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綠皮書》在美國引起的爭議大於票房，但在中國上映後票房比較可觀，可惜討論者寥寥。片中的階級、種族歧視，以及音樂家唐·謝利本人的真實經歷，都未得到關注。
記者/駁靜
電影《綠皮書》劇照
電影溫情
《綠皮書》很容易令人想起的兩部影史留名的前作，一部是幾年前被全球影迷稱讚的法國電影《觸不可及》，另一部則是近30年前同樣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為黛西小姐開車》。
1990年那屆奧斯卡，好萊塢最重要的黑人導演之一斯派克·李入選的是《為所應為》，雖然有三項提名，卻並不包括最叫人在意的“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這兩個獎項。該年最佳電影被《為黛西小姐開車》摘走。大概是因為對此記憶猶新，今年帶著《黑色黨徒》而來的斯派克·李才會在奧斯卡頒獎上“忿而離席”，後來接受採訪，他還自嘲說：“但凡有誰給誰開個車，我獲獎就沒戲。”
《綠皮書》講的故事發生在1962年，這一年離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館前發表他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說尚有一年，《民權法案》尚未宣佈種族隔離與歧視政策的非法性。所以當黑人鋼琴家唐·謝利（Don Shirley）——人稱謝利博士——帶著自己表演三重奏的兩個同伴深入美國南方腹地各州巡迴演出時，不得不帶著一位大塊頭白人司機。司機不只是司機，更兼有保鏢職責，一黑一白，踏上一趟公路之旅。
雖然同是開車，也同是發生在黑人平權運動獲得勝利之前，《綠皮書》氣質上卻與發生在當代的《觸不可及》更相近。比如，這兩部電影裡都有的階層落差，一邊是有教養的上流社會人士，一邊則是混跡街頭的底層人，兩個階層之間價值觀有激烈碰撞，也有互相教化，並且這種落差也為各自的喜劇橋段提供了天然的素材。
甚至在劇本設計中，《綠皮書》與《觸不可及》都同有一個充當階層“融解”的象徵符號，前者中具化為那塊綠色的石頭，後者則為一個貴重的套娃。窮人“偷”之，又轉入富人手裡，二者達成某種和解。但從劇作角度，《觸不可及》對當下更有諷刺意義。
《綠皮書》劇本工整精緻，看的時候也相當愉悅，這種愉悅成功地掩蓋了它作為電影的一部分缺點。最後一場戲是好萊塢慣用的，“平安夜大團圓”，獨居的謝利帶著酒出現了，白人家庭熱情地歡迎了這位黑人音樂家。皆大歡喜的門關上後，你會發現，謝利博士人生“三苦”——作為因黑人身份而不被公司支持表演古典曲目的鋼琴家，作為同性戀，作為與家人關係疏遠的孤獨的人，只有最後一項得到了紓解。黑人與同性戀這兩樣身份認同就這樣被編劇避重就輕地淌了過去。並且，這場結局還有意無意地讓觀眾感受到這樣一點：不同階層人士之間的價值觀，是可以互相擁抱的。你找不到《觸不可及》中編劇那種坦誠的態度，後者對法國階層固化與黑人受歧視這兩種現狀加以諷刺，卻不對它們做濾鏡式的美化，黑人所處的境地絲毫沒有因為二人的友誼發生改變。
電影《綠皮書》劇照
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藉助唐·謝利黑人加同性戀雙重身份帶來的戲劇衝突，劇作視角卻放在了白人司機託尼身上。兩個角色雖然都挺讓觀眾喜歡，現實中卻有人不高興了，他們是唐·謝利的哥哥和侄子，“唐跟我們的關係，可沒有電影裡說得那麼糟糕，他跟託尼也僅僅是普通工作關係而已”。
