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西西弗斯這個希臘神話中的人物，與更加悲劇的俄狄浦斯王類似，成為悲劇的代號。這位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國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逆天”了，這位牛人甚至一度綁架了死神，讓世間沒有了死亡。最後，西西弗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他，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於是他就不斷重複、永無休止地做這件事。在奧林匹斯諸神看來，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
古往今來，西西弗斯的悲劇衍生出無數的比喻和象徵，而這種沒有盡頭的無休止的輪迴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中永恆的嘆息，比如政治。但是正如哲學的存在並非為了終止，而是為了通往無限一樣，對人類政治和人類本質的思考也終將讓人類自身顯示出別樣的美，這也是格倫•廷德的《政治思考》一書三十年來一直風靡的原因。這本書從探討人類在本質上是隔閡的還是統一的、是平等的還是不平等的這兩個永久性的問題入手，深入剖析政治權力關係各個層面的諸多問題，最終展現出“人類的不確定性”這一主題。格倫•廷德這位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的政治學教授，終其一生都站在政治哲思的刀鋒邊緣，他呼籲要以蘇格拉底的對話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識形態的藩籬，構建開放的政治思考領域，以利於公正社會的建立。與其說格倫•廷德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我更願意將其看成一位很有個性的哲人，開篇就對讀者聲明“這是個警示，不是道歉”的作者，想來寫的東西也不會太委屈自己，也正因為如此，也唯有如此，才能“寫了蘇格拉底應該寫的書”。
加繆說：“當荒謬的人深思西西弗斯的痛苦時，他就使一切偶像啞然失聲……西西弗斯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並且搬掉石頭……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雖然永遠不會“道歉”的格倫•廷德開篇坦言：“《政治思考》沒有給出任何像大多數政治理論書籍中給出的那些令人滿意的最後答案”，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在其中感受到一種快樂和幸福，就像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西西弗斯的石頭，是悲慘的源泉，更是重獲幸福的踏板，生活就是撕裂本身。
◆ “二律背反”就是存在本身
作為一個康德主義者，說“二律背反”就是存在本身，這確實是一種狂妄和大膽，因為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談到純在本身的時候，只是說“二律背反”可以間接地揭露存在本身，沒有人可以在理性王國的邊界之內達到存在本身。然而就閱讀《政治思考》這本書來說，在作者談及“隔閡與統一”和“不平等和平等”這兩個核心問題的時候，不得不讓人深深感受到那種“二律背反”的輕紗下，人類作為一種存在，其自身及衍生的問題的那種矛盾和看似無解的終極，也許就是存在本身。
“隔閡”在格倫•廷德看來是政治的基本條件，也是政治思考的基本條件,作者認為如果人類沒有隔閡，無論是靜止的孤獨還是活躍的衝突，政治思考都不會出現。書中從人類本質入手進行分析，這是一種必然，所有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現象的思考最終都將導向我們自身的本質，這是一種終極的拷問，很遺憾這種拷問不會帶來我們想要的答案，只能帶來“二律背反”的無奈。
比如就人類本質是否受到隔閡，我們不得不面對人類“最內在”和“最根本”自我的追問，而這種追問不可能只有一個答案，只能導致“二律背反”。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尖銳如霍布斯就認為人們在本質上是受到隔閡的，他把人類歸於對“一個一個權力的那種重複不停的、無休止的慾望，這種慾望直至死亡為止”，霍布斯作為唯物主義者將本體論發展到極致，最終將人類認為是物體，得出人類只能通過君主專制統治的權力來統一。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偏向“聖母心”一派的思想家則認為人類在本質上是統一的，於是提出著名的“人是政治動物”的宣言，認為只有與其他公民一起，才能做到認識自我本質，城邦制度以及後面延伸出的聯邦制度成為其最佳的政治選擇。
