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丨張文逸:“強”與“弱”的生存法則?

书评丨张文逸:“强”与“弱”的生存法则?

《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

羅伯特·卡根 著

新華出版社

书评丨张文逸:“强”与“弱”的生存法则?

《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是美國著名新保守主義戰略家羅伯特·卡根的代表作。此書寫就於因伊拉克戰爭分歧而引發的“跨大西洋危機”之後,體現了卡根對於美國在國際格局中扮演著主導角色的觀點。筆者認為,該書描述了一種現實主義的“強國”“弱國”生存法則,但論述似為服務觀點而有選擇性偏頗,值得思考。

本文是復旦大學本科法理學課課堂優秀作業,授課教師為劉天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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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丨张文逸:“强”与“弱”的生存法则?

在我看來,閱讀是一件極富個人色彩的私人體驗,在懷有不同的目的、視角、經驗與經歷的時候,文本所帶來的除了作者觀點的呈現,更是自己認知與思考的總結。作者和讀者的互動往往因人有別。有趣的是,無論你是否是其當初寫作時試圖進行對話的目標群體,你都可以在事後享受這個過程,或作冷眼旁觀。而我甚至認為,在閱讀的時候能夠以客觀的視角進行中立的觀察,或許收穫更多。這來源於兩種不同的條件,第一是作者強烈的對話欲下非目標群體的身份——比如我選擇的這篇《天堂與實力(權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我既不是汲取認同和自信的美國,也不是被“煽動”和呼籲跟隨的歐洲;第二是歷史的沉澱,個體的生存與思考難以逃脫各種各樣的侷限,跳脫出當時當地之外以宏觀視角回顧不同的思潮,是最具有衝擊力的體驗。

因此在閱讀帶有鮮明觀點的著作時,我會同時做三件事,觀察、認同、反思。觀察是客觀中立的感受和摘錄;認同是被說服,吸納作者精妙的分析;反思是存疑,在沒有被說服的點上提出異議或加以補充。

同時,超越文本本身具有歷史和立場侷限性的細節論述,也拋棄相對激烈和極端化的“矯枉需過正”的個人誇張,中性看待不同國家、不同的學者所代表政治法學思潮,其對自身國家和看待他者的種種論點可謂紛繁,對地理因素、歷史因素的解讀也有豐富的角度。我選擇的一個切面,《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這個離我們更近、更熟悉時間點的代表性作品,展現我閱讀過程中的摘錄和感想。

书评丨张文逸:“强”与“弱”的生存法则?

卡根這篇《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的文本十分淺顯簡明,觀點更是直截了當,甚至直白得有些尖銳。“天堂”是歐洲,“實力”是美國,“世界新秩序”實質上是美國在唯一的超級大國實力下所主導的新秩序,“美國與歐洲”發生了分歧,而解決分歧的方案就是歐洲跟著美國走(見第七節:適應霸權)。

全文一共一個“緣起”導入加七節,思路流暢,推理順當。開頭的”緣起”介紹了問題與由來。“現在到了停止裝假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假裝認為歐洲和美國對這個世界擁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裝認為他們擁有同一個世界。”卡根提出,歐洲正在遠離和摒棄實力,試圖成為天堂;而美國則試圖在這個世界裡動用實力。他所指的實力其實是指動用自身力量——主要是軍事力量在內的強制性、壓制性手段解決重大的戰略與國際問題,所謂天堂指的是歐洲在康德指引下試圖建立的“法律、規則、跨國談判與合作進行自我約束的世界。” “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考慮到這個俏皮的比喻來自美國本土一本《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暢銷書名,顯然作者構想中的美國是硬漢,歐洲是淑女。硬漢靠拳頭說話,“人人有槍”,淑女靠“細膩而複雜的方式”“間接影響他人”。縱觀全球政治事件的反饋我們看到,正如卡根指出的,“美國人思想裡傾向於強調軍事、技術和單邊解決國際問題,這可能是以犧牲政治合作為代價的。”而歐洲則更願意採用協商、外交和勸說,呼籲國際法、國際公約和國際輿論。這樣的統計當然是忽略離群值的,從宏觀和總體上說,不看歐洲內部分裂的文化歷史與民族氣質,也不看美國內部分裂的黨派紛爭,總的來講二者展現出的政治姿態基本符合卡根的概括。而這並不是簡單粗暴的某一個政治事件(比如911)之後的隔閡,卻是根植在美國與歐洲本身由來已久的區別。

