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在中國古代曾被用於學官名，也曾用於稱呼茶坊夥計——“茶博士”。在現代漢語中，博士則是人類教育體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機構授予的最高一級學位。那頂博士帽，讓無數學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
博士作為學位已有幾個世紀，而直到30多年前，中國才有了自主培養的第一批博士。
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次年，恢復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誤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從廠礦、田間重新回到校園，就是在他們中間，誕生了新中國的首批18位博士。
中國博士的第一次學位授予儀式，沒有西方舶來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卻有著中國特色的隆重——儀式在雄偉莊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他們頒發了學位證書。
雖然當時很多人並不清楚“博士”為何物，但首批博士學位的授予，卻成為一個歷史性事件，記錄著重新建立起來的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與期待。
博士“十八羅漢”
首批博士在學位授予儀式後的合影
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個奼紫嫣紅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熱鬧非凡。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進這裡的既不是來訪的外國首腦，也不是共商國是的人大代表。
這一天，在這座宏偉建築物裡濟濟一堂的是當時全中國最有學問的群體——中國自主培養的首批博士。
這18個名字註定要載入史冊：馬中騏、謝惠民、黃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東、趙林城、李尚志、範洪義、單墫、蘇淳、洪家興、李紹寬、張蔭南、馮玉琳、童裕孫、王建磐、於秀源。
中國自己培養的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來自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6名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4名來自復旦大學，另外兩名分別來自華東師範大學和山東大學。除了唯一的工學博士馮玉琳當時在美國讀書沒有到場外，其餘17名博士和他們的老師、校長們，以及一批碩士參加了這次大會。
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玉泉路寓所內，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馬中騏指著書房裡的一張照片對記者說：“後排最中間的那個就是我。”照片上題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博士、導師和碩士代表”一行字，成為1983年5月27日的歷史定格。
照片上，博士們並沒有穿著統一的學位服。因為意義重大，當時博士應該穿什麼衣服參加學位授予儀式，也引起了爭論，焦點在於要不要像國外一樣採用學位服。
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還不大接受西方的衣著方式，人們的服裝以中山裝、白襯衫為主，色調集中於黑、白、藍、灰。像博士服、博士帽這樣的特定服裝很少為人所知，很多人覺得那像是宗教服裝，很怪異。
因為沒有定論，最後國家決定，首批博士不配備學位服，而是按照大型會議的慣例，每個人發200元置裝費，讓博士們自己決定著裝。
第一次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只有王建磐一個人穿了西裝，但根本不會打領帶，只好嚮導師求助。馬中騏則回憶說：“我當時也沒請示什麼人，只是覺得中國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裝不太好，‘文革’時大家不都穿軍便裝嘛，我就去買了一套新的軍便裝，藍色的確良卡其的。”
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李尚志，至今還保留著大會的入場券，粉色的票面上印著他的座位號。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問：“你是哪個學校的？”李尚志說：“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老先生說了句“中科大確實培養了一批人才”，就走開了。
旁邊有人興奮地小聲嘀咕：“錢老！”李尚志這才知道，問他話的，竟然是中國科學界泰斗級人物、“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
下午3時，學位授予儀式開始，當他們從中央領導人手中接過紫紅色封面、印有金色國徽的博士學位證書時，新中國首批博士誕生了。這18名博士，後來被人戲稱為“十八羅漢”。
這樣高規格的學位典禮，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原主任、原國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長吳本廈曾撰文回憶說，舉行這個儀式的目的是要選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舉行授予儀式，也是為了擴大在國內外的影響。
首批博士之一、復旦大學教授張蔭南把1983年5月27日稱為“國家學位的‘開國大典’”。
“這是國家的根本大業，雖然當時的培養條件並不是很充分，但百廢待舉，人才青黃不接，急需自己培養人才。可以說，國家走出了大膽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比夢都美好。”李尚志這樣形容自己博士學位的獲得。他甚至覺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實，怕酣夢醒來，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擺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學習材料。
1970年，李尚志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回到四川萬源縣，在公社小學和農村工作隊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關知識分子的政策，幾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鬥。小學教師身份的李尚志對此已經“習慣”了。
但是，從1977年開始，好消息一個接一個來了。
恢復研究生
1977年，夾在“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之間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嶺，劃開了兩個時代。
現在，人們回憶起這個特殊的年份，總會將它和一個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命運的事件結合在一起——恢復高考。
