收後，再行轉讓給英國。這需要履行一系列手續。
於是，清政府派大員乘通濟艦赴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有幸”隨艦前往。
這是一次屈辱的行程。
交接儀式更讓人心碎。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陽旗，再掛起清朝的黃龍旗，這算是清政府從日軍手中收回了失地。可是黃龍旗還沒來得及飄起來，就又被降下來，之後升起的是人家趾高氣昂的英國米字旗。
這一拱讓比從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悽愴。
張伯苓親眼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話劇，悲憤交集。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能忍受如此奇恥大辱！張伯苓不禁自問：國家積弱到這種地步，中華民族何以自立於世界？以這樣的官兵對陣外敵，怎能不一敗塗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視蒼茫的大海，耳聽海浪衝擊岸石的轟鳴，他徹底清醒，海軍救不了中國。
經過新的思索，張伯苓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的國民。欲培養健全的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不久，張伯苓憤然脫離海軍，回到天津，探尋教育救國的道理。
三、 艱辛創辦南開系列學校
在天津，張伯苓從基層做起，到私塾學館，當起了教書先生。
天津有個紳士叫嚴修，思想開明進步，是天津著名的教育家，主張變革封建教育，倡辦新學。他聽說張伯苓的教育思想，非常符合心意，就聘張伯苓來主持嚴氏家塾（即當時非常有名氣的“嚴館”）。張伯苓指教嚴館期間，大膽革新，除教學生學習英文、數學、理化外，還提倡體育，讓學生跳高，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1901年，天津紳商王奎章也聘請張伯苓指教家館，教育其子侄，就是當時同樣有名氣的“王館”。
張伯苓在兩個學館之間奔波，大膽嘗試他的新式教育，效果奇佳，前來讀書的學生越來越多，兩個學館已經初具規模。
1903年，嚴修被袁世凱任命為直隸學校司督辦。
在嚴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張伯苓東渡日本，親自考察日本的教育。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人心向上，百業繁榮，社會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日本人對教育的重視以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讓張伯苓深受啟發，同時也非常感慨。興辦新式學校，改變中國教育現狀。
這種想法在張伯苓心裡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堅定。
1904年，考察回來的張伯苓決定立即成立中學。經過一番協商，他把原來的嚴家、王家兩個私塾館合併，成立私立中學堂，定名為敬業學堂。私立敬業學堂收有原來嚴館、王館的學生，還從社會上廣泛招收學生。
清政府規定，學堂的名稱必須表明其資金來源及性質，所以敬業學堂又更名為“私立第一中學堂。”
私立學校卻少的就是資金和土地，為此，張伯苓四處奔波，籌集經費、完善教學設施。由於他到處要錢要物，不久就獲得個“化緣先生”的綽號。
“化緣先生”的綽號既是一種調侃，更多的卻是一份辛酸。
為了學校的發展，張伯苓到處陪笑臉，到處“點頭哈腰”，有人詬病他的這種行為，但他毫不理會，也不為自己辯解幾句，仍然義無反顧、默默地到處“化緣”。
品嚐世態炎涼，看盡各種嘴臉，其中的艱辛，只有張伯苓自己知道。
只有經歷過甲午慘敗的人才能理解張伯苓，只有心繫國家命運前途的人才能支持張伯苓。
天津士紳鄭菊如就是這樣的人，他將自己在天津城南的一塊十餘畝的土地捐給了私立第一中學堂，用以擴建校舍。經過艱辛的努力，1907年，新校舍建成。
張伯苓在教育界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1911年，清華學校代理總辦嚴惠慶聘請張伯苓到清華學校任教務長。名校的教務長，足以說明張伯苓在教育界的地位。
張伯苓開始往返天津、北京兩地，兼顧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和北京清華學校。這時的他已經成長為教育的行家。
半年後，張伯苓辭去清華學校教務長一職，但清華的美國教育方式給了他很深的印象。他開始嘗試將美式教育方式引入私立第一中學，很快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年，直隸提學使傅增湘下令將天津客籍學堂、長蘆學堂併入私立第一學堂。原來撥給前兩個學堂的經費也一併撥給私立第一學堂。
由於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學堂也就成為公立學校，因此更名為公立南開中堂。南開一詞來源於鄭菊如的那塊土地------天津南部的那片開闊地。
南開中學發展迅速，到1917年，學生已滿一千人，這在當時已經是所大校。中學的基礎設施也日臻完善，教育設施逐漸完備。
南開中學的繁榮發展，給了張伯苓辦學以很大的信心。
看到每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張伯苓覺得應該給他們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同時他也逐漸認識到，普通教育僅為國民教育的初步，創辦高等學校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