“實力”(亦有譯為權力)是整篇的題眼。我認為“power”這樣翻譯成中文或許有些流失本意,因為從行文來看作者有強調力量本身和所帶來的權力之支配力的兩種含義,尤其考慮到第四節的內容(詳見後)。

接下來的第一節“實力差距”、第二節“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這樣的區別首先來自於兩個政治體的實力差距。在二戰之後,歐洲本土傷痕累累,只能在美國的核庇護下生存,以對抗蘇聯威脅。冷戰之後,唯一可以抗衡美國的威脅的消失,使得美國一躍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遙遙領先的實力是顯而易見的(作者在第三節:超級力量中又以新國際秩序的角度再次闡述了美國的實力)。值得一提的是,歐洲超國家的聯合即最終成長為歐盟的存在也沒有達到能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地位。因而在第二節中,卡根更進一步地推導到,實力影響了不同的心理,“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他用兩個形象的比喻來說明,第一個是英國人對美國的諷刺,恰好反過來也可運用於歐洲本身,“當你手中握有一把錘子時,什麼問題看起來都像是釘子。當你沒有錘子時,你希望什麼看起來都不是釘子。”

第二個比喻是黑熊,“對於一個只有一把小刀的人來說,他寧願忍受黑熊在森林裡徘徊覓食,也不會去殺死。因為僅用一把刀的危險實在太大,不如悄悄躺下並祈禱黑熊不要對他發動攻擊。但是,如果這個人有一支步槍,他對危險的估計可能大不一樣。他寧願用槍幹掉黑熊,而不願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險。”

第三節“超級力量”是基於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與問題而談,主要是這篇文章的產生背景——中東問題與美歐的分歧。第四節是昇華的一節,作者更加深入地挖掘了本質。因為如果僅僅按照之前的論述,結論仍然流俗,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個悖論,究竟是先有這樣的意識還是先有弱實力的存在? 在第四節“後現代天堂”裡,作者明確指出,強弱實力對比本身只能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美歐的態度差異,根本答案”在意識形態領域,而且在於他們看待國家實力本身的態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翻譯問題,我們要考慮到“power”本身包含的權力所帶來的支配力的內在含義,就能更好地理解歐洲避諱於這樣的行事風格除了實力差距之外,對權力的審慎態度。原因正如後文作者詳細闡述的那樣,

“歐洲人現在不想強大,更不想在軍事上強大。”歐洲深深受創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經歷了強權的崛起和鬥爭,在重創了自身多敗俱傷之後衰落,所以他們毫無疑問地反對強權政治,而這種關於“power”的觀點是美國人不能認同的。二戰的硝煙遠離美國本土,美國按部就班地走著自己的帝國道路,沒有這道傷疤,自然更像野心勃勃年輕人。而不如將歐洲看作歷經坎坷、更願息事寧人的老者。因而作者指出,這種強調談判、外交、國際法的戰略文化是一種對邪惡的強權政治的反叛,他並不發生在歷史中,而是近代的產物,誰能比歐洲人——尤其是領頭的德國人更加懂得“危險來自於放任的強權政治,來自於對軍事力量的過度依賴,來自於國家利己主義和野心驅使下的政策”呢?再者,歐洲一體化的成功使得他們對於軟化的協商、談判、國際條約與超國家規制的希望燃起,因而迫不及待地想要將此意識形態推行開來,這完全不難理解。

第五節、第六節、第七節非常有趣。在為”軟弱”的歐洲辯護完畢以後,甚至賦予其浪漫的正義與理想主義色彩之後,作者筆鋒一轉,展現了這樣一個觀點:是美國保護了歐洲的天堂。歐洲的戰略文化並不能取得成功,它仍然諷刺性地依賴於美國的強權軍事力量。因而在後兩節,作者深情地呼籲二者彌合價值觀的橫溝,主要是要求歐洲跟隨美國的步伐,統一於美國的國際新秩序之下云云,總之,結論是明確的,美國作為”善良的霸主”,其強權式的行事可以信賴也應當認同。這一段的內容與第十三講的主題關聯不大,在此不多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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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帶有鮮明觀點的文章,而文章的觀點又有兩個層次:探究本質和採取行動。後者是來自於作者的立場和時代事件背景發出的政治呼籲。我在閱讀這本小書的時候更多著眼於第十三講的主題,關於地理和歷史如何造就主權秩序(和其外延)。那麼可以摒棄第二層的觀點,而主要討論前面作者條分縷析的思考過程,關於是什麼和為什麼美歐產生了不同的國際政治態度。

