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有很多人都頗為關心“拍攝一部電影需要多久”？這個問題，完全因個人或因環境而異：有的人，一輩子就雕琢了幾部電影，而用一年或半年來拍一部片子，可算是行業內的普遍情況，但也有人只用七天便可炮製出一部電影，故名“七日鮮”。
說到七日鮮，很多人肯定會想到當年劉鎮偉幫王家衛“救場”的那部《東成西就》，雖說其拍攝時間並非真的就是指“七天”，但對於這樣一部票房大賣的電影來說，製作週期只花了半個月，已經是非常迅速了。為了保證拍攝進度，戲裡很多的臺詞和情景都是邊拍邊想的，而它最後達到的那種“笑果”，也許是原原本本按劇本來走所無法實現的。
別看“七日鮮”被無數影迷津津樂道，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卻被不少電影人所詬病和嫌棄：在當時的香港粵語片領域，“七日鮮”可以說是非常普遍。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是與當時粵語片的放映檔期，以及香港民眾越來越大的娛樂需求有關——不管你影片質量再好，充其量就給你上映一個禮拜，所以檔期內便需要有大量的新片進行補充。
而另一方面，則是由影院的“保底制”所引發，即不管影片的上座率如何，片方當都會得到一定的保底收入，因此電影人們寧願求快，也不會注重劇本和電影的整體質量。所以很多粗製濫造的電影也因此被推出，從而造成了香港電影界的“生態汙染”。
為了營造出一個良好的電影拍攝環境，當年很多粵語片的主創人員發起了針對“七日鮮”為整頓目標的“粵語片清潔運動”。他們通過傳統媒體發聲，呼籲那些知名演員與問題影片徹底劃清界限。最後，“粵語片清潔運動”果然取得了預想中的成效，因運動而組建起來的“華南電影工作合會”，以及中聯電影公司等等，都給當時的電影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
後來，隨著類似邵氏的大製片廠制度逐漸壯大起來，迫使粵語電影在七十年代走向式微，也讓“七日鮮”現象幾乎一度被杜絕。然而後來到了香港電影最為繁榮的時期，“七日鮮”卻又再度“復活”了。這又是為何呢？
進入八九十年代後，香港地區每年均有穩定的電影輸出產量，而此時中國臺灣，東南亞國家又是港片的大票倉，對港片的需求量自然越來越大。製片方為了保證拍攝資金充裕，便會在電影開拍前，製作一個僅出現片名以及介紹主創陣容的短片，這等於讓發行商和院商先預付了購買版權以及上映權的款項，然後在限定的期限內“交貨”。但如果劇組在規定好的時間內出了岔子，無法保證拍攝進度順利進行，便會出現趕工現象。另外當時香港電影經常是“先定檔，後開拍”，這也給了“七日鮮”再次復活的土壤。
不過每件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儘管“七日鮮”曾為不少電影人所詬病，但有時在時間頗為緊張的情況下，“七日鮮”，又或是從中衍生出來的“半月鮮”等等卻能大派用場，除了《東成西就》之外，其中更不乏“快速出奇跡”的經典案例：
像1991年由徐克執導的《黃飛鴻之壯志凌雲》就是在已確定檔期的情況下“加急趕製”的，由於徐克強大的統籌和掌控能力，沒有讓它變成“粗製濫造”之作，反而還成為“新武俠”裡的代表之作。而92版《家有喜事》則因為等周潤發和林子祥的檔期結果延誤了不少時間，最後只有找來星爺救火。在各個演員的齊心協力下，該片僅用13天就完成拍攝，結果成為了當年的賣座賀歲猛片。
而1993年由王晶執導的《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同樣被很多影迷們奉為經典，它也是部標準的“七日鮮”電影，導演只用了7天時間就將其拍完。
類似的情況，在九十年代的香港影壇還有不少：譬如《古惑仔》系列裡票房最高的《猛龍過江》，拍了不到半個月，而男一號鄭伊健在劇組的時間前後加起來不過4天。另外以影像風格精緻著稱的杜琪峰，也拍過“半月鮮”電影——1999年，他在預算只有250萬港幣的條件下，用19個工作日拍出了《槍火》，雖然其格局不大，但人物刻畫卻非常豐滿，真可謂“小有小做，大有大做”。
不管是當年的粵語長片，還是步入黃金時代的那些香港電影，“七日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在那個特定時代，香港電影人對於製作成本的控制，以及對資源合理調度利用的靈活性和機動性。進入21世紀後，以較短製作週期完成的香港電影雖然還有不少，但卻早已不復昔日光景。而曾經那些質量上乘的“七日鮮”電影，也必將被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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