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明眼鏡公司首席技師秦英瑞，正在指導北京市商業學校學生對顧客進行雙眼視功能檢查。
“北京市十大能工巧匠”魏俊強在給北京市商業學校學生講課。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北京市商業學校學生張曉宇（圖右）在祥龍博瑞奔馳4S店跟崗實踐。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眼下剛剛開學，就業高峰還沒到，北京市商業學校眼鏡專業的畢業生就被“搶購”一空。平均算下來，一個學生有4個工作崗位可供挑選。
汽車專業，這個學期將有兩位來自企業的國家級技術能手，為學生系統授課。
酒店專業的學生，即將到達美大廈西餐大師工作室進行實訓，而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這個520平方米的實訓場地，商校可以無償使用。
……
讓職教同行頗為羨慕的這一切，似乎都因為商校的“天然優勢”——企業辦學。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關鍵。近年來，從國務院、教育部出臺的文件到全國教育大會，多次明確提出，鼓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近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再次強調：“厚植企業承擔職業教育責任的社會環境，推動職業院校和行業企業形成命運共同體。”
事實上，我國行業企業參與職教辦學的探索，自新中國成立至今的70年裡，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40年中，從未停息。有著55年曆史的北京市商業學校先後經歷了政府辦學、企業辦學，躋身國家級示範中職行列，又於今年年初入選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職業院校建設項目學校。記者嘗試以這所學校為樣本，剖析中職校企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路徑。
“只有靠近企業，職業教育才有生命力”
其實，北京市商業學校的“天然優勢”並不是天生而來。歸屬現在的上級北京祥龍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不過8年的時間。而商校的發展歷史，恰如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職業教育面臨改革大潮的一個縮影。
北京市商業學校起初是政府辦學。1964年，為解決各行各業人才緊缺的問題，北京市第一商業局開辦北京市半工半讀商業學校。“文革”結束後，先以兩年制中專招收高中畢業生，1985年改為四年制中等專業學校。1997年，隨著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政府職能進行調整，一商局原有的非政府職能剝離，成立北京一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同樣，商校的主辦者也不再是政府，而是劃入一商集團，變為企業辦學。
世紀之交，中國的國有企業正經歷市場大潮的淘煉，合併、重組、轉型、改制成為高頻字眼。企業在探索市場化的出路，而學校的發展也呈現出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1999年，一商集團將系統內的商業學校、商業技術學校、幹部學校和一商集團教育處資源重組，成立北京一商集團教育培訓中心。2001年底，商業學校與商業技術學校合併。2002年，隸屬於北京市鐘錶眼鏡公司的北京市眼鏡培訓學校併入商業學校……
“2003年前後，有些和我們同類的學校與企業剝離，劃歸教委了。學校當時的領導班子也進行過認真研究討論。”時任北京市商業學校黨委書記、現任祥龍大學校長史曉鶴回憶。當時不少國企陷入困境，無暇顧及下屬學校的發展。再加上職工下崗、就業市場化，使得企業主辦的職業教育落入低谷。研究數據顯示，從1995年至2006年，我國企業辦中等職業教育的機構數逐年下降，從2850所降至520所。
“走，還是留下？”當時間的指針指向2011年，這道選擇題再次擺在學校面前。根據北京市經濟發展佈局，北京一商集團併入祥龍公司。走，意味著放棄與企業天然聯繫的優勢。留下，則意味著以商科為主、培養商業專業人才的學校，要重新適應一家交通行業為背景的企業需求。