第二節裡關於定義”新威脅”的部分非常有信服力。這使得我對“歐洲在左,美國在右”的現象(雖然概括得不全面)有了更深的認知。“歐洲人關注的‘挑戰’性問題都是歐洲力量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創造一個對自己有利的世界,就是無限誇大自己所擅長領域的威脅,以證明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卡根引用了歐洲的一個輿論學者的調查,歐洲人認為的威脅是種族衝突、移民、貧窮與分配;美國人認為的威脅更多是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兩者的區別在政治和文化層面的顯現或許是淺層的,背後會否是能力的差異?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思考過,事實上哪怕現在我仍然略有存疑,就像之前卡根自己遇到的悖論,大眾輿論場與主流宣傳之間的微妙關係使我無法判斷觀點和事實誰在先。但至少這樣的解釋可以說明一點,即使是事實在先而造就了歐美輿論場對不同問題的關注,其中存在政府的刻意引導的話,那也一定是因為歐美關注的問題域的不同。如果是觀點在先就更好解釋了——問題域的不同來源於實力的不同,來源於能發揮作用的領域不同。而這最終帶來兩者手段的不同。

第四節裡,在對歷史的溯源中,我比較贊同一體化的影響的部分。這是一個對我而言比較新穎的角度。因為一體化的成功造就了歐洲人對政治協商力量和超國家實體的崇拜,對他們所採取的國際法手段而感到驕傲,從而更有意願去推行。這符合行為心理學的獎懲機制,是成功體驗帶來的激勵。作者還提到綏靖政策來源於恐懼,而完善了這個獎懲機制的一致性。但是這裡的應用是存疑的,從而引出了文章中一些不夠使我信服的地方,下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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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閱讀能讓我最大程度的信服?所有問題都有無數個側面和角度,任何一個學術觀點都是攫取了適合的片段進行加工和聯繫,選擇角度,選擇歷史文化哲學素材。所以在文本反思中,思考無關的角度是沒有必要的苛求,但若其餘因素產生了反向的離心力而過於嚴重,則原文走向了偏激和極端,當然有必要提出反例。另外,全文邏輯的一貫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有不同的分析路徑,可以適用不同的邏輯,但是全文的邏輯鏈條必須通順一貫,只能使用一個路徑,否則會在推敲時感到不暢。還有一種情況是,雖然不存在強烈的反向力量也沒有邏輯錯誤,但忽視了同樣重要的因素而著重於某一點,可能帶來不完整的感覺而使人難以信服。

這篇文章的感染力很強,從行文能看出來,比起一個嚴謹慎重的學者,作者更多地著力於觀點的傳播,因而存在略帶誇張和刺激的用詞,但這不足以影響意思正確與否。不過我還是有一些來自“邏輯”和“不全面”的小小反思。

首先是關於綏靖和軟弱的那段討論似乎和後文的邏輯略有脫節。關於綏靖的討論出現在第一節“實力差距”中,論述的主要重點是通過歐洲由於恐懼另一場歐洲大戰的發生而採取軟弱的綏靖政策可以看出現在的歐洲陷入了新型的精神恐懼中。單看這一點論述邏輯是成立的。但是,第四節中,作者又充分論述了歐洲現行“戰略思想”來源於反思二戰,二戰的強權和軍事霸主。我們知道,作者也提到,綏靖政策大敗特敗,使得英法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反而是選擇拋棄”綏靖”主動出擊之後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如果要反思,為何反思的不是綏靖政策的失敗,不是拋棄協商式、條約式的解決路徑,而單單反思不能有軍事強權,所以自己也放棄了強權呢?這難道不是和二戰的勝利經驗背道而馳了嗎?這個問題作者分別在第一節和第四節裡運用了兩個不同的邏輯,得到了兩個結果,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在這個邏輯推理下,難以想象歐洲後來採取的的不是勝利經驗,不是及時以暴制暴的經驗,而是繼續失敗的綏靖經驗,有一點難以信服。

確實,作者在論述不同的論據的時候攫取了合適的歷史片段和分析路徑為其服務。與其造成這樣的微妙矛盾,不如說歐洲從始至終一意孤行,即使二戰勝利也仍然認為綏靖政策有可取之處來的好。但是這樣就無法解決第四節的矛盾了,第四節的問題就是,產生於紛飛戰火中的歐洲為什麼突然彬彬有禮了起來?答案是對二戰的反思。那麼,這樣一來,綏靖政策就不能作為“歐洲在二戰之前就有軟弱的解決問題的的傳統”這點的論據了。所以能看出來,在這個點上作者是存在細小矛盾的,邏輯鏈條沒有理得很順暢。

