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2016年12月8日上午，博鰲亞洲論壇墨爾本會議開幕。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
曾培炎在講話中指出，全球化進程中的制度完善和結構調整，不可能一帆風順、一蹴而就，會有一個不斷磨合、適調的過程。但全球化趨勢在克服曲折之後將會繼續向前發展。為實現這種健康可持續的全球化，國際社會首先應凝聚共識，相向而行，形成合力。
在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化未來”會議上的演講
曾培炎
（2016年12月8日，澳大利亞墨爾本）
尊敬的安德魯斯州長，
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很高興在美麗的維多利亞州與大家相聚，也歡迎大家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墨爾本會議。在當前全球化遭遇逆風，反自由貿易傾向有所抬頭的背景下，論壇以“全球化未來”為題召開會議，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毋庸諱言，“全球化”這個名詞與我們每個人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緊密。 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不同的資源稟賦、地理氣候和人類活動等因素決定了，全球化是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從理論上講，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從一國內部配置到全球範圍配置的轉變過程，是生產力基於市場規律發展的必然。根據IMF的定義，全球化包括貿易及交易（trade and transactions）、資本及投資（capital and investment）、移民與人員流動（migration and movement of people）、知識的傳播（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等四個方面。歷史地看，大航海的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與殖民貿易的興起、到二戰後聯合國和WTO的創建，都是全球化的重要發展階段。與之伴隨的，則是全球地域的開拓、人員交往的緊密和經濟增長的繁榮。全球化快速發展的百多年來，是人類歷史上生產力發展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多、社會文明進步最大的時期。而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應用，以及國際資本的大規模跨國流動，又推動全球化在21世紀初達到了新的階段。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僅把原本一路高漲的世界經濟推下低谷，而且也使加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遭遇了波折。全球化最主要的動力源——跨境貿易與投資不斷萎縮：全球貿易增速連續5年低於全球GDP增速，國際資本流動與危機前相比縮水六成多。在國家政策層面，去全球化和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移民政策不斷收緊。人們對於全球化的前景也陷入迷茫，甚至有人認為全球化趨勢正在出現逆轉。
對於這種悲觀的預期和看法，我並不贊同。從總體上看，全球化本身不至於就此停止或逆轉，發展潮流依然會繼續。上述現象，僅是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的曲折和回調。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當前的治理體制和經濟結構，同全球化深入發展不相適應所造成的。這些不適應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際規則制度的不適應。同快速發展的全球化相比，建立於60多年之前的現行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明顯滯後。少數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與世界經濟多元發展格局難以適應，導致全球經濟秩序問題叢生。各經濟體之間的政策協調遠遠落後於全球化的需要。當前的一個悖論是：一方面，全球化深入發展需要全球範圍有效的治理和監管，需要加強各經濟體的政策協調；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給各國之間及各經濟體內部群體之間帶來的利弊有別，協調治理顯得十分困難。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要求不適應、不適調，使其成為全球化產生負面影響的重要原因。
第二，財富分配機制的不適應。全球化推動了要素配置的跨國界優化，而有失公允的經濟金融制度，在全球範圍擴大了資本和勞動收益的差距，進一步催生了過度放任的金融化和虛擬經濟。投機巨頭利用資本優勢、金融衍生產品和制度法規空隙，獲取了大量附加值，加之合法避稅逃稅，導致大量財富向少數人群集中，貧富差距加大。據美國研究機構數據，自1970年以來，與經濟快速增長不相稱的是，美國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收入停滯不前，而占人口1%的富人收入卻增長了150%以上。國際資本的投機本性和巨大能量，扭曲了整體分配格局，扭曲了合理收入差距，也扭曲了對全球化的認識。
