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大國之夢
毫無疑問，對“大國”地位的追求，是印度奮鬥的不竭動力，同樣也是印度各屆政府不容置疑的歷史使命。
印度地圖
早在取得獨立之前，印度國家創始人之一、國大黨領袖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就已經在他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為這個國家的未來勾畫出一幅宏偉的藍圖：
在將來，太平洋將要代替大西洋成為全世界的神經中樞。
印度雖然並非一個直接的太平洋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在那裡發揮重要的影響。
在印度洋地區，從東南亞一直到中亞、西亞，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過去25年中，為了爭取印度的獨立以及解決所有我們與英國當局的衝突的過程中，我和許多人的心中都存有一個復興印度的願望。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
尼赫魯
有悠久歷史的文明，使得印度人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當談論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時，他們都有這樣一種概念性的認識：
他們的國家理所應當在亞洲乃至世界居於“中心地位”。
從這種“中心觀”出發來評估世界和全人類的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優越感。此外，印度人的等級社會觀念也同樣影響著他們對於外界世界的認識：
在一個以財富和權勢為基礎的等級制國家階梯結構中，印度理應居於世界等級結構的最高層——一種“婆羅門”式的世界觀。
英國政治家寇松曾對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有過這樣的論述。
“印度像一座要塞，兩邊有遼闊的海洋作壕溝，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溝。在那些有時並非不能逾越、甚至易於突破的城牆外面，延伸著一條闊窄不等的斜坡。我們不想佔領這個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視它被敵人佔領。讓它留在我們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們的對手偷偷爬上斜坡，待在城牆腳下，我們就得進行干預，因為任其下去，就會越來越危險，可能有一天會威脅到我們的安全……誰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遠處看，那他就是一個目光短淺的指揮官。”
寇松
這段描述，正是英國殖民當局維護南亞次大陸利益安全的整體戰略思路。
印度人認為：印度的地緣優勢決定了它理應成為這個地區的“天然霸主”，其他國家都應居於從屬地位。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建國伊始，印度政府便著手建立“喜馬拉雅防禦體系”。
喜馬拉雅山脈
1949年6月，印度政府派兵進駐錫金，次年12月迫使錫金簽訂《和平條約》，對其國防、外交、經濟等進行直接控制。
1950年7月30日，印度利用尼泊爾拉納家族對自身安全的嚴重擔憂和恐懼心理，迫使其簽訂了《印度尼泊爾和平友好條約》。
通過這一條約，尼泊爾與印度建立了特殊的軍事與防務關係，印度以提供軍援和幫助訓練為名，對尼軍進行滲透和控制。
印度軍事顧問曾一度派遣尼泊爾的軍隊至營、連一級單位。當時尼泊爾絕大部分軍官在印度受過訓練，武器裝備也主要依靠印度……
這條“喜馬拉雅防禦體系”在著力點的選擇上其實基本上就是對“緩衝國體系”的延續，一直以來印度政府對西藏地區的領土要求，以及或明或暗地插手西藏問題，其思想根源便在此處。
1997年1月3日，在孟買的一次講話中，古傑拉爾宣稱：“我們早已著手這項工作……我們將一條長長的友誼之手伸向世界各國。我認為，這一設想最好是從我們的鄰國這裡開始實施，這也符合我的觀點：印度的外交關係在一系列的圓環中向外擴展。我們的直接鄰國構成了第一環，我們將從這裡重塑與它們每個國家的關係。我們將通過和平的雙邊談判解決彼此間的爭端。”
對比尼赫魯時代，“古傑拉爾主義”從感觀上講，確實少了許多強硬的單邊主義的霸道，然而，其中所體現的實質，仍舊是印度版的“門羅主義”。
基於“古傑拉爾主義”的外交思想，1998年12月印度與斯里蘭卡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定。
不僅僅限於陸地，“印度主義”同樣也延伸到了海洋。
長期以來，印度一直將印度洋視作是自己的“私產”。
賈斯萬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務》一書中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 “因此有必要承認，出現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
近年來，印度外交、軍事的戰略重心都在南下。
東南亞地圖
伴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海軍力量的發展，印度對巴基斯坦和緬甸的戰略又多了一層含義，即避免中國通過這兩個國家在印度洋獲得立足點。
2000年起印度一改以往在印緬關係上所持的消極態度，採取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外交攻勢。
7月，印度陸軍參謀長訪問緬甸。
11月，緬甸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副主席訪印。
2001年2月，印度外長賈斯萬持•辛格不顧西方所謂“民主國家”不與“軍人政權”交往的“慣例”，對緬甸進行訪問。
同時，自20世紀末，印度已開始試圖將觸手伸過馬六甲海峽，伸到南中國海地區乃至西太平洋。
1998年8月24日，印度海軍與新加坡海軍討論使雙方聯繫制度化及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問題；10月24日，印度海軍訪問菲律賓，受到菲律賓國防秘書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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