那一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工作，自告奮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當時“四人幫”雖然已經倒臺，但“兩個估計”，即所謂“新中國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依然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頭上。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提議舉行了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請來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蘇步青在內的40多位教育界專家和官員，在人民大會堂暢談教育。與會者開始並不知道鄧小平要來參會，後來，他們發現鄧小平幾乎每場必到。
會議開始時，大家發言都很謹慎，但談了兩天後，談話口子越來越大。清華大學的教授在談到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了3年就畢業了，根本沒有什麼真才實學。鄧小平聽了此發言，當即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不能叫大學。
與會的學者們越說越激動，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激動地站起來請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提出在當年就恢復高考，這個建議立刻得到與會科學家的一致贊同。
鄧小平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情緒激昂的專家們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
一錘定音。
恢復高考，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更是許多個人的人生拐點。恢復高考的歷史功績被無數人感念，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比大學本科更高一級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這一年確定恢復。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宣佈當年立即恢復高考。當時國務院批轉的文件其實有兩個，另一個即《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
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樣是鄧小平。
1977年8月1日，鄧小平在同方毅、劉西堯的談話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過去大學讀過一兩年的大學生。凡是過去處理不當的，有點基礎的，可以放到大學，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學院，成為今年大學招生的重點，當然年齡可能大一點。
幾天後，在那次確定恢復高考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多數時間是安靜地聽取大家的發言，偶爾的插話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麼辦法、經過什麼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不要定什麼名額，這樣的人有多少就選多少，可以在名額之外。
當時，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斷了12年。
早在1951年，中國就已經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主要是由蘇聯援助中國的專家來教育培養。而這些研究生實際上是“師資研究生”，目的是為新中國培養一批高水平教師。
1957年，國務院批轉了《關於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幾點意見》，擬在“師資研究生”之外，培養少量質量較高的相當於蘇聯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養方向開始注重科研工作。
此後，中國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師資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間搖擺。研究生畢業完全按照國家分配工作，師資研究生畢業了就去高校當助教，科研研究生畢業則進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學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級的學歷。
首批博士之中，馬中騏是僅有的一個在恢復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經上過研究生的。
1964年，馬中騏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師從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胡寧。但命運捉弄，只學了一年，“文革”爆發，正常的教學全被打亂。1967年，他回到母校蘭州大學，當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師水平、能力評價不在學術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蘭大理論物理教研室已經解散，圖書館都關門了，他只好搞點地下科研。
1977年，馬中騏的命運迎來了轉機。在去大連參加一個會議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導師胡寧。胡寧告訴他一個好消息：中央允許69屆、70屆的大學生回原校繼續就讀，叫做“回爐大學生”。
當時恢復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爐，“回爐大學生”的政策顯然是來自8月4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而且與鄧小平的講話直接相關。
有“回爐大學生”，那麼也就可能有“回爐研究生”。胡寧惦記著自己的愛徒。
“胡先生問我願意不願意當‘回爐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讀書，我當然高興了。”馬中騏滿心歡喜地去了大連，但當他開會回來再去看望胡寧時，卻被告知“‘回爐研究生’行不通”，因為中央沒有紅頭文件，意味著沒有編制和經費。
馬中騏只好又回到蘭州大學教書。幾個月之後，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達。馬中騏又看到了回北大讀書的希望。可當年他已37歲，按照當時的規定，35歲以下才能報考。
希望再次破滅。
波折考研路
國家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發，這時，早已經過了傳統的夏季高考時間，但是整個國家對知識的渴望已經迫不及待。
當年冬天，中國關閉了11年的高考閘門終於再次開啟。570萬名考生如過江之鯽般湧向考場。這是共和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級大學生實際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學校門。
而選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讓位於高考，一直到轉年的5月才開考。