1917年8月，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修高等教育，接觸了西方的教育學，還拜訪的一批教育學家。期間，張伯苓遊遍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
1918年冬，張伯苓回國後，組織南開大學籌委會，併為南開大學的籌建而奔走。張伯苓的努力終於“感動上天”得到了當時政界要人徐世昌、黎元洪等人的支持。在他們的帶動下，天津士紳慷慨解囊，南開大學很快便在南開中學南端的空地上破土動工。
這是張伯苓辦學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1919年九月5 、6日，南開大學舉行新生入學考試，錄取了周恩來、馬俊等96名學生。25日正式上課，私立南開大學宣告成立。
南開大學創辦伊始就設立了理科。那時北京、上海開創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隻辦文、法、史、地、國學等科，教師抱著線裝書去上課。而張伯苓專請留學美國多年的凌冰博士為大學部主任，除開設文科外，還設有理科和商科，後來改稱文、理、商三個學院。
張伯苓的這種做法，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四、 傑出的教育家
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張伯苓歷盡艱辛，刻苦奮鬥，矢志不渝，從 傳授“新學”的家館開始，先後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四川自貢蜀光中學，以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興學育人，為國家和民族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只這些成就，張伯苓就足以成為優秀的教育家。
然而，還不只這些，張伯苓不滿足做個“化緣和尚”，一味的創辦學校。在學校的育人上，張伯苓也積極探索，他的許多教育理論，放到現在也不落後。
張伯苓的教育理論主要體現在美育和美育心裡思想。 表現在戲劇教育、音樂教育、和環境教育方面。
戲劇的美育功能方面，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張伯苓先生就已經感悟到，並在他的南開系列校中實踐。張伯苓提倡戲劇，目的是把戲劇作為美育和道德品質教育的手段。他說：“戲園不只是娛樂場所，更重要是宣講所、教室，能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國民道德。”
張伯苓不是文學家和表演藝術家，卻積極參與到教職工學生的創作中，一起創作話劇，親自編劇、導演，培養演員。當時，周恩來、曹禺還在南開讀書，他們都是南開新劇團的主要演員。
曹禺後來成為中外知名的戲劇家，得益於南開這塊土壤。他曾說：“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著玩，而是借戲劇講道理，它告訴我戲劇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群眾，同時自己，也在受教育。”他還在《回憶我在南開開始的戲劇生活》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張伯苓領導的南開新劇團的宗旨、劇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激動的心情說：“南開新劇團對我影響很大。”
周恩來也在他寫的“校聞”中說：“校中每次週年記念活動，例演新劇，以誌慶賀。……校長（張伯苓）因每歲稿本，編纂非易；……每人均編稿本三、四，而經校長認可演者有二。所費手續，計經四次……其中情節，固求能免俗，然悲歡離合，實深合社會心理，且佈景豐富，以之陪襯內容，情節當能益肖。”
從周恩來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張伯苓對南開新劇團的創作要求是認真、謹慎、嚴格，甚至是苛刻的。
在張伯苓的提倡影響和扶持下，天津、昆明、重慶各個時期的南開話劇理論、史話、紀事、演出劇目近200多個，對我國的話劇發展、繁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張伯苓重視音樂教育，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的父親張久庵先生在晚清放棄科舉仕途，著迷於吹拉彈唱的樂器，尤其是擅長琵琶，天津人譽為“琵琶張”。父親對音樂的執著篤學精神，耳濡目染，對張伯苓由愛好、欣賞音樂到實踐音樂教育有重大影響。當代著名的音樂教師徐劍生、陳子誠、阮北英、李抱忱等都被他聘到南開，或從事音樂教學，或從事課外音樂活動的導師。南開的音樂教育深受學生歡迎。1938級老校友李世在《憶南開的音樂教育》一文中說：“回憶起來，南開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同學一般欣賞點音樂，還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現在的沈汀、李孚生都是我國老一輩的著名聲樂家。”
張伯苓在教育上，注重道德教育、注重科學實驗、重視開展課外活動、注重學生組織能力的培養等，這些教育思想今天也值得人們借鑑。
五、 中國奧運第一人
張伯苓是我國奧林匹克運動的最早倡導者和奧林匹克精神最早傳播者，是著名的奧林匹克教育家和體育活動家。
早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就讀時，張伯苓抱著武力救國的理想，刻苦鍛鍊身體，成為北洋水師有名的體育健將。連當時的校長嚴復都知道，誇讚他“張小辮爬竿最快”（張伯苓外號張小辮）。
後來，在劉公島上“三易國幟”，張伯苓親眼目睹了英國士兵的身體強健，而中國士兵的體質羸弱，二者反差強烈，給張伯苓很大的刺激。當時他就下決心：“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也認識到，光自己身體強健還不行，要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都強健起來，民族才有希望。