但是，最終在人類本質層面，我們是否得出了有關於“隔閡”的最終答案，這也許永遠不會明確，作者最終說選擇霍布斯或者亞里士多德最後就只能依賴信仰，這不是一種無奈的圓滑，而是基於“二律背反”的科學論斷。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的基調下，圍繞“隔閡”衍生出無數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宏觀敘事的背景下，展現出思考向微觀延伸的獨特魅力：如果人類在本質上沒有受到隔閡，為什麼他們中間有那麼多分隔和衝突？理智能夠克服隔閡嗎？是否需要某種形式的宗教來克服隔閡？所有的人都應該團結在一個單一的、全球性的社會中嗎？所有階級差異都應該被廢除嗎？
這樣的“二律背反”，在討論“不平等和平等”這個話題時，更顯示了其特別的味道。個人認為“人類在本質上是不平等的嗎”這一節是這部分最精彩最令人回味的橋段，很多憤青喜歡將“平等”掛在嘴邊，然而格倫•廷德的這部分“平等論”讓我們開了眼，真的見識到思想家的風範。
作者上來從基礎的生理、智力等方面入手，直接指向一個核心的問題：如果在生理、智力等方面明顯低於別人的情況下，能否在本質上與其他每一個人平等。在我們的話語環境下，在這裡問題就結束了，因為我們必須給出肯定的答案，才能保證“觀點正確”。但是作者作為一名學養極深的獨立思想家，從亞里士多德按照理性確定人性，到柏拉圖和尼采，到洛克和霍布斯，我們終於發現原來說出“上帝死了”的尼采在把信奉平等與信奉上帝聯繫在一起這方面是正確的，人類平等貌似涉及內在的尊嚴，其實是因為每個人都能懂得包含在宇宙神聖和諧的道德律的要求，平等只不過是一種假象，而不平等也絕非真理本身。
我猜想格倫•廷德應該也是一位康德主義者，津津有味地讀著作者關於平等的談古論今，我不由又有些擔心，這樣的想法持續下去，作者要以何種論調作結？然後就看到作者終於讓康德緩緩登臺，直面平等指向的最終極的問題，上帝是否存在，於是我見到了“三大批判”裡熟悉的那句話“這可能是真的”。按照理性的邏輯推論，必然導致上帝的存在，但“二律背反”為理性王國劃出了最遠的邊界，讓人們不能直接做成那個很想做出的肯定的判斷，就像我們說平等的觀念最終必定要以超驗事物為先決條件一樣，我們只能站在理性王國的邊界向外張望，因為這樣才是科學和客觀的。
但是，我想說，也許邊界就是答案本身，在“隔閡”和“平等”這兩個話題的討論中，我們感受到了那種近在咫尺的叫做“結論”的東西，我們雖然最終沒有觸碰到它，但是也許這個“它”其實就是我們的“觸碰”本身，“二律背反”也許就是存在本身。
◆ “潘多拉的盒子”為誰而開
潘多拉是希臘神話中火神赫淮斯托斯用粘土做成的第一個女人，也有說是宙斯做成的，反正是作為對普羅米修斯造人和盜火的懲罰，這位神送給人類的第一個女人明顯帶有歧視女性的色彩，因為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是紅顏禍水的節奏。潘多拉打開魔盒，釋放出人世間的所有邪惡——貪婪、虛無、誹謗、嫉妒、痛苦等等，但潘多拉卻照眾神之王宙斯的旨意趁希望沒有來得及釋放時，又蓋上了盒蓋，把它永遠鎖在盒內。
有一種觀點認為自從人類有了組織，認識了權力，就彷彿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衍生了無數的戰爭和災難，為了權力，人類的歷史上演了無數的血雨腥風。在《政治思考》對人類本質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後，個人認為對接下來政治學的本源問題——權力問題的討論反而顯得水到渠成。
權力和掌權人、權力的限制、權力的目的三章構成了對權力問題的全面解讀：從社會秩序是否能夠在沒有權力的情況下得到維持發軔，討論誰來掌握權力，權力的具體組織形式，進而挺進到政治學的基礎——政府和規則之間的關係，討論政府是否應該在所有情況下服從憲法的限制，討論政府是否通常應該讓私人掌握工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最後落腳到不亞於“人類本質是否平等”那樣的終極問題，即權力和道德之間的關係，三章內容一氣呵成，行雲流水，讓人不得不感慨，格倫•廷德確實是一位思想家，但首先他是一位政治學家。
全書在這中間開始越來越有西西弗斯傳說的味道，尋找權力存在合理性的追問，彷彿西西弗斯推動的那顆巨石，每每即將被推上山頂，一定再次落下，這個輪迴在圍繞“權力”的思考中展露無遺。前面說過權力與道德的關係將直接觸及權力存在合理性的終極答案，可是我們會發現每當我們興沖沖地認為馬上就可以將權力和道德完美結合的時候，現實卻仍然功虧一簣。比如作者舉的那個例子，統治者為了建立和保衛國家，有時必須做出不道德的事，為了同一個目的，庶民卻必須永遠保持道德品性。如果個人認為，他們在他們利益需要時有破壞道德的自由，那麼，社會秩序就會崩潰。因此，政治領域在道德上是獨立的。二者聯繫起來可知，雖然政治秩序取決於對道德標準的尊重，但是它也取決於統治者偶爾違法這種標準的能力。換言之，我們不能夠要求統治者和個人有著同樣的坦率和忠誠。這樣明顯讓人難以下嚥的結論，就是真正的政治學應該有的品格——與實際相符，反映冰冷的現實。