不過這也難怪，因為編劇之一尼克·瓦萊隆加即是託尼的兒子。而託尼本人，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一隻腳跨進了電影業。在他工作的紐約著名的Copacabana俱樂部，他認識了導演科波拉，後來還在《教父》裡露了回臉，雖然只是沒有名字的小角色，也稱得上“起點很高”了。難怪好萊塢對這個故事感興趣，或者準確地說，尼克·瓦萊隆加30年前就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故事的動人之處，一個白人司機和黑人音樂家南下演出，從互不理解到成為朋友，好萊塢最感興趣的階級、種族與性別問題都有了，還是個年代片，一個電影人遇到這樣元素齊全的故事，的確不肯錯過。
只不過，引起的爭議確實不少。謝利一方的親屬站出來，稱《綠皮書》有大量不實之處，稱其為一部“謊言交響曲”，尤其電影宣傳詞所稱的“故事靈感來源於一份真正的友情”令他們憤怒。按照唐·謝利的哥哥莫里斯夫婦所說，二人是單純的僱用與被僱用關係，唐在提到託尼時也從未使用過“朋友”一詞。電影所說的一起工作了“18個月”也被莫里斯反駁，他認為託尼最多幹了2個月，最後唐解僱了託尼，就像他解僱過的許多司機一樣。“瞭解唐的脾性的人會知道，他對細節非常在意，完美主義傾向嚴重，對別人犯的錯毫不容情，甚至會當場解僱。”
莫里斯的兒子甚至記得30年前，當託尼和尼克父子去跟唐尋求改編電影的同意時，“遭到了拒絕”。尼克方面對此的回應是，“謝利博士親口答應我們可以拍這部片子，並且仔細規定了什麼可以拍，什麼不可以拍”，並且要“等到他去世之後”。然而這些回應只是尼克的一家之辭，他沒能提供關於唐·謝利對電影的許可證明。2013年，託尼和唐·謝利前後離世，這部電影背後的真相成了外人無法分辨的一團迷霧。
好萊塢與奧斯卡顯然十分偏愛改編真實事件，光是這一屆提名作品當中，就還有以阿姆斯特朗為主角的《登月第一人》，《副總統》更是一部傳記電影。如何使用素材，如何處理現實中無據可依的想象，如何用文本之外的視聽語言表達人物原型及其後代不願意提及的部分，這恐怕都需要導演的把握。這大概也是《綠皮書》獲得“最佳電影”，而導演法瑞爾卻連“最佳導演提名”都未獲得的原因之一。
黑人鋼琴家唐·謝利
現實中的“唐 ”
與艾靈頓公爵同時代的唐·謝利不是個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名字，2013年他在紐約去世時，並沒有太多美國以外的媒體對此進行報道。如果不是因為託尼父子後來都在電影圈，這個故事被髮掘出來的可能性會小得多。
唐·謝利出生在佛羅里達州，而不是像許多人說的那樣在牙買加，那是唱片公司當年為了銷量編出來的說辭。不過他父母的確是牙買加移民，父親是牧師，母親是教師，他還有一個哥哥（後來又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一家人過著體面的生活。
唐·謝利是音樂神童，3歲就能當眾彈奏，9歲那年開始跟著列寧格勒音樂學院的米特洛夫斯基學習理論。18歲就有了人生第一場音樂會，在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號降B小調鋼琴協奏曲。19歲，他創作的作品就被倫敦交響樂團演奏。
然而那個時代的黑人音樂家的確沒有演奏古典音樂的機會，受此困擾的他曾短暫地遠離舞臺，去芝加哥大學修習心理學。等他簽下第一家唱片公司，已是若干年後。只不過，他重拾的職業音樂生涯剛一開始就遭遇到打擊，經營者建議他說，不如把音樂風格往流行與爵士方向靠攏，“畢竟美國觀眾並不能接受他們音樂會舞臺上的鋼琴家是有色人種”。
唐·謝利不情願地接受了提議。電影尾聲，當謝利終於走上黑人酒吧的舞臺，演奏之前，他取走了鋼琴上那杯威士忌。這個動作也是有緣由的。1982年，他曾跟《紐約時報》感慨，“爵士樂手們常常自我貶低，他們邊抽菸邊彈琴，鋼琴上總有一杯威士忌，但同時他們又抱怨自己不像阿瑟·魯賓斯坦那樣受尊重——但魯賓斯坦從不會抽著煙又在鋼琴上放個酒杯”。
