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昭先生，原名文炯，后署名伯昭，号沐园，斋名宝琼阁。其“宝琼阁”斋名，知者甚少。罗伯昭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重庆人，早年求学上海，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商学院，获学士学位。后返川经营桐油贸易，颇为成功，曾任美商生利洋行渝万分行总经理。解放后，罗先生为我国工商界著名爱国人士，1956年公私合营后，曾任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是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并担任黄浦区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黄浦区工商联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等社会公职。
罗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就对我国历代钱币发生浓厚兴趣，收藏研究古钱币，终生不渝。在四川时期，他先后以重金收购杨介人的全部藏泉及樊树材所藏的全部泥泉范。1935年后，罗先生到汉口，兼任生利洋行汉口出口部经理。在汉口的3年，他广交泉友，与泉界同好成立“泉友会”，邀请武汉三镇同好聚会，品评藏品，讨论泉学，交换藏泉，成为当地泉界活动的中心。由于罗伯昭先生不惜巨金广收珍稀历代古钱，故成为西部地区藏泉的首富，在泉界就有“南张北方巴蜀罗”之称，是与张叔驯、方药雨齐名的古泉大收藏家。
近年来，我看到一些关于介绍罗先生早年在四川、汉口等地收藏珍稀古钱的文章，并列举了一些珍稀古钱品目，但十分遗憾的是将罗先生那时珍藏的顶级大珍——西王赏功银钱、元丰重宝篆书白铜钱等孤品都遗漏了。出现此情况，抑或撰文者未得悉日本《货币》杂志曾有罗先生发表文章所致。1935年第194期和1937年第216期日本《货币》杂志，以“宝琼阁罗伯昭”署名的《谈西王赏功钱》《元丰重宝钱》两文中，都已写明上述两钱为其所藏。
1939年，罗先生受好友美商范格之邀来沪，以7.5万美金买下巨泼莱斯路（今安福路）7号独幢花园洋房定居。当时上海已成“孤岛”，工商凋敝，难民聚集。罗先生弃商隐居，以收集、研究历代古钱币为乐。此时，上海乃泉界精英聚集之地，张伯、张季量、王荫嘉、郑家相等名家常于每周五下午在广东路古玩市场戴葆庭先生的店铺中沏茶相聚，研讨泉学。家父迁居上海后，戴老与我父在新老古玩市场各自的店铺中，曾联袂举办下午泉友茶叙会。罗伯昭先生每逢聚会必到，积极参与交流，成为上海泉币界的领军人物。1940年5月，罗先生登高一呼，与郑家相、王荫嘉等联合倡议成立中国泉币学社，社址设于罗氏宅邸。由年岁最长、德高望重的丁福保为社长、罗氏为副社长，并负责学社刊物《泉币》杂志的总编辑。当时《泉币》杂志的出版费用，主要由罗先生承担。泉币学社还定期举行例会活动，沪上泉友经常在罗宅聚会，互通有无，品评藏品。泉币学社于1950年7月2日至10月5日，曾连续举办了11次专题讲座，分别由罗伯昭、郑家相、张季量、张果园、沈子槎、彭信威等人担任主讲，罗先生在第11次讲座上的主题是“中华苏维埃银铜币”。当年的这些“中国泉币学社专题讲座”的手刻油印讲义史料，我父一直保存着，弥足珍贵。
20世纪50年代末，家父曾带我去罗家参加泉友聚会活动。我第一次去罗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罗家的客厅宽敞、气派，古玩摆设十分讲究。茶几上，放着插有红花的大花瓶，花束是罗太太尹尚瑛做的绢花，罗太太的“尹派”绢花曾在上海工艺界、北京政界轰动一时。客厅正中墙上挂着一幅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全身像镜框，该照片是毛泽东赠予罗先生的。参加那天聚会的有郑家相、戴葆庭、沈子槎、杨成麒、赵权之、朱绍森等人。罗伯昭夫妇备茶点招待客人，罗先生主持会议，并用钢笔作简单记录。出席者都携带了一些钱币，以作交流、欣赏，我父亲则带去一小串古钱。会上大家对一枚辽代厌胜钱的铸期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发言热烈，有人甚至争论到面红耳赤的地步，真让我吓了一跳。这些前辈对待钱币学术如此认真，心地如此坦诚，使我感受甚深。他们之间年龄有大小，社会地位有高低，但在学术问题上始终是平等的，并相互尊重，绝无论资排辈的习气。我父亲数十年藏泉生涯，结交了众多泉币界朋友，其中罗伯昭先生是他生前最为钦佩的一位。他们相识于1939年，自那时起，罗先生就一直昵称我父为“小马”，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罗先生与我父亲情谊甚笃，是我父的良师益友，更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在此，我介绍罗伯昭先生与我父亲的泉缘中有关两枚古钱的故事，其好事多磨的曲折经历，不啻是中国泉坛的佳话。
