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著奧斯卡的熱度和東風，上映三天《綠皮書》的票房已破億元（觀影人次約334萬）。目前，貓眼專業版預估《綠皮書》國內總票房成績在3.25億左右。
不論是實績還是預測，《綠皮書》的走勢顯然要優於往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在華表現。去年《水形物語》在國內的公映時間比獲獎時間晚了近兩週，最終票房定格在一億多。再往回細數，除了《荒野獵人》或因“小李子”終得影帝的梗加持拿到三億多的票房以及2004年《指環王3》魔幻大製作規格拿下8000多萬的票房外，千禧年以降，奧斯卡最佳影片在國內鮮少有大規模公映。
這與好萊塢視效大片年年強勢湧入內地市場之間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畢竟奧斯卡最佳影片常是有著強烈美式文化語境背景的美國故事，傾向於劇情片或文藝片屬性，有一道文化門檻卡在了這中間。
可以說，《綠皮書》在內地市場的相對“火爆”很難作為一個成功模板供未來引進的奧斯卡佳片去複製。檔期的選擇、奧斯卡熱度、中國資本的介入、宣發策略等等是可見的套路，但最根本且最核心的還在於影片本身通俗、有效的講述方式和普世的意義。
本質上，它是一個旅途故事
關於《綠皮書》的各種爭議漫天。到底是十年來“最佳”還是“最差”奧斯卡最佳影片，各方站在不同的角度會給出天壤之別的評價，這股爭議之火一路從國外燒至國內。
但拿錢去貢獻票房的大眾會如何選擇呢？早在去年九月，《綠皮書》拿到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由觀眾票選的最高獎“人民選擇獎”時，便奠定了影片在大眾範圍內受喜愛、高口碑的基調。
《綠皮書》的故事講來一點不復雜。上世紀60年代，處於失業期的前夜總會服務生兼保鏢託尼·利普接受黑人鋼琴家唐·雪利的僱傭，作為司機兼保鏢陪伴他到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南方各州順利進行演出，一路上發生了不少事件。最終，他們如願以償地在聖誕夜回到家中。
這是一個典型公路片的模式。兩組人因某種理由離家，在路上的時間裡相互之間、各自與外部環境之間發生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進而與過往的自我和解、與他人達成理解、尋找到面對人生的方式。
（《人在囧途》）
這種模式對於國內觀眾來講也不算陌生。《人在囧途》、《泰囧》、《心花路放》等國產片等依託的均是公路片模式，再結合喜劇、冒險等類型元素而成，它們在國內票房上的成功說明國內觀眾對公路片的接受度是相當高的，即便《綠皮書》的故事裡摻雜了不少關於美國曆史的、文化的、階層的、種族的議題。
其實對於一部劇情片而言，最基礎的是它的故事是否立得住，人物形象是否豐滿，邏輯、細節是否合理。這些基礎有了，才有那些可供解讀的歷史、社會、文化部分。當不帶有文化符號的立場去看《綠皮書》中託尼·利普和唐·雪利這兩個人物，你看到的或許是兩個無法切實交流的、各有難解問題的陌生人，如何通過一次旅行，在與對方的碰撞間彌合傷痛，完成精神治療，獲得心靈救贖。
而這類公路片有一個它的專稱，叫“治癒式”旅途片。
公路上不只有“叛逆”
還有“治癒”“溫馨”
苛刻地說，能拿來梳理的公路片歷史並不長。它的發展史伴隨著美國“嬰兒潮”一代的成長史。
隨著二戰的結束，1946年至1964年間大批美國軍人重回家庭，嬰兒潮出現。60、70年代是他們的青春叛逆期，他們搖旗吶喊需要上路去尋找自由、反叛的生活方式。相對應的，美國電影裡出現了《逍遙騎士》、《邦妮與克萊德》、《五支歌》等批判時代、批判自我的作品。
（《逍遙騎士》）
進入80年代，“嬰兒潮”一代步入中年時期，他們放棄生活於反叛的幻象中，開始重視現實的物質生活。美國日益保守的社會價值取向使得大眾在遇到無法解決的心靈困境時，選擇的不是“反叛”而是“迴歸與治癒”。
也正是彼時，“治癒式”旅途片開啟。比如達斯丁·霍夫曼和湯姆·克魯斯領銜的經典之作《雨人》以及“硬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執導的高分之作《完美的世界》，講的是一個小孩與罪犯間的救贖之旅。
（《完美的世界》）
即便先鋒如大衛·林奇，也曾拍出過《史崔特先生的故事》，講的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駕駛著自己的割草機，前往300英里之外的威斯康辛州，與自己的兄弟和解的故事。迴歸家庭、與他人產生聯繫，用理解代替隔閡，“治癒式”旅途片是一碗濃郁的心靈雞湯。
而《綠皮書》的主創團隊正是與公路片共成長的一代。不論是導演彼得·法雷裡還是編劇群裡的尼克·瓦萊隆加、布萊恩·海耶斯·庫瑞，均是50、6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一代。
（中間為導演彼得·法雷裡）
他們沒有選擇將這個真實事件中託尼·利普和唐·雪利受到的暴力、衝突、反抗的一面放大，而是將幾次衝突化為兩個人物進一步相熟且增進感情的催化劑，用輕盈、溫暖、略帶搞笑的基調完成一場治癒之旅。
比如託尼·利普勸說唐·雪利品嚐肯德基的片段。當唐·雪利以優雅的姿態品嚐炸雞的“真香”時刻，享受快餐的樂趣暗含的是有著不同生活飲食習慣的兩人交心的開始；而返程暴雪天裡，唐·雪利開車送疲勞困乏的託尼·利普回家，身份的差異至此消失，友誼登場。
《綠皮書》，一部生逢其時的電影
公路上的反叛者們為何不再叛逆了？你可以說是老了，也可以說這是美國電影、美國文化最厲害的部分。它將初始的反叛精神融入主流且保守的價值觀中，而且一直在不斷的更新。女性議題、少數族裔議題、同性戀議題等等，漸漸成為其主流文化價值中的一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綠皮書》完全是“生逢其時”的作品。它並非一個簡單的60年代故事，裡面充斥著現代人的價值觀察視角。比如唐·雪利這個人物的豐富度，是超越以往的黑人形象的。
他從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鋼琴演奏上的天才。他是那個年代無法透光的同性戀者，是白人眼中倍受歧視的黑人，同時也是與黑人族群隔閡至深的“非黑非白”的存在。他還是一個壯志難酬、想要演奏古典音樂卻無法實現理想的藝術家。這樣一個複雜的角色內心所承受的煎熬，是當下現代觀眾才有能力去共情的。
影片最棒的地方還在於，並沒有超越當時的歷史社會侷限，強行為唐·雪利所面臨的一切做出所謂的“想象性解決”。當時代不可理喻時，處於那個時代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暖便已足夠。這也是為什麼處於大環境下的託尼·利普與唐·雪利之間的互相尊重、互相支撐的友情這麼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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