因為年齡超限而不能報考研究生的馬中騏，恰恰因為這次研究生考試的“拖後”而得到了機會。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從而澄清了長期束縛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打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期禁錮知識分子的桎梏。
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也正是在那次全國科技大會上，馬中騏等一批超齡研究生迎來了他們的春天。胡寧等一批老學部委員，向國家提交了一個提案，提出1964年與1965年入學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們在“文革”時尚未完成學業，恢復研究生把他們排除在外實在可惜，希望能放寬年齡限制。
提案交上去，胡寧等學界泰斗們並沒有馬上得到回覆，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齡限制的口子，卻很快如他們所願地打開了。
時間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離研究生報考的最後期限僅剩幾天時，馬中騏在電影廣告欄裡看到一個通知：研究生報考年齡放寬到40歲，64級、65級研究生不受年齡限制。
“當時的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馬中騏感慨。
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時間走進不同的考場，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
研究生入學考試科目包括，政治、外語、基礎課和專業課。“文革”十年，中國高等教育幾乎是斷檔的十年，這些科目的難度比以後的研究生考試要相對容易，亦如此前幾個月的高考。但對當時一些考生來說，這樣的考試已經難上加難。
10年間，他們的手上，過早被鐮刀和工廠的機器打滿了老繭，考卷對他們已經非常陌生。參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連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沒有完成，經過一兩個月的突擊自學就進了高考的考場。而對於滿身瘡痍的中國來說，也別無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儘快培養出一批自己的大學生。同在1978年入學的77級和78級大學生共有40.1萬多名，只是參考人數的1/29，與今日中國大學超過70%的錄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別。
能通過研究生入學考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1978年參加研究生考試的學子中，馬中騏說自己是“幸運”的。十年的助教生涯，雖然沒有得到任何提拔晉升，但他始終沒有離開物理教科書。基礎課、專業課的考試內容，並沒有超出他的授課內容，對他來講可以說是輕而易舉。
胡寧先生當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設了兩個研究生名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幾乎就是為馬中騏量身定製。而他的成績也足以傲視同級，當之無愧。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戶”。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處處長鬱曉民回憶，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屬高校的準備要早，因為中科院選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佔到了當年中國研究生總數的近五分之一。
首批博士簡況
姓名 學位授予單位 專業 工作單位
白志東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概率統計 東北師範大學
範洪義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理論物理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馮玉琳 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 計算機軟件 中科院軟件所軟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洪家興 復旦大學 基礎數學 復旦大學數學研究所
黃朝商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 理論物理 中國科學院
李尚志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基礎數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李紹寬 復旦大學 基礎數學 東華大學
馬中騏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國科學院
單墫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基礎數學 南京師範大學
蘇淳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概率統計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童裕孫 復旦大學 基礎數學 復旦大學
王建磐 華東師範大學 基礎數學 華東師範大學
謝惠民 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 運籌學與控制論 蘇州大學
徐功巧 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 分子生物學 多倫多大學
徐文耀 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與高空物理 中國科學院
於秀源 山東大學 基礎數學 杭州師範大學
張蔭南 復旦大學 基礎數學 復旦大學
趙林城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首批博士之一的於秀源，1978年報考的是山東大學研究生。那時，距離他從山東大學數學系畢業已過14載，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辦工廠的工人。
於秀源所在的廠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當時中央對工作人員報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寬鬆，雖然費了不少周折，廠裡最終還是讓他報名了。既要工作，又要準備考試，於秀源經歷了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艱辛。他當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為了準備研究生考試，他只能在工作之餘，一邊哄孩子一邊溫書。於秀源回憶，每個晚上，他坐個小板凳，旁邊放著竹板子做的童車。他的腳來回蹬著童車，“催眠”躺在裡面的小兒子，一隻手捧著書，另一隻手在一個小方凳上演算題目。
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輕、也最有傳奇性的一位。他同時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學考試，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學通知書。