“教育裡沒有了體育，就不是完整的教育”，投身教育以後，張伯苓將強身的理念帶入學校，他要讓他的學生先健壯起來。事實證明，他的一系列舉措，讓許多的有志之士受其澤被。
當時晚清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襲長袍馬褂，走步時邁著四方步，一步三搖。即使是下雨，也是不緊不慢，追求所謂的君子風範。張伯苓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為了打破這種“陋俗”，張伯苓煞費苦心，傾注了極大的心血。
在嚴館時，張伯苓就要求學生進行跳高、跳遠、踢球、賽跑等各項體育鍛煉。沒有體育設施，他就在院子裡放兩張桌子，上面架一個雞毛撣子的長竹竿，作為跳高的橫杆。學生把長辮子盤在頭上，撩起長袍的衣襟，學跳高。
其他的體育活動也非常類似。雖然有些不倫不類，但是，學生的體質有了改變，更重要的是把跳遠、跳高等新鮮的體育活動引人學校，把新的學校生活、學習理念傳給了學生。這些學生又像火種一樣把這些傳播開去。
創辦南開系列校後，張伯苓更是反覆強調：“南開學生的體質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虛弱，要健壯起來。他規定南開各個年級的體育課不能少於每週兩個小時。學生享受兩個小時的體育課，這在當時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為了落實他的體育教育思想，張伯苓創建了多支足球隊、籃球隊。他言傳身教，經常與學生一起活動，踢球、打球、賽跑、騎自行車。沒有體育器材，就帶領學生自己製造，還千方百計為學生聘請運動界的名人做教師、教練。還親自帶領學生參加各種體育比賽。
1935年，南開主力隊員和北寧對組成中北足球隊，參加在天津舉行的“愛羅鼎杯”足球比賽。張伯苓親自佈置戰術，為學生吶喊助威，受到校長的鼓勵，中北隊越戰越勇，連續挫敗在天津的英國隊、俄國隊和世界隊，獲得冠軍。
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戰勝洋人而奪得冠軍的足球隊。可笑、可悲的是到現在還是唯一的一次。
足球隊奪得冠軍，極大地鼓舞了萎靡不振的社會風氣。張伯苓也非常高興，他宴請了全體隊員，把他們看作是功臣。席間他激動地說：“西洋人嘲笑我們是一盤散沙，做事五分鐘熱度，事實是最好的反證。足球比賽是一種團結合作性很強的運動，全隊必須團結一致，頑強奮戰，才有取勝的希望，我們以此來克服‘一盤散沙’不失為一副良劑。……如果以此作為服務於社會的準繩，就不會被人嘲笑了……”
張伯苓因此被稱為體育校長。
一百年前，有人問：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派一位運動員去參加奧運會？中國什麼時候能派一支隊伍去參加奧運會？中國什麼時候能舉辦一次奧運會？前景渺茫，沒有人給出答案。
這三問，就像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心上，也壓在張伯苓的心上。
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參加奧運會，融入奧林匹克大家庭，成為張伯苓的一個心願。
中國應該關注奧林匹克運動，加入奧林匹克大家庭。張伯苓最早提出這些的想法，並開始為之呼籲、活動。1907年，他在天津第五屆學校運動會頒獎儀式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此次運動會的成功，使我對吾國選手在不久的將來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充滿了希望……我們應該立即成立一支奧林匹克運動代表隊。”
1908年8月，張伯苓赴美參加第四次世界漁業大會，順道考察了歐美教育。時值英國倫敦舉辦第四次奧運會，張伯苓觀看了此次大會。同年10月，他在天津第六屆田徑運動會的頒獎儀式上，使用投影機放映了第四屆奧運會的幻燈片，向在場的運動員及觀眾展示奧運會的情景，宣傳奧運會的知識。
自此，奧林匹克一詞開始在中國流行。
為了更好的宣傳奧林匹克運動，張伯苓先生最早參與了“遠東奧林匹克運動”(遠東運動會)的創建和組織工作，是遠東體育協會成員之一。參加過2、3、5、8、9、屆運動會，擔任過2、3、9屆遠東運動會的領隊和第3、5屆遠東運動會的大會總裁判。遠東運動會於1920年被國際奧委會承認，是世界上第一個與國際奧委會發生聯繫的區域性體育組織。
創辦南開學校之初，張伯苓就明確提出，教育要造成完全人格，德、智、體三者並進而不偏廢。到了20年代，他率先把奧林匹克教育列入了體育教學大綱。要求講授西方體育史綱要和世界、遠東、全國、華北運動會的歷史及組織法。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更多的人儘快的瞭解體育，瞭解世界體育的發展，使中國早些融入奧林匹克大家庭。
1922年，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創立，張伯苓擔任會長；由張伯苓提議，1924年，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與中華體育協會合併成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張伯苓被推選為名譽會長，長期從事領導工作。中華體育協進會努力推進與國際奧委會的聯繫，積極參加國際體育組織，先後加入了國際足球協會、國際游泳協會、國際草地網球協會、國際技巧協會等，並派觀察員出席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九屆奧運會。1931年，中華體育協進會被國際奧委會正式承認為團體會成員，標誌著中國從此成為國際奧委會大家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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