“要，還是不要？”祥龍公司內部也同樣出現了爭論。不要，因為作為一家現代企業，直接面對市場競爭、生存壓力，憑空多出一所學校，會不會增加負擔？要，因為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已經意識到原有的人才供給方式的不足。
“需要的人招不來，招來的人又不能立即用。”祥龍博瑞汽車服務（集團）公司總工程師、全國勞模魏俊強說。為了彌補不足，早在2006年，祥龍博瑞集團就以魏俊強的名義成立了企業內訓機構“魏工培訓學校”。“但這也只能是上崗以後哪兒有不足補哪兒，用人成本很高。”
一頭是企業要彌補人才培養的不足，另一頭是學校立意從職前開始改進，命運就這樣選擇了握手。史曉鶴告訴記者，兩個細節堅定了她把學校整合到祥龍業務板塊中的決心：“祥龍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孟衛東一上來就說，學校發展有什麼需要，我們就支持什麼！緊接著看到‘魏工培訓學校’教室裡的幾個大字——兵在崗上練，人在做中學，這不就是我們職業教育最理想的狀態嗎？”
“只有靠近企業，職業教育才有生命力。”史曉鶴回到學校，立即著手改革——做“基於國企的改革創新綜合體”。
“不要總說自己重要，被人需要了才說明你重要”
“並不是有企業管了，產教融合就自動實現。公司一把手認可了，其他人呢？班子形成共識了，下屬的二級企業呢？”回首往事，史曉鶴不無感慨地說，“我們各專業真正對接的是二級企業，這些企業可都是每年給總公司簽署經營責任書，真刀真槍靠業績說話的。”
“我們辦職教不能總說自己多重要，只有被人需要才說明你真重要。”剛剛從黨委書記崗位上退下來的史曉鶴曾是學校全盤改革的設計者。她說，這些年她和校長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讓學校在企業心目中變得有價值。
商校首先對機構進行了調整。為滿足企業職工培訓需求，將原有的一個培訓部擴充為三個：黨員幹部培訓部，為整個集團的黨員幹部提供培訓；祥龍大學培訓部，面向員工和基層幹部進行能力素質建設；培訓鑑定部，面向社會其他部門、行業、企業，開展定製培訓服務。
學校還設立了兩個實職的研究部門，一個是“職業教育研究所”，另一個是“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這兩個部門不僅配備專門人手，還都是精兵強將，有“985”院校畢業的博士，也有在企業工作多年的教師。
“一開始，教師們不太理解，企業怎麼發展還用得著一箇中職去研究嗎？守著北京那麼多‘985’‘211’大學，人家憑什麼聽我們的？”職教研究所負責人胡劍梅坦言，學校的改革一度讓大家心裡畫個問號，“領導是不是有些好高騖遠了？”
“給企業做培訓，我們連企業所屬的行業板塊都不瞭解，怎麼辦？”北京市商業學校校長助理田禾告訴記者，學校提出做“研究型培訓”，每個承擔培訓的教師要研究行業板塊發展趨勢，研究企業現狀、面臨問題、難點痛點，並根據各方的需求量身定製。
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則以解決企業提出的熱點難點、技術攻關項目為年度課題。“例如，生產安全是企業的生命線，政府出臺規定以後，具體到一個企業該怎麼做？大學裡沒人研究這麼細的內容，企業自己的專業力量又不夠。我們的研究可以把政府規定轉化為量化標準，再對照不同企業的實際情況去提出改進建議，比如長途客運站的安全標準、大型茶葉交易市場的安全標準等。”田禾說。
漸漸地，教師心裡的問號拉直了，變成了歎號。
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青年教師崔鳳茹，為給公司下屬一家老牌服裝企業問診把脈，在企業一待就是半年。名校博士畢業的她感嘆：“如果沒有中心這個平臺，哪家企業願意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檔案都讓我一覽無餘？”每週五回學校彙報工作，崔鳳茹都會拉著上司田禾滔滔不絕講述自己的新發現，並且主動提出要開一門課，講品牌管理，因為她發現“許多企業中層管理者對品牌沒有概念，致使高層的戰略在落地時出現偏差”。
在商校一年一度的教師論壇上，始終有一個主題——企業調研成果交流。不同專業、不同崗位的教師，分享他所瞭解到的企業情況、培訓行業情況，成為學校的一項慣例。
“外邊培訓公司，一個培訓內容可以用在若干企業。這和我們很多教師從各個角度發現企業問題、集體教研出的培訓，是不一樣的。外邊的專家可以解決企業的某一項難題，但是能夠持續、深入、細緻地圍繞一家企業發展做研究的，只有我們。”田禾說。
“當你的研究、教學真正能解決企業實際問題，企業就會主動來找你了。”史曉鶴一直這樣對教師們說。
