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五糧液終於突破了百元大關——比老冤家茅臺晚了整整12年。
幾天前，五糧液創下歷史新高。五糧液集團副董事長，年僅40歲的鄒濤似難掩興奮之情，在朋友圈喊出：“堅定不移推進五糧液價值和價格的迴歸”，還順便配了一個炫酷的表情包。
鄒濤並不是五糧液集團的“老人”，而是四川省政府體系的“空降兵”(因五糧液內部管理層長期由宜賓系統內領導調任)。2017年1月，鄒濤進入五糧液擔任公司黨委副書記，2018年7月走馬上任副董事長。根據部分酒業媒體報道，鄒濤分管的事務為集團的銷售。
可這位被內部人士描述雷厲風行，行事幹練的鄒濤，經歷卻從未涉及銷售。
鄒濤的第一份工作即在四川省公安廳擔任警員。在五年時間中，鄒濤從經偵副支隊長升至經濟犯罪舉報中心副主任，後十年則在四川省政委擔任第四紀檢監察室副主任、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等職務。比起銷售，鄒濤更像一個現實版《人民的名義》中的檢察官侯亮平。
巧合的是，“五糧液侯亮平”上任副董事長之後，五糧液內部的貪腐案件開始大量被公開，隨之而來的二級市場市值狂歡亦不期而至。五糧液的腐敗案件，似乎與其市值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
貪腐風暴波及“員工持股”
對於鄒濤的上任，外界有另一種猜測——混入五糧液的鯰魚。
2018年7月12日，也就是“五糧液侯亮平”鄒濤上任前後，五糧液集團董事，原宜賓市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董事長張輝宣佈遭到紀律審查。今年3月9日，張輝被五糧液董事會提議免去五糧液董事席位。
張輝只是五糧液內部反貪風暴的起點。大量的貪腐案件，在往日的子品牌高層中間不斷湧現。
2018年12月，五糧液投資技改部副部長鄭彬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19年1月，五糧液集團子品牌仙林果酒董事兼總經理，曾擔任投資技改部部長，鄭彬的上司潘鍾，亦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在不斷進行反腐的過程中，四川省系統人員也開始絡繹不絕的登錄五糧液進行換血。1月4日，五糧液發佈公告稱，通過提名蔣文格為董事候選人的議案，蔣文格自2017年9月起一度擔任四川省以工代賑辦公室副主任。
今年2月21日，五糧液內部曝出“最高級別”的貪腐案件。五糧液集團公司工會主席、監事會主席餘銘書遭“雙開”，因餘銘書長期出現收受禮品、禮金，違規決定投資事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的情況。
而餘銘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其作為五糧液改革標誌性事件的21億員工經銷商持股計劃參與者進行的增發，於一年之前剛剛落定。根據公司2018年年報，餘銘書通過員工持股計劃認籌，目前合計持有五糧液股票1萬股，摺合市值約100萬元，目前持股浮盈達到80萬。
而根據公司2018年年報，餘銘書持股的狀態為“離職高管人員鎖定”。
“三宗罪”與改革沉痾
為什麼反腐與五糧液的股價表現息息相關？這就不得不說到五糧液20年來沉痾——內部腐敗，關聯交易，以及不知所謂的投資與內控混亂。
1994年，五糧液集團在時任領導人王國春的帶領下，推出貼牌類酒品五糧醇並大獲成功。在五糧醇的成功下，五糧液在精選代工貼牌的模式上予以復刻，先後塑造了五糧春、水井坊等精品白酒品牌。
然而步子跨出去就很難往裡收。由於代工貼牌模式在先期取得成功後被大量模仿，五糧液開啟大量對外授權模式，推出了近千的授權品牌，並使得五糧液集團短期收入暴漲。有人說，連王國春當時自己都不知道五糧液有多少子品牌。
千禧年前後，五糧液迅速佔領全國市場，系列酒幾乎佔據家中酒店的飯桌酒櫃，但“子孫滿天下，壞事傳天下”。大量貼牌酒極大消耗了五糧液核心品種的品牌效應，令部分核心品牌出現滯銷，降價。而代工貼牌的經營模式，更滋生了大量內部勾兌貪腐的可能，成為蠶食企業的跗骨劇毒。