“文革”爆發時，王建磐剛剛上完高中，還沒來得及參加高考。此後十年中，他當過農民、中學數學老師，還在縣劇團當了5年編劇。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王建磐已憑藉戲劇創作多次獲獎，小有名氣。而他參加高考考中的，是與文學編劇毫不相關的華南理工學院電子信息工程專業。
剛剛邁進大學校園不久，王建磐覺得自己最大的愛好還是數學，他在高中時就自學了大學數學課程。正在此時，研究生報名開始了，王建磐報考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著名數學家曹錫華的研究生，又一次順利通過了考試。
1978年，全國共錄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級別，沒有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這樣按部就班地學習、畢業，他們就會被統稱為“78級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會榮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博士。
學位製出爐
“78級研究生”入學時，沒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碩士、博士的頭銜，這樣的名詞，對當時中國的大多數人來說甚至是陌生的。
馬中騏告訴記者，雖然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博士”這個詞，也知道它代表的榮譽，但“博士”並不在中國的教育評價體系內，他也就從未想過自己能成為博士。“那時我們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獲得什麼學位或者稱號，能夠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學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學歷，很少有人明確學歷和學位的區別和意義。
按照現代教育學概念的區分，研究生屬於學歷，指人們在教育機構中接受科學、文化知識訓練的學習經歷；而博士、碩士、學士是學位，標誌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學術水平達到規定標準的學術稱號。
一個是學習的經歷，一個是學術的水平，兩者有著本質區別，但在中國卻被籠統地歸於“研究生”。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已經培養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領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勳。周光召後來獲得過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等世界知名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卻始終不是中國的博士。
現代學位制度在上世紀30年代進入中國。1935年，當時的國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國的學位體制，頒佈了“學位授予法”，但適逢亂世，國家民族危亡之際，這項制度最終沒有得到認真施行，中國也就一直沒有自己培養授予的博士。
新中國成立後，教育界、科學界曾經兩次嘗試建立學位制度。
一次是1954年，國務院組織了由林楓、範長江、薛暮橋等13人組成的委員會，開始擬定學位制度。1957年，學位制度草案剛剛完成，卻趕上了“反右”運動，學位制度胎死腹中。
第二次是196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的聶榮臻元帥，領銜起草學位條例。這次的學位條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趕上了“文革”。在“階級鬥爭為綱”的統領下，學位被視作資產階級法權範疇，學位條例再次被擱置。
直到1979年，中國再一次開始醞釀建立學位制度，已經入學一年的“78級研究生”，有了成為碩士、博士的機會。
吳本廈是《學位條例》的起草人之一，據他回憶，建立學位制的提議由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鄧小平馬上在他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剛剛擔任教育部部長的蔣南翔，接受的第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學位條例》。
“當時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條，一是一定要搞成學位制度，二是建立學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劍不行，三是搞什麼樣的學位，要結合本國的國情。”吳本廈回憶。
這次學位制度的建立的確如鄧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學位條例》從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僅用了11個月時間，但這樣的效率並不意味著過程一帆風順。
1979年10月，當時國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給方毅、胡喬木寫信：“關於建立學位制度問題，我認為本來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事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報中央，可是這個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個機構之後，將近1年之久（其實只有7個月），至今還處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之中。”
以第二次學位條例草案為基礎制定學位制度在當時頗有支持者，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制定學位制度的方向之爭：套用前蘇聯的學位制度，還是建立一套接軌世界的學位制度。
“文革”之前我國草擬的兩版學位制度，都是以前蘇聯學位制度為藍本，而這個藍本頗為“自成體系”，與國際通行的學位制度不大協調。比如，前蘇聯設立了“副博士”這樣另類的學位，而博士學位不是通過研究生教育獲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長年的科研成果去爭取，能得到博士學位時經常要等到五六十歲年紀。
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顯然更注重與國際社會的接軌。蔣南翔為此給鄧小平打了報告，解釋了此前學位條例草案的不適用理由：前蘇聯的博士學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窮經”，對我國“快出人才，特別是從青年人中發現和使用優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還特別提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制定一個各國相互承認學歷、文憑、學位的國際公約。
在經過調查走訪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的實際情況，與老專家、老學者進行無數次交流、座談後，學位起草小組向國務院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並交由人大常委會審議。