但是，最後封在潘多拉的魔盒裡的到底是不是“希望”呢？按照希臘語，封在魔盒裡的東西叫“Elpis”，可以翻譯為希望，但希臘語的Elpis又並不是英語Hope所能夠完全表達的，它的含義要大得多，包含著“不切實際的願望”。通往艾亞哥斯管轄的地獄的道路就是Elpis鋪設的，這也是著名的法國諺語“地獄的道路是由美好的願望鋪成的”的由來，Elpis之所以被放進盒子，恰恰是因為對人類而言，Elpis的這部份含義是遠比任何實質的災難更可怕的懲罰。我們都想把最完美的權力從潘多拉的魔盒裡釋放出來，我們都認為也許那樣政治上的一切黑暗都將結束，按照《政治思考》全書的思辨邏輯，也許潘多拉是一位生性善良的美麗女人，也許我們該慶幸我們的“無知”和“短視”，才沒有最後將理念中的“權力”完全釋放，這也許就是西西弗斯式的無奈。
◆ 如果我們永遠達不到“上帝之城”
這裡的“上帝之城”不是里約，奧古斯丁認為，自從人類祖先亞當、夏娃因犯罪而被貶人間之後，現實世界就被劃分為兩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體生活的人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靈性生活的人組成”，後者就是“上帝之城”，如果非得用這本《政治思考》的文本架構邏輯來定義，這個“上帝之城”應該就是突破“二律背反”後的“人類確定性”組成的那個終極，換言之就是極限。
這也是為什麼格倫•廷德要以“歷史變革”作為全書的結尾章節的原因，當我們從人類的本質延伸到世俗的權力，當我們從對現象的哲思進軍到對本質的拷問，人類的歷史變革本身就是一部“人類不確定性”的卷宗。這更是為何作者作為一個政治學方面審慎的自由主義者，要選擇借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克爾凱郭爾的悖論概念作為自己的哲學公式的道理。於是我們看到作者意猶未盡的結語——人類的不確定性之觀念，彷彿寫滿密密麻麻公式的厚厚的算草紙的最後赫然的那個結論——“∞”。
但是，我們並未從“人類不確定性”的結語推導出悲觀主義應有的頹廢，相反，正是這樣的不確定性讓我們看到了真正有價值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今天我們很少能看到的膽色和遠見卓識，甚至讓我讀到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味道。比如作者警告世人，古老的智慧告誡我們，不要把政治和精神混在一起，政治領袖一般不是非常精神化的人，他們的位置在道德上的不穩定性只能用精神目標以及精神的虛榮性帶來的誘惑加以改善。作者明確指出，救贖政治專注於人類靈魂狀態，具有極權主義傾向，很可能成為集中的、無限制權力的政治，而便利政治主要關心外界事物安排和對它們有效的、有秩序的控制，滿足現狀，狹隘功利，無視平等、苦難和正義，缺乏道德想象力，慾望無限擴張。
“上帝之城”是我對歷史終極意義的比喻，作者在書中已經說明這座城“會使人大吃一驚，這會把我們帶入一個真空，只有希望和信仰可以充實那裡”，是的，那是一個無法到達的真空，是人類思維和道德律的極限，是理性王國的邊界之外。我們對人類本質和政治本源的執著其實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對極限的潛意識恐慌，我們更喜歡去證明“存在”或者“不存在”，但就像人類的“隔閡”和“平等”必然迫使我們追問上帝的存在，超驗事物的存在一樣，當對信仰的依賴成為一種最終的理由時，我們遇到了作為宇宙中極普通的物種之一的上限，這種上限是我們的科學、思維和邏輯等方面的總和高度，我們必將面對最不願意面對的那句話——“非人力可為”。
格倫•廷德在《政治思考》的一開始就坦言：“思考是一個特別艱難、特別令人沮喪的事情。思考往往會使自己與現實疏離，與自己疏離。在思考的路上不可避免地會感到勞累和不安全，但並不一定會得到確定的答案或內心的平靜。”這本《政治思考》完全履行了他的諾言和警示，彷彿那位一直試圖將巨石推到山頂的西西弗斯，我們貌似在這種思考中收穫的只能是無奈和徒勞。
宏觀的無奈往往是微觀嘆息的集合，也許在《政治思考》中我們已然不知身在何處，但掩卷而思的空當，勾心鬥角的同事，人品欠佳的老闆，每天擁擠的地鐵公交，每日加班後的疲憊和委屈，生存的壓力，朋友的疏離，家人的爭執……《政治思考》沒有確定的答案，生活裡的我們也不得不忍受理想和現實的撕裂之苦，豈止《政治思考》像西西弗斯，現代社會的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
很多年過去了……
終於有一天，西西弗斯在那種孤獨、荒誕、無奈、絕望中發現了新的東西——他看到巨石在他的推動下散發出一種拷問和反詰的美，他意識到自己推動巨石這一行為本身的意義，這是一種生命本真的狀態，這是一種苦難之後的一片清明，哪怕這種苦難還將繼續，但內心卻變得從未有過的溫和從容。西西弗斯在這一奇妙的發現中超越了自己的命運，在那微妙的時刻，他的意志變得比他推動的巨石還要堅硬，他終於懂了，重新推動墜落的巨石本身，足以充實自己的心靈。
極限永遠在理性王國邊界之外，但這正是極限之美所在。
思考永遠無法得到最終答案，但這正是思考的意義所在。
生活永遠無法令人圓滿如意，但這正是你我的人生風景。
西西弗斯終將幸福，生活就是撕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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