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乃是普世的命題，並非中國獨有。然而，論及陰謀論的流行程度，中國自當首屈一指。試舉兩例。前些年，有人清點吾國的暢銷書，列出一份書單：《貨幣戰爭》、《石油戰爭》、《誰在真正統治世界？》《高盛獵殺中國》、《美元大崩潰》、《世界級陰謀》、《低碳陰謀》、《產業鏈陰謀》、《高盛陰謀》、《華爾街陰謀》、《新帝國主義在中國》、《貨幣陰謀》、《陰謀與財富》、《被綁架的中國經濟》……這尚且只是經濟一域，如果拓展到政治、文化，“陰謀”更是風生水起，由此可知，在我們的閱讀生活當中，陰謀論的市場何其巨大。
陰謀論在中國的流行，歸結起來，應有此五大根源與土壤：
一是黑箱政治。陰謀的要義，即權力與利益之爭。權力運行於陽光之下，與運行於黑箱之中，自然是後者，更易滋生陰謀。陰謀就像蘑菇，喜歡生長在背光的地方。倘若陰謀能見光，則當改名“陽謀”。權力的黑箱是陰謀的福地，反過來，陰謀的流行，必將加劇權力的黑箱化，由是生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中國的政治，從來不曾透明；最大的黑箱，無疑正是宮廷，這個世界最隱秘、詭譎、骯髒、變態的地方。無論古今，宮廷劇都是國人的至愛，這充分滿足了無權者對權力的想象與意淫。不妨說，宮廷劇愈流行的時代，權力者與無權者的落差便愈分明。尤為可悲的是，頗有一些國人的政治思維與話語，由宮廷劇所灌輸、塑造，他們不僅是陰謀論的擁躉，甚至成為了陰謀的零件，他們不僅觀棋，還被當作棋子。譬如他們一向善於以陰謀家的眼光與陰謀論的視角考量世事，一項政策出爐、一個縣長落馬、一首歌曲被禁、一家媒體被整肅，都被歸結於高層的內鬥與派系的分合，不論這背後到底有無陰謀，他們的揣測與傳播，都是對黑箱政治的鞏固。
二是醬缸文化。與黑箱一樣，醬缸也是陰謀的樂土。所謂醬缸文化，出自柏楊先生的發明：“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裡的許多汙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汙泥坑，發酸發臭。”在柏楊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便是醬缸文化的典型，這麼說未免武斷，畢竟我們的傳統還有光明的一面，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君子哲學。
不過，像柏楊這樣的總結(與此相應的是李宗吾的“厚黑學”，他稱“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比柏楊還要偏頗三分)，立足於一面之詞，追求片面的深刻，卻也不缺說服力。事實上，哪種文化沒有黑點呢，中國傳統文化正有醬缸的一面，而且相當濃郁。如柏楊所述，中國特色的醬缸，主要成分包括“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由此造就了自私、猜忌、疑懼、陰沉的國民性，這正構成了陰謀論的文化溫床。
三是權謀經濟。做生意當然要講權謀，然而生意不全是權謀，可惜，我們已經慣於將此二者等同起來。商場、職場被視作戰場甚至原始叢林，“權謀”、“攻略”云云，自是必備武器，似乎不講這些，斷難生存，遑論成功。基於此，無論一頓十塊錢的沙縣小吃，還是一宗數百億美元的巨型併購案，都被陰謀論者解讀為“有人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無論生意場，還是成功學，陰謀論的暗黑氣息都無處不在。
如你所見，陰謀論在商界的蔓延與發酵，並不亞於政界。在政界，我們還可以呼喚“陽光政治”，以抵制陰謀論與權力的黑箱化；在商界，你籲求抵制陰謀論，只怕無人響應，哪怕風傳的陰謀無比幼稚、粗劣，他們寧信其有，從《貨幣戰爭》的暢銷，可見一斑。
四是階級鬥爭與冷戰思維。儘管階級鬥爭不再天天講，冷戰的壁壘早已土崩瓦解，它們的餘毒依然殘留在國人腦中，作為孵育陰謀論的養料。在此思維的蠱惑之下，國內的任何衝突，最終都能牽出境外敵對勢力所發動的意識形態戰爭和和平演變，如張三反抗強拆，李四呼籲司法獨立，這背後，一定隱藏了帝國主義企圖顛覆中國的陰謀，張三李四，都拿了美國人的錢。這等話語，這等陰謀論，瀰漫在我們生活的年代，日日講，月月講，重複千遍，竟使我們生出了一種錯覺：彷彿全世界都與中國為敵，從南極島到太平洋底，從大溪地到潘帕斯草原，都潛伏了亡我之心不死的階級敵人，我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當中，真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五是受害(虐)者心理。研究陰謀論，我發現一個現象，相信、製造陰謀論的人，似以弱者居多，相形之下，強者對於陰謀，大抵不屑為之，他們要玩謀略，那也是陽謀，正如要玩道術，那也是王道和霸道，而非詭道。弱者對陰謀論近乎病態的熱愛，一方面出於自我安慰：受到了陰謀的毒害，我才淪落至此；另一方面，則以陰謀論為武器，反擊強大的敵人：不能從正面擊敗強者，則嘗試從側面妖魔化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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