1980年2月12日，《學位條例》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198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當時，作為《學位條例》母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還沒有出臺，《學位條例》也成了共和國的第一項教育立法。
依照《學位條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也隨之成立，負責《學位條例》的貫徹和實施。直到今天，學位委員會仍然是領導全國學位工作的主要機構，負責《學位條例》的修改和實施，以及授予單位和學科的審批等重要工作。
為了實施好《學位條例》，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地組織了由四五百人組成的龐大的學科評議組，評議首批學位授予單位。評議範圍涉及到了50多個大學科，而評議組成員都是由該學科最有學術造詣的老專家組成。為了保證博士點資質審核的高質量高要求，起初的通過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學甚至被“剃了光頭”，申報的四五個學科竟無一通過。
1981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和學科、專業的名單。
按照正常的教學進度，1981年，新中國的首批碩士產生了。這本來也是個值得關注的標誌性事件，但首批碩士的風光全被首批博士“搶”去了——即便首批博士還沒有產生，但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等8個授予博士學位的試點，已經讓人們滿懷期待。
“黃金陣容”
“78級研究生”入學時，沒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碩士、博士的頭銜，這樣的名詞，對當時中國的大多數人來說甚至是陌生的。
誰能成為中國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
於秀源本來有機會創造這個“第一”。他的導師是著名數學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數論。在他的畢業論文上，著名數學家王元院士做了這樣的批語：“此人論文水平達到博士研究生水平”。
可是，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學位。因為成績優秀，於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畢業了，中國的學位制度還在草擬之中。
直到學位制度出臺，山東大學向教育部請示，希望於秀源能作為首批博士參加學位授予大會。於秀源記得，為了他的博士學位，學校研究生處處長專程帶他到北京。處長告訴他，為了證明他的實力，學校將建議有關部門組織專家檢驗他的水平，還可能組織考試。
最後，考試並沒有進行，於秀源也沒有再進行形式上的博士論文答辯，潘承洞和王元兩位中國頂尖數學家的評價足以證明於秀源的學術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畢業三年後，於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學位。
這批博士，擁有一個現在看來很“奢侈”的培養陣容，他們的導師幾乎都是院士及各領域內的頂尖學者。如果一一列舉出首批博士學業的授業恩師，那將是一長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級學者名單。後輩博士們對這樣堪稱“黃金陣容”的超豪華團隊，恐怕只有豔羨的份兒了。
馬中騏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學位證書編號為10001，老學部委員、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胡寧是他的導師，錢三強簽發了他的博士學位證書。
“文革”十年中，馬中騏在蘭州大學擔任助教。相對於很多同級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馬中騏說自己應該慶幸，他從未離開自己的專業。
研究生第一年的課程主要是基礎課，除了英語和數學，他的專業課水平足以給同級研究生上課了。胡寧特批馬中騏不用上專業課，直接開始搞科研。
胡寧一直想用實踐證明中國完全有能力培養自己的博士。馬中騏說，他讀研究生時，李政道從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學生去國外學習，胡寧堅決不同意馬中騏去，理由是：“馬中騏是我自己培養的研究生，水平足夠博士的，沒必要到國外再培養一遍。”
“博士在科學上應該有所創造，博士論文應該達到世界上比較高的水平，當時我就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要求學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興的導師、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經說。
洪家興現在已經是中科院院士了。從做谷超豪的學生到畢業後留在復旦做了導師的同事，共處的幾十年，洪家興發現導師就是這樣做的：自己開拓了一個方向，交給研究生去做，然後再去開拓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幾何，由於國家需要，轉向與高速飛行器設計有關的數學問題；當他在超音速繞流等方面取得開創性進展後，就把這些研究交給了李大潛，自己一頭扎進混合型方程組的研究；在已經有突破性成果後，又把這個領域交給洪家興，自己轉向規範場理論。關於他在規範場領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曾經讚歎過：“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
當時的導師們絲毫沒有門戶之見，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導師的心血，而是多名專家在培育。
洪家興說，當時除了谷超豪，復旦大學的李大潛、陳恕行等數學家也給自己很多指導。而他的導師谷超豪，也給了馬中騏學術上的指導。馬中騏的博士論文題目，用到了谷超豪創造的一種研究方法，為此，他兩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請教。
“超豪華陣容答辯委員會”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經歷。馬中騏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由7位物理學界的頂級專家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兩彈元勳”彭桓武，以及胡寧、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
和馬中騏一樣，李尚志也沒有真正上過博士研究生的課程。他的博士論文原本是為碩士畢業準備的。他做出了導師曾肯成佈置的一個題目，又用這個題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學段學復教授從美國帶回來的一些代數學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
“曾老師得知後非常興奮，把我的成果告訴兩個人。一個是丁石蓀，另一個是萬哲先，中科院院士。兩位先生看了之後說，如果這個東西沒有錯的話，那就不應該只是研究生畢業，應該是達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憶說。
