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娛樂元年——2005年開始，經過喧囂的娛樂N年，歷史在震耳欲聾的娛樂聲中邁入娛樂12年。與高漲的社會痛苦指數密切呼應的是，新的娛樂事物繼續大量湧現，“國民娛樂指數”也在日益高漲，從而為我們勾勒了盛世狂歡的迷人圖景。
這場娛樂浪潮的來源是耐人尋味的，它首先與全球媒體時代的娛樂主義浪潮密切相關。晚期資本主義的消費核心正在發生本質性的變化，由純粹的物性消費，迅速轉向娛樂消費時代。這是一場徹底的消費主義革命，它終結了壟斷資本主義的痛苦噩夢。
戰後西歐的文化消費曾經是無限多元的，一方面是大眾的娛樂消費，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反娛樂文化消費，後者以痛苦和荒謬為消費的精神內核。但資訊資本主義的泛娛樂主義，卻改變了人類的表情，賦予它膚淺的酒窩與快樂。在伊甸園裡，人民學會了用無花果葉遮蔽羞處，而經歷了數萬年的掙動之後，人民才學會用娛樂之葉遮蔽靈魂的痛苦。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21世紀的人民，從此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快樂之中。
娛樂浪潮同時也是中國社會自主發展的必然結果。它顯示了某種後期社會主義的明晰特徵，即在市場的支撐下，用娛樂來解構意識形態的單一性和威權性。泛娛樂化成為超越泛政治化的柔軟武器。這種文化浪潮，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那個年代，娛樂曾經是一種全新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民眾，獨立自主地發展出了麻將文化，在那些堅硬而光滑的骨牌裡，尋找金錢和娛樂的雙重快樂；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在高歌“瀟灑美學”，孜孜不倦地探求著流氓美學的真諦。為九十年代後的高度娛樂化社會，開闢出一條光線燦爛的道路。
21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事變，是公共知識分子喪失話語平臺，進而集體退出了社會議事空間，而人民則以無名氏身份執掌了互聯網話語權。人民主宰互聯網的時代降臨了。他們的權能還進一步擴散到平面和電視媒體。在消費主義邏輯的支配下，人民成為娛樂市場的主人，它的強大氣息籠罩了整個種族。遊戲－娛樂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我們已經看到，娛樂主義原理超越了娛樂業本土，大肆侵入周邊地帶，擴張到包括政治、經濟、道德、教育、司法、管理等各個領域，形成所謂“泛娛樂化”的盛大格局。在意識形態的地圖上，娛樂帝國的版圖不可思議地擴張著，它的彩旗業已插遍了幾乎所有土地。
娛樂的本質，就是把生命（存在）遊戲化，它尋求的是短暫的快感和快樂，並懸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體相關的核心價值。娛樂主義的信條就是“我樂故我在”。它要改變存在的根基，用感官愉悅的單一感受，去替換掉其他一切生命感受。正是這種快感的霸權，構成了消費主義帝國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隱私，這是娛樂快感及其消費誕生的三大資訊元素。娛樂工業的生產方式，就是大規模搜尋、採集、爭奪和炮製這些元素，組裝成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費品，推銷給如飢似渴的人民。在娛樂盛宴的菜單上，佈滿了那些被犧牲掉的娛樂圈名流的姓氏。她們的所有隱私，從肉體、緋聞、生育到洗手間的手紙，都是媒體廚房的基本原料。資訊美食的特色大致就是如此。
娛樂資本是這場革命的幕後操縱者。人民對快感的狂熱求索，成為推拉動社會消費的動力，由此醞釀著關於娛樂經濟學的不朽神話。那些電視選秀狂歡、芙蓉姐姐式的互聯網起鬨事件、以及關於明星的各種緋聞，並未給文化本身增值，卻製造出大量消費泡沫，瀰漫在零度價值的空間，照亮了文化繁榮的幻象。
娛樂快感的另一個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眾的自主意志，把反抗、顛覆和原創的力比多，轉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悅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導著疲憊的靈魂，把它們送進了塵世的天堂。
娛樂過度導致了某種強大的負面效應。解構，似乎就是遊戲和娛樂的最高使命。它解構善、正義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構必要的政治立場，解構人類的美學底線，解構內在的信念，解構價值與尊嚴，並解構了人的存在本質。娛樂不是邪惡的，也不是一種無可救藥的醜聞，它僅僅是一種精神菸草，充填著生活的每一個縫隙，進而成為那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樂，並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國家（種族）被過度娛樂所解構的事例，遍佈人類歷史的每個角落。為娛樂而殉難的帝國或王朝，書寫了那些毫無出路的歷史。我們早已看到，正是偉大的羅馬帝國，開創了娛樂的歷史紀元。貴族的奢靡腐敗，加上底層平民的瘋狂娛樂，所有這些都滋養著一種狂歡的罪惡。暴力和情色的消費火焰，狂亂地燃燒在角鬥場上，塑造著羅馬人的腐敗靈魂。這種全民性的娛樂中毒，引發了帝國的衰弱和覆滅。歷史就這樣幫助我們確認了事物的本質。在某種意義上，痛苦就是娛樂的最後形態。
社會平衡原理如此啟示我們，一方面要確認“娛樂無罪”的原則，捍衛“必要的娛樂”的權力，避免走回到極權主義和泛政治化的舊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過度娛樂”和泛娛樂化的偏差。而糾正娛樂過度的解決途徑似乎只有一種，那就是實現娛樂歸位，即讓娛樂退離非娛樂領域，把政治還給政治，道德還給道德。我們被嚴肅地告知，娛樂應當被限定在自身的領域，也就是影視、歌舞、卡拉ＯＫ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間。
這無疑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行政設計，事實上，文化的“總體性偏差”，幾乎支配了華夏文明的整個進程。在儒家社會，人們曾經面對泛道德化的危機；在20世紀後半葉，人們又曾經歷泛政治化的劇烈痛楚；而在新時代，我們則被迫捲入泛娛樂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變，顯示了文化均衡主義的挫敗。任何對文化進行集權式管制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會，僅僅是一種美妙的願景，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依靠嚴酷的律令來實現上述目標，恰恰相反，它只能為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泛化開闢道路，從一種危機躍向另一種危機。
縮小娛樂帝國版圖的唯一方式，不是圍堵娛樂消費的渴望，強迫人民接納官方欽定的文化樣板戲，而是對權力做行政減法，以更加寬容的立場，去鼓勵各種思想流派的自由成長，鼓勵知識分子創造和生產娛樂以外的優秀文本，以擴展人民文化選擇的空間。毫無疑問，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產和供應的品種，才能有效調節人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娛樂在內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譜系。只有這樣，娛樂帝國才能轉型為娛樂公社或娛樂小組，還原到它的歷史原點。無論如何，娛樂不是我們的敵人，它只是那種需要加以節制的笑聲而已。
本文圖片皆為俸正傑作品《中國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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