第二個小問題是對歷史的探尋中,實力差距和政治格局的內容足夠多,然而哲學文化土壤的內容蜻蜓點水,不夠完整。開頭,作者點到了康德和霍布斯的區分,然而歐洲為什麼走向了康德式的和平世界,但美國卻還在霍布斯的路徑上徘徊,而對國際法始終懷有敵意?後文的第四節也討論到了美國幫助歐洲解決了康德困境。但是對於這個問題,作者的引入更像是將康德和霍布斯作為兩種代表性的總結,至於不同學說本身是否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產生了什麼影響卻沒有提到。在試圖解決“先有歐洲的意識形態還是先有弱實力”的第四節,作者給出的答案仍然不是哲學文化領域內的。他歸結於對二戰的反思和歐洲一體化的成功。

我認為作者回避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根本上看,在本文裡,他描述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生存法則。強大的張牙舞爪訴諸武力,弱小的呼籲和平仰人鼻息。非常有趣的是,作者仍然攫取了一些相符的理論化的片段。比如《聯邦黨人文集》中的審慎可以證明,當美國弱小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家也呼籲著和平和談判。美國是啟蒙之子,是出於對理性和人性的嚮往而聚集和建立的國家,考慮到建國初期的理想,他當然不存在一片天然暴力的土壤。反觀歐洲,戰火不息,直到近代的強權衰落才蟄伏下來。幾百年間,兩者的地位倒置,因而態度倒了個個,這是非常符合生存法則的一段歷史進程。

這有充分的信服力沒錯。但是如果攫取其他片段,從歷史文化底蘊上看,為何不能夠是美國精神進取攻擊,而歐洲精神(啟蒙運動後)是理性和平呢?作者為了讓論述符合“二戰之後歐洲實力衰弱而走向談判”的觀點,只能忽視更多的歷史文化證據,因而顯得不完整。實際上,更全面地說,歐洲的文化基因裡是存在現今的戰略基礎的。這樣看來,“power”雖然是重要因素,但一定存在其他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作者預設的“軟弱”從這個角度來說為什麼不是理性呢?

我去年有機會在歐洲學習,也小小遊歷了一番。在柏林,作者所陳述的二戰的巨大傷痛時刻提醒著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的場景真實存在,柏林牆的保留,東西德至今的差距,勃蘭登堡下的猶太人紀念碑公園。而在法國,給我更深感觸的卻是另一種力量。在巴黎供奉著“諸神”的先賢祠中有72位對法蘭西作出非凡貢獻的偉人,除了政治家,更多的是啟蒙運動中極其出眾的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先賢祠的正中掛著一個巨大的傅科擺。盧梭試圖給國家一個道德基礎的努力發生在法國,使得歐洲始終追尋康德天堂的路徑之間就沒有半點關聯嗎? 從科學革命的角度來說,世界物理學研究中心從德國向美國的轉移還得益於二戰時期的流亡學者,法國和德國曾經作為科學爆炸年代的世界中心,在探尋理性的路徑中遙遙領先,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理性基礎呢。總而言之,在體驗歐洲這個整體偏左的政治體的方方面面,歐洲人對其文化的自豪感是很強烈的。我不否認作者提出的歐洲“軟弱”的對外政策的事實,但我認為第一不應該對此存在批判性的預設立場;第二除了實力之外,真正根植於歐洲啟蒙之後的文化基因,是一個絕對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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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先賢祠傅科擺、盧梭墓

而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一往無前的開拓新天地的勇氣和豪邁,拓荒牛仔文化不是給予了美國一定量的“資本主義精神”嗎?我想,也許作者選取的《聯邦黨人文集》裡政治家的處世哲學難以完全概括整個國家的氣質。

當然總體而言,這本小書見解獨到而且鞭辟入裡,十分有感染力。然而或許是出於我的個人私心,在實用的生存法則之外,還想看到一點更加追根溯源的理論綜述,對法哲學、政治學的提及能夠更加深入本質。不過我也知道這是我作為第三方的視角。事實上,真正侷限於立場和寫作目的,這本書原本的受眾群體是不需要的。更準確地說,作者攫取了於他觀點有利的視角和事實片段,從而打造了這樣一番似乎有理的“強國弱國現實主義生存法則”的觀點,其中有諸多值得推敲之處,需得讀者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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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逸

復旦大學法學院15級本科生。熱愛閱讀、觀影、思考、寫作,仍在學習之路上的哲學門外漢,熱衷於探尋一切社會事實乃至科幻作品背後的社科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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