祥龍公司總經理史紅民告訴記者：“現在，我們公司領導班子對職業教育意見是一致的，就是理直氣壯地支持。商校用行動證明，職業教育對我們是一塊資源，不是負擔。我們每次給上級打報告都是要求商校留在企業發展的，並且納入企業‘十三五’規劃，變成我們的教育板塊。”
據介紹，祥龍公司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學校立足行業企業辦好職業教育，形成了黨委定期研究學校工作、有關處室定期下學校指導工作的制度。在一次下校時，孟衛東給商校提出定位——公司的加油站、企業發展的智庫、員工能力素質提升的中心，人力資源建設的基地。作為支持，近年來公司劃撥4宗地塊近400畝土地用於學校發展，下屬企業資源全面向學校開放，共建專業、課程、實訓基地，一大批大師工匠、技術骨幹成為學校的教師資源。
“校企合作難，不能簡單歸咎於企業積極性不高”
“總公司每個季度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我們作為二級單位都要參加。一個季度整體經營數據、指標、問題、影響因素，如果不是企業自己的學校，這些信息你不可能看見。”北京市商業學校新任黨委書記程彬說。
商校充分利用了這種既來之不易又得天獨厚的條件。
在專業設置上，緊密圍著企業轉。祥龍公司要做北京物流旗艦企業，商校就開設物流專業；公司以城市交通運輸業起家，商校就開設交通運輸服務專業；公司的汽車銷售與服務佔據北京市場份額首位，商校就開設汽車銷售和汽車維修專業。去年，公司新增了對外貿易的板塊，商校原有的會計、電商等商科專業快速響應需求。程彬告訴記者，目前學校有20個專業，祥龍公司的業務覆蓋其中的80%左右。
在課程教學上，邀請企業提前介入。每個學期期末，商校各個專業都會舉行專家論證會。聘請企業中勞資、業務、銷售等多方專家參與教學計劃制訂，討論教學內容的調整和增加。
祥龍旗下的大明眼鏡公司首席技師秦英瑞告訴記者，去年在他的建議下，學校增加了眼鏡維修方面的教學，“顧客配眼鏡，不是做好拿走就完了，戴上以後，眼睛是不是在光心上，耳朵是不是受力均勻，都影響佩戴效果。我們發現課程中這個部分比例太小，新畢業的學生這方面瞭解太少”。汽車銷售專業的一門課程，則通過論證會從校內授課變成了企業現場授課，企業學習時間從最初的四周，逐漸增加到十週、三個月。
在師資方面，校企之間雙向流動。“魏工培訓學校”的100名企業兼職教師中，既有學校教師到企業授課，也有企業的技術能手、勞模到學校系統教學。
然而，越是與企業走得近，學校越是感受到，“校企合作的困難，不能簡單歸咎於企業積極性不高”。
負責校企合作的北京市商業學校校長助理王彩娥一開始總是不解：“領導會上都佈置了，你們企業怎麼不積極呢？”
“就拿裝修教室這一件小事來說，企業給我們提供了實訓場地，我們也想出點力，正好項目經費允許出錢裝修，這不是很合理嗎？但是企業說不行，學校出錢沒有依據，將來審計通不過。”在企業和事業兩種管理體制下，即便是一個單位內部，也存在著明顯的邊界。
有些是機制不同，不能為，有些則是不擅為。持續20多年關注校企合作人才培養的魏俊強告訴記者：“從現實考慮，校企合作培養人才是符合企業利益的。但是我們的困難在於，日常生產中積累的技術技能和知識，不會提煉，不會表達，沒法教給學生。”
“舉個例子，我們做現代學徒制，企業師傅和學生一對一結對。說起來是重視的，但是再往下深究，你怎麼帶這個徒弟？學生學到東西了沒有？學得是不是系統規範？沒有標準，一個人一個樣。”魏俊強說，“這其實也是很多企業面臨的共性問題，徒弟跟師傅同步而不是跟企業同步，這就不符合現代企業的用人要求。”
有了前期的基礎，校企雙方開始向深層問題發起衝擊。
商校以汽車銷售專業為試點，吸收英國銷售人員培養標準，引入第三方考評。“學生到企業以後，每週都要告訴他任務是什麼、核心能力有哪些，第二週進行考核。比如，接待客戶，由師傅扮演客戶，模擬現場，學生應答，並且要上傳證據材料。學生在企業中每個崗位都要走一遍，每個崗位都要進行考核，並且上傳證據材料，確保三個月下來學會相應技能。”王彩娥說，“這種標準和規範，也使師傅自身的能力得到提升。”
藉助國家和地方產教融合的促進政策，商校和公司下屬的祥龍博瑞集團探索建立校企雙主體的汽車工程師學院。“有了這個平臺，雙方的設備、經費、師資共建共享可以更好地落地。”王彩娥說，“商校教師協助企業將經驗總結提煉為課程、標準。比如，清潔佔汽車維修保養工作的比重大約30%，但是過去沒有標準。於企業，影響的是服務質量。於學校，只有一本汽車維修保養教材，其他想學也沒有。現在我們按崗位要求，共同構建課程體系，開發了汽車維修專業清潔技術這門課程和教材，企業員工操作規範性增加，學生有標準、有考核，將來更能勝任崗位要求。”
