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白人視角下的黑人平權故事，以輕鬆、卻也避重就輕的敘事模式模糊和弱化了黑人的境遇
當《綠皮書》成為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包攬了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男配角時，黑人導演斯派克·李的憤然離席，將有關該片褒貶不一的議論推向了高峰。
《綠皮書》的故事簡單輕巧，一個優雅孤傲的天才黑人音樂家，一個擅長以暴制暴的底層白人司機，在一路向南的公路之旅中，兩人消除了對彼此的種族偏見，併合力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南方的種族歧視“鬥智鬥勇”。
“每次有一個人給另一個人開車，我就會輸，”斯派克·李在頒獎典禮後接受採訪時自嘲。正如30年前，他執導的《為所應為》在最佳影片的角力中敗給《為黛西小姐開車》，這一次，《黑色黨徒》又輸了。
他憤怒的原因自然不是因為公路電影屢次俘獲評委的芳心，而是這部白人視角下的黑人平權故事，以輕鬆、卻也避重就輕的敘事模式模糊和弱化了黑人的境遇。作為黑人世界的一份子，回溯往昔，若以溫情和喜劇收尾，斯派克·李恐怕無法接受。
《綠皮書》的片名巧妙地暗示了故事發生的背景。1936年，郵政工人維克多·雨果·格林撰寫了一本約等於“黑人保命指南”的小冊子，全稱為《黑人自駕遊綠皮書》，該書詳細列舉了北美南部各州能為黑人顧客提供服務的賓館、商店和餐廳等。在發行的30年中，這本書一直幫助黑人同胞規避種族歧視的風險。
它的誕生實際指向的是美國南方當時“隔離但平等”的種族隔離政策。19世紀南北戰爭過後，美國南方廢除了奴隸制，但在白人的思想觀念裡，黑人汙穢、懶惰、品行不端，大多數人仍然維護種族階級制度。於是，人們首先將白人和黑人從空間上分開。
到了20世紀中葉，南方各州種族隔離和對立的情形尤為嚴重。1958年，也就是《綠皮書》男主角南下的4年前，黑人克雷農·金申請就讀密西西比大學，竟被強制關進精神病院就醫。在南方，跨種族的性行為更是禁忌之首，當時出現的白人至上主義的秘密社團“三K黨”曾為此犯下多起殺害黑人的案件。
相比起電影中黑人音樂家被區別對待的情節，那個年代裡，黑人面對的是更殘暴和黑暗的世界。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要理解正逐漸消亡的那代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已經很難，若將那段衝破種族主義壁壘的鬥爭史消解在一段段令人捧腹大笑的橋段中，營造相安無事的假象，電影難免要被扣上粉飾太平的帽子。
綜觀同題材電影，1989年的《為黛西小姐開車》和2011年的《觸不可及》演繹了大同小異的故事，黑人受僱於白人，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在朝夕相處中逐漸互相理解，建立情誼。
《綠皮書》的進步在於影片將白人與黑人的社會地位、身份和僱傭關係顛倒過來，揭示出兩個階層和種族之間更為隱秘的衝突和精神狀態，但不變的內核是，基於種族進步的樂觀主義，故事的走向依舊是從隔離到融合。在這場跨種族友誼的自我感動中，主人公完成了對自我認同的救贖。
值得警惕的是，在這類電影的劇情設定中，人物關係的走向總是限定在二者的僱傭關係中。《紐約時報》評論稱，“在這種美國的敘事風格中，與黑人角色的長期接觸增強了白人主角的人性，後者往往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但這種跨種族友誼往往只能以金錢為中介，建立在付費交易的基礎上。”