甚至，他也不情願被外界叫作“唐”，因為他的本名是“唐納德”。他的第一張專輯上印的燙金字還是“唐納德”，接下來的20餘張專輯卻都變成了“唐”，沿用至今，但謝利本人對此是十分反感的。《鼠族藍調》（Rat Race Blues）一書的作者諾爾·科恩1998年曾採訪過唐·謝利一次，唐告訴諾爾說：“一旦有人叫我的全名唐納德，我會立刻愛上他們，因為我受不了‘唐’這個詞……我討厭它，直到今天還在討厭。”
所以，雖然不得不與爵士樂“同流合汙”，但他絕少即興演奏，從未買過任何人的任何一張爵士樂專輯，也厭惡聽到別人稱他為“爵士音樂家”。沒錯，是真正的“厭惡”。他說：“整個社會都在迫使我‘爵士’，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我是黑人。也正是這愚蠢的種族歧視，使我不得不放棄從小受到的訓練。”
在這些“不情願”中，唐·謝利創造出了辨識度極高的音樂風格。最開始，他跟貝斯手合作，爾後又添入大提琴手，組成《綠皮書》中我們看到的“三重奏”表演形式，這成了他的標誌之一。他曾告訴《紐約時報》，他從小聽著教堂裡的管風琴演奏長大，他用三重奏試圖還原的也一直是管風琴在他心中留下的回聲。
按他自己所說，他所做的是“謄寫”作品。他經常在古典曲目中添加流行與爵士元素，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在爵士樂曲里加入古典音樂的復調手法。在他之前，爵士樂從未有過這種嘗試。比如喬治·舍雲（George Shearing）1952年創作的那首《鳥園搖籃曲》（Lullaby of Birdland）風靡一時，被許多爵士演奏家反覆演奏與錄製，唐·謝利也是其中之一，只不過經他“古典化”後的這首著名的爵士標準曲，儼然變奏成了“賦格”曲。
他的確如《綠皮書》中所描述，定居在卡內基音樂廳之上，並且在這間富麗的公寓裡生活了50多年。很難想象這個寓所的選擇是出於何種考量，他在此長居的半個世紀裡，樓下舉辦過多少次他偏愛的古典音樂演奏會，而每一次音樂聲流淌到他的窗前，他的心中會是什麼感受？
所以，儘管他在音樂風格上可以說做出了重大貢獻，人們卻從不敢熱烈地去擁抱他的成功，因為大家都有耳聞，這位音樂家對自己創造的音樂風格並不懷有激情，甚至，可能還是一種憂愁。這種遺憾與掙扎《綠皮書》中有所展現。夜雨中那場戲，一直以來體面、持重的鋼琴家，終於衝著他的司機大喊：“如果我不夠黑人，不夠白人，又或不夠男人，請你告訴我，託尼，那我到底算是什麼人？！”
他求學時的朋友卡佩洛在一次採訪中說，唐·謝利期許自己能以古典音樂家出道，卻走了一段幾乎跨越一半演奏生命的彎路，並且在這個彎路里創作出了獨特風格，最終，他得以走上音樂會舞臺。但這個“曲線救國”的路程未免過於遙遠。
出生於1933年的妮娜·西蒙曾有過與唐·謝利非常相似的遭遇。她不情願地接受了世人對她的“爵士名伶”稱呼。膚色阻礙天賦異稟的她走上古典音樂的表演舞臺，她本人也因為膚色成為平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2015年，Netflix出過一部妮娜·西蒙的紀錄片，而關於唐·謝利的紀錄片《讓它閃耀》（Let it Shine）一直由一位獨立攝影師，同時也是謝利的朋友阿斯特（Josef Astor）在操作。按照謝利一家的說法，阿斯特是唐·謝利唯一允許的影像傳記的拍攝者。或許要等這部紀錄片面世後，人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這位深受歧視的音樂人度過了怎樣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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