“學校和企業，實際上是兩種文化、兩種思維模式的碰撞。但是雙方需求的契合點一旦找到，形成命運共同體是可能的。”北京市商業學校校長侯光頗有感觸地說。
“企業和職業學校都要面對市場檢驗”
“企業辦學，並不是企業投入辦學經費，並不是學生全部自產自銷。”在史紅民看來，“和計劃經濟時代不同，現在企業辦職業教育的目的性更強，不可能無止境地投入教育，因此學校和企業一樣，需要面對市場檢驗。”
據瞭解，商校目前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三項：北京市財政按生均和教師編制撥款、專項建設經費、培訓收入。程彬告訴記者，多年前學校就提出了1∶1∶1的目標，學歷教育和成人學歷教育規模1∶1，學歷教育的辦學收入和培訓收入1∶1。
“《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到了多元辦學，學歷教育和培訓並舉，我們走的就是這條路。”程彬介紹說，“企業給我們提出的目標是不僅要服務祥龍，還要深入調研北京市國資國企發展方向趨勢、轉型升級需求，進行員工素質培訓。此外，還有面向新農村的、中小學職業體驗的、技術技能鑑定的等多項業務。例如，北京市東城、西城、海淀、通州區會計專業技術資格無紙化考試都由我們學校承擔。這不是說政府指定誰做，而是通過招投標，跟市場搶飯碗搶來的。”
“正是因為受企業文化影響而來的市場意識，在近年來北京市生源結構性減少的情況下，我們學校的生存還不成問題，招生規模非常穩定。”侯光說。
過去，行業企業辦中專技校，畢業就有崗位。但在今天雙向選擇的人力資源市場中，主管企業的人才需求是多層次的，招聘來源也是多渠道的，商校的學生在畢業時同樣面臨競爭和選擇。“商校學生的優勢在於企業提前介入的培養方式，讓這些孩子對自己、對企業有了更多的瞭解。”魏俊強告訴記者，“雖然商校的汽車專業剛有一屆畢業生，但是這十幾個學生幹得都不錯。”
面向市場培養人才引申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祥龍公司的業務並不都像其主營的汽車、交通運輸等那樣實力雄厚。因此，商校也需要與祥龍公司以外的其他企業合作，為學生提供業內最佳資源。前些年，學校與新道公司合作成立新道雲財務學院。去年年底，學校又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成立全國首家阿里巴巴數字貿易學院，實現課程共建、基地共建、專業共建。這兩所學院均被納入北京市重點支持的100所工程師學院項目名單。
“跟企業打交道，有共通之處。要用企業的思維和語言與企業溝通，企業的人很務實，必須幾句話說清楚問題：你需要我幹什麼，我能幹什麼，你對企業發展有什麼幫助。”侯光說。
隨著校企合作的加深，學校也打破了一種迷思——校企合作人才培養就是訓練技能，達到去了就能用的效果。侯光說：“那樣就不用學校花三到四年來解決了。職業教育培養的應該是全面可持續發展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而不是簡單適應崗位的人。”
學校對企業進行調研發現，企業用人單位最為看重的中職生職業素養中，排在前五位的是崗位適應與耐挫能力、信息處理與學習能力、語言表達與溝通能力、動手操作與實踐能力、創造思維與判斷能力。
在史曉鶴看來，職業學校作為育人的機構，既要下功夫研究企業發展需求，也要下功夫研究學生成長需要，而這恰恰也是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對立德樹人、全面發展要求的有力支點。找到這個支點，學校研發推出“職業素養護照”，以學生成長為主線，以職業精神培養和職業行為養成為核心，通過課程、基礎、專業、崗位、拓展五個模塊，以職業素養學分和證書、證明、證章的評價方式，記錄學生在思想品德、技術技能、文化藝術、體育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績、榮譽和資格資質。
同時，商校也在探索不同的人才培養模式，包括四年制中專、“3+2”中高職銜接、中職本科貫通式培養、成人高等教育等。
“從企業反饋的信息看，技術技能人才的理想成長路徑是產教高度融合，從基層做起，根據不足接受教育，再回到崗位，職業教育應該伴隨始終。剛剛頒佈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也釋放了同樣的信號，讓我們感到自己的方向找對了。”侯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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