每當影片結尾，僱傭雙方的感情昇華為“真正的友誼”時，故事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個體的意識覺醒掩飾了種族歧視的社會結構問題。正如黑人音樂家受邀來白人司機託尼家裡做客，進門前一秒，餐桌上的親戚還在用“那個黑鬼”形容那位黑人音樂家。宏觀層面上，這段旅程始終沒有動搖或改變什麼。
除了對種族議題格式化的處理之外，《綠皮書》被詬病的點還有：為了讓故事符合喜劇有驚無險的套路，再上演一出美好溫馨的結局，編劇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顯得過於刻板和不近人情。
與電影裡阿里飾演的人物形象截然相反，現實生活中，角色原型、爵士音樂家Don Shirley是黑人平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與馬丁·路德·金關係親密；在業界，他同樣有多位黑人音樂家朋友，並非影片中不聽黑人音樂、遠離黑人社群的自我孤立者。
影片上映後，Don Shirley的家人還出面澄清，音樂家有三個來往密切的兄弟，其中一個兄弟的妻子死後，幾乎是他撫養了兩個沒有母親的侄兒，與影片中那個和家庭疏離的形象有天壤之別。
雖然戲劇不同於生活本身，但《綠皮書》裡Don Shirley的形象呆板，與真實人物的大幅度偏離讓人不禁懷疑電影改編自真實故事的用意。或許真實的Don Shirley是一個噱頭，他的存在只是輔助於這樣的框架：幫助電影中的白人主角託尼糾正種族偏見與歧視，完成從丟掉黑人工人喝水的玻璃杯到邀請黑人音樂家參加家庭聖誕晚宴的行為轉變，並引導黑人音樂家走上與自我和解的道路。
影片打著救贖之旅的旗號，然而，黑人音樂家真的實現了挑戰南部種族主義的目的了麼？在黑人“不能試穿西服”、“不能使用莊園室內廁所”、“不能在飯店用餐和擁有化妝室”等禁令面前，他是屈從的；在遭遇麻煩時，他始終依靠託尼的混世之道擺平問題；必要時刻，他求助的仍是白人權貴階層。即使在影片高潮，音樂家在黑人開的橘鳥酒吧內免費彈奏爵士樂曲，也是在託尼的慫恿下，等他們出了酒吧，還是託尼的兩聲槍響嚇跑了打劫的黑人。
這彷彿暗示了一個道理，黑人是需要白人來保護的，而他自己的反抗和努力在故事的推進中顯得微不足道。
最為矛盾的點是，當黑人音樂家在雨夜中喊出“我不夠白，也不夠黑，那麼告訴我，我是誰？”的精神困境，藉以抨擊種族霸權對個體的壓迫和折磨時，反觀他從不吃炸雞、遠離黑人同胞、以上流社會的做派要求自己、保持尊貴的音樂家形象等種種作法，這個人物又何嘗不是主動受困於白人話語權，限制了自己爭取平權的可能性，從而踏入另一種自我歧視的泥沼。這難道沒有削弱人物在吶喊時的動機和立意麼？
影片斷斷續續展現了黑人音樂家內心如困獸反覆掙扎的細節，卻沒有為他提供反思空間或解決路徑。在人物形象的藝術想象和邏輯閉環中，Don Shirley遠不如託尼豐滿、立體，有餘味。
不可否認，《綠皮書》自有精妙之處，在種族問題的障礙面前，兩位多重身份的主角各有一套化解困境的妙招。公路旅途中，他們互相療愈，走向對自我內心的探索和救治，情感處理剋制且細膩，一切都剛剛好。
很多影評人在預測獎項時談到，《綠皮書》有奧斯卡最佳影片該有的一切元素，對時代問題的展現、對人性的挖掘、對細節起承轉合的把控，再配合演員出彩的表演呈現，在乏善可陳的電影年裡，它算是為數不多的選擇了。
可仔細想來，這樣工整、平穩、卻毫無突破的電影，即使稱得上一部叫座的喜劇片，把史料拿來為既定的好萊塢劇本模式服務，讓嚴肅的歷史議題消解於美好的藝術想象中，還是無法推動電影工業的齒輪滾滾向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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