“新币十一铢”钱 。
20世纪40年代初，我国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币十一铢”钱。这枚前所未闻的古钱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关注。张伯先生获得了此钱的拓片，并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币》杂志上发表了《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当时郑家相先生亦附同张说。张、郑两君均属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在国内古钱界很有影响。因二人所持质疑否定的态度，以致这枚“新币十一铢”钱，在京成了无人问津之品。
1943年冬，家父赴北京寻钱访友，特地拜访了“新币十一铢”钱的物主李庆裕先生（李氏在琉璃厂开了爿“云松阁”古玩铺），亲眼看到了那枚颇有争议的钱币实物。家父小心翼翼地从盒内取出这枚遍体红斑绿锈的古钱，将该钱的文字制作、铜质色泽仔细审视了一番，断定这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并当即直言相告：“此钱为王莽所铸，是一枚无庸置疑的创见珍品。”李先生闻言欣喜若狂。随后家父提出将此钱割爱相让的意愿，李先生欣然应允。家父即以11两黄金之价成交。返沪后，家父即向罗伯昭先生推荐了这枚被冷落二三年的珍钱。罗先生看后同样爱不释手，他肯定家父的鉴定和推论，决然用巨金购下（据罗氏后裔回忆，当时罗先生是以5000大洋购买的）。罗先生一直自诩“新币十一铢”是他所收藏的1.5万余枚古钱中的第一大珍品。罗氏所藏钱币于1957年全部捐献国家，此“新币十一铢”钱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永隆通宝”
1966年，家父供职上海文物商店，一天，家父在一封福建泉友来信中发现了一张“永隆通宝”铅钱拓片，此钱背上有“闽”字，下有“仰月”纹，家父按拓图中此钱的神韵、文字、制作，皆符五代钱风，不似赝品，显属一枚创见品。物主刘某应家父所求，将此钱寄沪。家父收到此钱后，将此事电告罗伯昭先生（罗氏自1957年无偿捐献全部藏钱后，凡遇所喜爱的珍稀古钱，继续高价收集，以解“钱渴”），请其一同欣赏，并动员罗先生收藏此珍钱。
罗先生来到上海文物商店后，家父将这枚“永隆通宝”的来龙去脉如实相告，罗先生听说他人与家父对此钱的真伪持有不同观点，且此钱标价500元，价格不菲，故犹豫不决。经劝说和考虑后，他愿意以500元买下此钱。岂料，正在交割之时，大街上突然喧闹异常，“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不断。同时，文物商店沿街的玻璃窗上，已贴满了“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砸烂封资修”的大大小小标语。这种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使文物商店的经理惊慌失措，只能匆匆关门停止营业。来店觅宝的罗伯昭先生，此时也急忙付款，携带这枚“永隆通宝”铅钱，从正在拉上的铁栅栏的门隙挤了出去。“永隆通宝”铅钱成交的过程是沪上泉界遭“文革”禁锢前的最后一幕插曲，是罗伯昭先生生前最后收藏的一枚珍钱，可谓“绝唱”！也是罗先生对中国历代钱币收藏终生不渝的见证。
这枚“永隆通宝”铅钱，在罗先生遭到抄家时失踪。“十年浩劫”中，罗先生蒙受的摧残无法想像。每次与家父相会时，罗先生总是提及此钱，可见他念念不忘这枚最后收藏的心爱之钱，但直至他谢世，仍未见下落。“文革”结束后，罗家子女秉承其父爱国遗志，将发还的文物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家父那时已调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一天，罗家捐献物中的一只烟罐引起父亲的注意，他随即将烟罐拿起，轻轻一晃，闻有撞击之声，打开罐盖一看，岂料久寻不见的“永隆通宝”铅钱，竟安然无恙地藏身其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父亲与这枚“永隆通宝”从“识钱”到“寻钱”的二度相逢，真是不可思议之事。为此，父亲特地写了一篇《永隆大钱志》以作纪念。如今，这枚“永隆通宝”铅钱，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并标明“罗伯昭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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