第三，各經濟體內部結構調整的不適應。全球化過程意味著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重構，必將對各國內部經濟結構形成倒逼。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產業將根據生產成本梯次進行轉移。對於有產業淡出的國家，應該主動調整，發展其他比較優勢更明顯的產業部類。但很多情況是，一些經濟體由於受自身政治、社會因素的制約，或者由於政策不當，沒能及時調整以跟上全球結構變化的步伐，造成經濟發展減速甚至停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當中，也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當前，由於人口紅利消退、生產成本上升、資源環境制約，一些原本具有優勢的產業，比如服裝加工、產品裝配等，正在向海外轉移，鋼鐵、建材等傳統產業產能出現過剩。但是，中國堅定信心，主動調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採取“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和補短板”的對策，加大淘汰落後產能，引導產業結構向中高端轉型升級。與此同時，做好失業保障、人員培訓轉崗工作。艱鉅的調整行動，是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選擇。
綜上所述，全球化進程中的制度完善和結構調整，不可能一帆風順、一蹴而就，會有一個不斷磨合、適調的過程。 在經濟週期下行、增長動能轉換和技術創新尋求突破的時期，由於市場疲軟、就業困難、收入下降，加之政府財政緊縮、福利消減，社會民眾的不適感會凸現出來，以致形成各類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動。這些負面影響，需要各國的正視，積極加以消除和彌補。而不應因噎廢食、諉過於人，更不能情緒化地全部歸咎於全球化。我相信，全球化趨勢在克服曲折之後將會繼續向前發展。
女士們，先生們，
一個健康可持續的全球化，應該是“包容、公平、協調、創新”的全球化。包容，是其核心內涵。全球化應秉承開放、合作、共贏精神，使各個國家、各個群體都能參與其中，並從中受益。公平，是其衡量要素。全球化應合理反映各方訴求，致力於縮小各經濟體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兼顧效率與公平，均衡資本與勞動收益。協調，是其必要手段。在全球化潮流中，各經濟體應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稅收政策的協調，解決制度、政策、標準不對稱問題，在世界經濟重振中實現聯動發展。創新，是其驅動引擎。注重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合作與商業模式創新的作用，支持推廣突破性新一代技術，克服生產要素流動的限制，鼓勵市場深度開放，提升貿易、投資、人員與信息流動的便利化，激發全球化發展的內生動力。
為實現這種健康可持續的全球化，國際社會首先應凝聚共識，相向而行，形成合力。如果任由保護主義、排外主義氾濫，世界經濟和全球化將會陷入長期停滯的泥潭。三個月前的G20杭州峰會，在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重振貿易與投資、推動包容聯動發展等方面達成諸多共識。中國領導人提出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描繪了全球增長新藍圖，為全球化進程注入新的動力。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化發展的最終目標，而全球化也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
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構負有重要責任，應更多地發揮引領、監管和矯正的作用。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IMF、WTO在內的各類國際組織，都需要進行相應完善和改革，以充分反映當前世界經濟和全球化發展現狀，支持多邊和區域性貿易區建設。特別是要使這些機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以保障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堅強的國家領導力是實現結構調整最重要的推動力。 當政者應審時度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在全球價值鏈中尋找合適定位，促進產業優化重組。統籌“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妥善解決結構調整引發的經濟社會矛盾，做好對公眾和輿論的政策解釋。強化政策執行力，將各國之間達成的共識付諸實際行動。
此外，在推進全球化的過程中，還應處理好一些具體問題。譬如，如何使WTO與各種區域性貿易機制以及眾多分散的FTA之間互相協調，而不是相互掣肘？如何使國際資本流動收益，在資本輸出國與輸入國、資本與勞動之間合理分配，更多發揮對促進全球化的正效應？如何支持被邊緣化的中小企業和弱勢群體共享全球化成果？如何加強全球產業鏈供方與需方的協調，實現市場的穩定和可持續？我期待通過各位有識之士的討論和交流，能夠就這些問題聆聽大家的高見。
女士們，先生們，
27年前，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先生，提出了建立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建議，旨在加深亞太各國的經貿關係，得到了有關方面的積極響應。多年來，APEC在推動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加強成員間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7年後，就在兩週前，APEC領導人峰會在秘魯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次鄭重提出了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Free Trade Area of Asia-Pacific）的建議。這充分顯示，中
國和澳大利亞都在推進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積極角色。我們相信，這次會議必將促進澳大利亞、特別是維多利亞州同亞洲各經濟體的緊密聯繫，增進亞太地區推進全球化的共同利益。為此，我真誠地希望和預祝此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閱讀更多 博鰲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