因為所謂的“總經銷商”模式，王國春獲得了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白酒協會功勳獎。可也許他很難想到，也是因為這個模式，風光無限的五糧液會被貴州茅臺趕超，如今卑微地只能對茅臺國酒的營銷手段咬著不放。
在五糧液風光上市之後，五糧液集團自然而然的被四川宜賓賦予了截然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五糧液集團的產業品類延伸至造車、製藥、化工、電子、服裝、甚至金融，五糧液體系內培植了大量的包裝，瓶裝，模具，貿易等產業鏈上下游子公司，構成了一度高達65億的關聯交易量。這些公司的出廠品定價往往虛高，使得酒廠的核心利益外洩，集團公司子公司人員勾兌頻繁。
此外，五糧液內部存在眾多非經營性機構對集團資源產生消耗，如五糧液幼兒園，五糧液社區中心等。
而在王國春“當政”期間培植的項目——被稱為“亞洲第一流”的製藥集團無疾而終；97年建成的5萬噸酒精生產線剛投產就夭折；而在“安培納絲”亞洲威士忌項目上又白白丟掉了幾千萬，陷入了停產。五糧液在金融上的佈局中，投資亞洲證券損失5500萬，投資中科證券損失8300萬。
2009年，證監會突擊檢查五糧液，並列舉了公司的“三宗罪”——重大投資損失未報，重大投資損失漏報和財務造假，以及眾多關聯交易問題，並勒令五糧液限期披露訂正。
2011年，唐橋接棒王國春擔任五糧液董事長，以此為契機推動五糧液資本化改革——按照唐橋的說法，五糧液過去的責任是保護國有資產，如今的責任是資本市場形象。
然而，唐橋的嘗試並不算成功。
2015年“兩會”期間，唐橋帶去了一個看似不可思議的提案：“國企改革推職業經理人制度可以試點，但還不能全面推廣。”
唐橋的理由很簡單：“我們公司曾經聘請過很多職業經理人，但到現在沒有一個留下來。”“職業經理人跟企業的原有幹部或會有一些矛盾”。
2015年推出員工持股和經銷商定增之後，雖唐橋殫精竭慮，但該項計劃歷時兩年仍未成型。2017年，唐橋匆匆離任，繼任者李曙光上位。
員工持股鏖戰兩年半，一夜浮盈20億
事實上，五糧液的員工持股計劃早在2015年10月便即基本成型，其中一期員工持股涉及包括已經被“雙開”的餘銘書在內的多名董事會管理層高層。而搭配員工持股計劃的還有整套的定增計劃，發行對象為更廣範圍的員工以及經銷商等合作伙伴。
但員工持股與定增計劃審查進度卻異常緩慢，其多次修改價格與發行規模，並多次經監管部門審查通過。
從2015年10月到2017年11月，該批次員工持股與定增計劃發行價格，從最初的23.34元，下調至2016年12月的22.54元，2017年5月又進一步下調至21.64。而在此期間，五糧液股票的市場價格，從2015年7月停牌前的25.73元，一路上漲至2017年5月12日的44.33元。增發價格調整與員工持股增發價格嚴重背離，令人大為不解。
以第三次增發調整時間來看，在五糧液員工持股計劃三次調整的發佈後，直接員工持股及定增計劃創盈19.43億元；2018年4月18日，五糧液員工持股及定增獲准發行，當日五糧液收盤價則已經達到66.33元，摺合定增及持股浮盈38.28億元。如今，五糧液股價上百，這部分浮盈已然到了67億。
這些處在限售狀態的浮盈，將於2021年4月19日解禁。
巧合的是，在員工持股計劃鋪開的同時，五糧液的收入結構，幾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4年至2018年，五糧液年度歸屬母公司淨利潤增速分別為1.41%，1.00%，7.84%，61.97%和30.71%，其中員工持股計劃推出後的兩份業績報告複合增長率為44%，而在員工持股尚未成行的三年，五糧液利潤的複合增長率僅為3.3%。
在承襲買斷式銷售的基礎上，五糧液經銷商定增計劃成功的將經銷商利益捆綁於五糧液股價，無疑有益於五糧液的短期銷售情況。那麼長期看又將如何？五糧液的增長趨勢能否延續？
在2017年，五糧液的經營性現金流出現異常。在營收增長49.8%的基礎上，五糧液當年經營性現金流淨增221.53億，較2016年淨增額下降40.9%；經營性現金流淨額佔比營業收入比重為38.05%，創下12年新低。
而12年前的2007年，幾乎就是五糧液最黑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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