李尚志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由中國群表示論的奠基人段學復擔任，中科院萬哲先、北京大學丁石蓀、華東師大曹錫華等教授任委員。“在那之後，代數界再也沒有博士的答辯委員會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專家。”
為了給李尚志爭取博士論文答辯的機會，曾肯成用盡了關係，“跑破了鞋子”，請丁石蓀參加答辯會時，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訴丁石蓀：“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繩子到丁家門口吊死。”
李尚志到了丁石蓀家裡，哪敢這樣說，但丁石蓀還是答應了。李尚志出門時，才將導師的話說給丁石蓀。丁石蓀哈哈大笑。
從1982年2月第一個進行博士論文答辯的馬中騏之後，到1983年4月，一萬餘名78級研究生中，層層遴選出了18位博士。
1983年5月27日，中國以自己的最高禮遇，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自主培養博士頒發證書。
當時有國家領導人問博士生導師之一、復旦大學谷超豪教授：我們國家培養的博士，和國際上的水平比起來怎麼樣？
谷超豪篤定地回答：可以達到國際水平。
十八博士今何在
30多年過去，中國的第一批博士現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們不少人都接受過多次採訪，回顧這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很多報道都會說，獲得博士學位，對他們來說是命運的改變。
他們的命運確實轉變了，但轉變的契機不是博士學位，而是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招生。
如果不是恢復了高考，王建磐可能還在縣劇團寫著劇本，而不是後來蜚聲國際的數學家；如果不是恢復研究生招生，於秀源可能還是一個校辦工廠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則在大巴山中當著小學教師……
改變命運的又何止這18位博士，那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拐點。而博士的光環，成就了這次改變最亮眼的標誌和成果。
作為“中國第一號博士”，馬中騏對這一名號一直很淡然。30多年前召開的首批博士授予大會，馬中騏作為博士代表上臺發言，發言的題目叫《新的起點》。“走上科研這條路，博士其實只是起步。我自己並沒有把成為第一個博士當成那麼光榮的事情。”馬中騏說，“誰是第一批、第一個博士，這是歷史的偶然。真正的意義在於國家恢復了對知識的重視和對人才的尊重。”
如果說第一批博士有什麼獨特之處，馬中騏認為應該是濃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們那時候比較單純，考研究生是出於發自內心的對科學的熱愛，無比珍惜這樣的機會，可以說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學工作當中去。不像現在，很多博士其實就只為了個學位，好有個找工作的硬件。”
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學博士、一位工學博士。他們一直活躍在相關學科的前沿，多數人已經作為導師帶出了自己的博士。
對於他們的科研成果，實在無法用通俗的語言解釋清楚。馬中騏的博士論文《SU（N）靜態球對稱規範場》，僅是這個題目，就足以讓非物理專業的人摸不著頭腦。
我們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說明一下他們的成就——儘管這是首批博士們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評價：趙林城成為國際知名的數理統計學家；洪家興院士作為特邀報告人曾登上國際數學家大會講壇；蘇淳是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的“金牌教頭”；王建磐曾執掌華東師範大學……
18位博士，有著當今無可比擬的“含金量”：他們當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四位大學校長或中科院所長……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批博士傳承著老一輩科學家的風範。
馬中騏的導師胡寧在北大，每週聽一次他的科研彙報。“胡先生沒有一點架子，聽我彙報時都是相互探討的姿態。如果他說的有什麼不對，我當場就爭辯，他會說，‘嗯，你說得對，我收回。’”
現在的很多研究生稱自己的導師為“老闆”，很多導師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對此，馬中騏很反感，“胡先生從來不在學生的論文上掛名。”
馬中騏畢業後去美國進修，曾和楊振寧一起工作。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論文是楊振寧給出的方向，並且提供了方法，卻堅決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這樣的學風普遍影響了當年那一批博士。
於秀源帶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說大名鼎鼎，年紀輕輕就找出了兩大國際通用密碼的漏洞。但別人提及她時，於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
這與於秀源的導師、著名數學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轍。在別人說起於秀源在超越數論做出的成績時，潘承洞說：“於秀源是我的學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數論。”
李尚志是我國首批100名國家級教學名師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數學與系統科學學院院長，早已是博士生導師，但仍堅持每個學期都給本科生講授基礎課。這個習慣從他在中科大數學系當系主任時就保持著，他說：“我們系從華羅庚開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礎課，這是多年的傳統。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沒有將這個傳統破壞掉。”
30年過去，從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開花，全國每年授予的博士學位超過五萬個，早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國。
但是，必須正視的一點是，目前，中國博士所取得的成果，並沒有與博士數量的增長成正比。
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會上，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提了個問題：“以後那麼多博士怎麼辦？”很多人當時並不明白蘇步青何有此問。這個問題在今日聽來，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國博士的數量與日俱增，博士是否還能保證足夠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稱的貢獻？現在，這個問題該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國博士們去解答了。
閱讀更多 各界導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