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大的戰爭機器已經啟動。
能夠啟動並操縱這個龐大戰爭機器的，並不是日本內閣，而是軍部。
所謂軍部，並不是一個具體的機構，而是對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陸軍教育總監以及元帥府、軍事參議院等軍事首腦機關的統稱。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憲法規定天皇為陸海軍最高統帥。代表天皇統轄軍隊的，在陸軍是參謀本部，在海軍則是軍令部，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部長由陸海軍大將擔任，均直轄於天皇。陸軍參謀總長為天皇幕僚長，多由親王擔任。陸軍教育總監則主管軍隊訓練。
元帥府和軍事參議院只是天皇的軍事顧問機構。
元帥府的職能是輔翼天皇，呈奏有關軍事方面的意見。其成員由陸、海軍大將中功勳卓著者選任。中選的陸海軍大將，由天皇賜予元帥佩刀和元帥徽章。能夠入選元帥府，被視為日本軍人的最高榮譽。戰爭初期的陸相杉山元，戰爭後期的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南方總司令官寺內壽一等都曾被稱為元帥，其實日本軍中最高軍銜只是大將，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人是因進入元帥府而獲得元帥殊榮。
軍事參議院是天皇的軍事諮詢奉答機關，有元帥稱號的陸海軍大將是當然的軍事參議官，此外軍事參議院成員還包括陸海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部長和特任的軍事參議官。
軍部的各機構中，真正握有兵權、直接指揮軍隊的是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和陸軍教育總監，這些機構才是軍部的核心。日本軍部直接對天皇負責，不受內閣控制。不僅如此，軍部有時還支配內閣。
日本作為君主立憲制國家，內閣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統管各部。內閣中以外務大臣（外相）、陸軍大臣（陸相）、海軍大臣（海相）和大藏大臣（藏相）最為重要，稱為四大相。有關軍國的重大問題，通常由首相和四大相開會決定，是為五相會議。
內閣的陸軍省和海軍省，是政府統率軍隊的機構，相當於英國的陸軍部、海軍部和美國的國防部。所不同者，在英美各國，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國防部部長必須由文官擔任，其目的在於保證文官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防止軍隊凌駕於政府之上，避免出現軍人獨裁統治。日本則仿照威廉大帝以來的德國，在1900年由法律明確規定陸海軍大臣只限於現役軍官。中日戰爭爆發時，擔任陸相和海相的，分別是陸軍大將杉山元和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戰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死的板垣徵四郎和東條英機也都曾擔任過陸相、海相。作為內閣成員的陸相和海相，均是由軍部推薦，經天皇任命的，陸相和海相實際上是代表軍部進入內閣的軍部首腦。每當內閣的政策不符合軍方要求時，陸相和海相往往以辭職相要挾，軍部甚至拒絕推薦下任大臣，從而使內閣倒臺；而首相和其他內閣大臣辭職時，陸相和海相則可以不辭職，繼續留任下屆內閣。首相對於陸相和海相幾乎沒有統治力，因此內閣對軍部的統帥實際上只是有名無實。
軍部控制著龐大的戰爭機器，而一大幫狂熱的少壯派軍人又拼命推動軍部去啟動這部可怕的戰爭機器。
歷史鏡頭之一：
1932年5月15日，首相寧靜的官邸中，突然人聲嘈雜，腳步匆匆。房門“譁”地被推開，10多名持槍的海軍少壯派軍人闖進首相犬養毅的房間。首相剛說了一句：“讓我把話講明白”，為首的海軍中尉上卓大喊一聲：“開槍！”一陣亂槍之後，首相已經渾身是血，倒在榻榻米上。犬養毅因為不同意軍部佔領滿洲的政策，早被列入極端軍國主義團體血盟團的黑名單上。與此同時，東京城內槍聲大作，另一批海軍血盟團成員襲擊了東京警視廳和其他政府高級官員住宅。內務大臣牧伸顯等人死於亂軍的槍口之下。
歷史鏡頭之二：
1936年2月26日凌晨，東京大雪紛飛。數十輛軍車突然從陸軍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的兵營開出，分別向首相官邸、警視廳、內務省以及永田町、霞關一帶政府高級官員住宅疾駛而去。軍車在首相官邸門前突然剎車，全副武裝的士兵從車廂中一躍而下，一陣激烈的槍戰過後，士兵衝進首相官邸，岡田首相的堂弟松尾大佐因與首相貌似，頓時被彈擊倒地，岡田首相乘亂逃出官邸。這一天，東京許多豪華的官邸同時遭到血洗。內務大臣齋藤史、藏相高橋、陸軍教育總監渡邊等人被殺，甚至天皇的侍從長鈴木貫太郎也受到瀕死的重傷。這場兵變是由陸軍少壯派軍官野中等人發動的。叛軍佔領了首相官邸，向陸軍大臣提出“兵諫”，要求成立軍人內閣。
雖然每次兵變都被鎮壓下去，為首的軍官均被處死或者判刑，但兵變清楚地表明：任何人甚至一些軍部首腦只要妨礙了戰爭機器的發動，都將成為極端軍國主義分子襲擊的對象。在“二·二六兵變”中，幾乎被殺的岡田首相，本人就是海軍大將，曾在犬養毅內閣中擔任過海軍大臣，還有死於非命的內大臣齋藤史也是老資格的海軍將領，當過朝鮮總督，並且在犬養毅首相被殺之後，還擔任過下屆內閣首相，結果也成了“二·二六兵變”的犧牲品。這次兵變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進一步規定陸相和海相辭職，內閣即行倒臺的制度。只要內閣不能令軍部滿意，內閣就無法存在，軍部勢力完全控制了內閣。
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第四天，日本天皇批准內閣制定的增兵華北方案，並發表《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同時在措辭上將“盧溝橋事件”改為“華北事變”，全面擴大侵華戰爭。當日傍晚，日軍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命令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將所轄獨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團、航空兵6箇中隊以及高射炮、汽車等部隊調往華北，同時向駐朝鮮的第20師團下達緊急動員令並迅速調往華北，統一歸屬華北的“中國駐屯軍”指揮，實際上就是秉承了軍部的旨意。
7月27日，杉山元陸相在議會發表強硬的戰爭演說。聲稱：“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不能逆料，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之困難，俾能達到贗懲華軍之目的。縱令中國計劃作長期之抵抗，日本軍部於達到贗懲華軍、令其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之前，亦絕不罷手。”
不久，軍部決定再次向華北增兵。陸軍第5、第6、第10師團被派遣進入華北，歸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指揮。
陸軍參謀本部派出由18個飛行中隊組成的臨時航空兵團進入華北。其中包括6個偵察機中隊、5個戰鬥機中隊、4個輕轟炸機中隊和3個重轟炸機中隊，約200架作戰飛機，主要集結在天津附近，預備與中國空軍決戰。
同時，日本軍令部與參謀本部為了配合其陸軍在華北的行動，制定了《華北作戰海陸軍航空協定》。該協定的重點是要摧毀我空軍力量，在華北方面作戰由陸軍航空兵擔任；在華中、華南方面由海軍航空兵擔任。
至此，日本帝國主義完成發動全面戰爭的一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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