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春天》是白雪做了十年全職主婦後的處女作，
去年拿下了平遙國際電影節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是多倫多電影節的開幕影片，
還入圍了柏林電影節，提名了亞洲電影大獎。
片子講的是一個16歲少女走私水貨的故事，
她住在深圳，每天過境到香港上學，
為了實現和閨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願望，
她每天放學的時候，
偷帶幾部手機到深圳來掙錢。
她的媽媽是大陸二奶，爸爸是香港人，
生活被迫在深圳和香港兩個城市間分裂，
身份也在學生和走私者之間來回切換。
“這不單單是一個講青春成長的電影，
而是一個時代的切片，
是我們當下社會的一個寫照。”
16歲的佩佩總是一個人。她每天一大早從深圳過關到香港，搭港鐵去上學，傍晚放學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沒朋友，在香港有校園生活，卻沒有家。
這是一個特定時代的典型香港故事。2001年，香港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為內地人的莊豐源勝訴，自此，只要小孩出生在香港，哪怕父母雙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孩子也可以享受香港身份。許多內地父母紛紛赴港生子。
這一熱潮直到2012、2013年才宣告停止。2013年1月以後，香港所有醫院，無論公立還是私立，都停止接收來自非香港本地孕婦的分娩預約，什麼時候重新開放，沒有預期。
在這十幾年中，有超過20萬“雙非”（父母雙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嬰兒在香港誕生。這些“雙非”小孩長大之後，可以和“單非”（父母有一方不是香港居民）的小孩一樣，選擇跨境上學。
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讀書的深港跨境學童有3萬左右，包括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裡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主角佩佩就是這樣一個出身於“單非”家庭、天天跨境上學的小孩。
這些女孩子，處境其實都很尷尬。我認識的幾位女孩，爸爸是香港人，媽媽是內地人，她們在深圳說著廣東腔調的普通話，跟香港的同學說地道的香港粵語，跟自己媽媽打電話說的是四川話、湖南話。
我問她們：你覺得你是哪裡人？她們眼神躲躲閃閃，回答我：我有香港身份。她們臉上的膠原蛋白還很多，但是少了青春少女的該有的光彩和飛揚。
幾位女孩的家庭，都有各自的問題。她們內心深處對父親或母親的怨念是很深的，深到她們自己都不想去觸碰。為她們寫一個故事，成為我創作的原動力。
16歲去走水
“過春天”這個說法很有詩意，但它其實是水客的行話，意思就是“順利過了海關”。
“走水”（走私水貨）是片中的一個關鍵情節。佩佩和閨蜜一起許了一個心願，去日本北海道看雪。為了攢錢，她想辦法打工，偶然接觸到了香港的水貨集團，於是開始每天放學後偷帶幾部iPhone過關回深圳。
劇中她的年齡被設置為16歲。在香港，16歲就可以拿身份證去打工了。這也是一個特別曖昧、灰色的年齡段，還差一點就是成年，但是又不是成年。
佩佩和水貨集團的花姐
漸漸地，佩佩發現自己在“走水”這件事做得很成功、很自信，遊刃有餘。水貨集團的小倉庫變成她放學後最願意待著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她其實是缺乏存在感的，但是她在走水（走私）這件事上找到了存在感。 所以不惜一次又一次，鋌而走險。
深港版“青春禁忌遊戲”
佩佩閨蜜的男友、男主角阿豪是佩佩成為“水貨客”的引路人。他像其他香港年輕人一樣，也打著幾份工。
阿豪其實是佩佩生命一個階段的過眼雲煙，但在這個時間段，他們倆能夠惺惺相惜。
影片有一場很多人都會說起來的、很性感的一場戲。阿豪和佩佩決定幹一票大的，一次帶很多iPhone去深圳。
在阿豪家大排檔旁邊的一個小房間裡，阿豪用膠帶把iPhone一個一個綁的佩佩身上，在佩佩的腰間纏了一整圈。
我們就想拍一場很熱的戲，光線是炙熱的紅色，化妝師給他們臉上弄得全是水和油，美術老師加了電風扇在場景裡。
他們是馬上就要“亡命鴛鴦”的感覺，兩人有眼神對視，但什麼都沒做。兩人的感情，我理解是青春期的荷爾蒙，並不是真正的愛情。
母女從對峙到和解
佩佩的媽媽是二奶，佩佩能理解爸爸，但不能理解媽媽，媽媽是她最深的隱痛。
佩佩的媽媽有著移民夢，一直在嚮往別處的生活。她其實是一個特別天真的女人，甚至比佩佩還要少女。她可能不太會當一個媽媽，她覺得只要給佩佩錢，讓她跨境唸書，對佩佩一定是件好事。
我對她有一種悲憫的心情。可能她在年輕的時候犯了一些錯誤，但是這個事情是不可逆的。有了佩佩之後，她也在不知不覺中長大了。
佩佩自己後來因為走私，受到一系列懲罰。她也見到媽媽寄託在一個男人身上的移民夢再次破滅，兩人開始和解。
她開始正視自己，正面面對自己的身份、家庭、母親。我覺得這就是成長的意義。
香港和深圳的雙城拍攝
我們的故事是發生在香港一個很特定的環境下，是靠香港的北邊，接近深圳，是一個上水社區的概念。
跨境學童為了方便，會選擇靠近深圳的地方上學，比如上水一帶，這些地方通常也是水貨客的聚集地。
像佩佩這樣的女孩，生活不會超過旺角，更不會到港島。所以佈景也是按照上水區域的樣子來做，不會出現港島感覺的風景。
我們希望能夠區分香港和深圳。在深圳，我們基本是固定鏡頭，比較穩，但一到了香港，我們就是手持鏡頭居多，很貼近人物，很有擠壓感，這是一開始，我就和攝影指導確定的方向。
聲音處理也是有區別的，深圳的聲音比較開闊，香港的聲音感覺很逼近。
整個電影對真實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是一個青春題材的類型片，從場景到人物造型都非常追求真實。
從2007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至今，十年裡有一個標籤一直在我身後：一個寫不出劇本的待業主婦。
在這十年裡，我有了家庭，有了一個孩子，基本沒有收入，也不懂什麼是賺錢。有很多次想去公司上班的念頭，最後也都打壓下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非常包容我，一直沒有對我抱怨。
我拍了幾部短片，電腦的文件夾裡大大小小几十個多個創意，但都是大綱。2013年，我又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讀藝術碩士，因為這個碩士需要一部長片來畢業，所以我想逼自己一把，後來確實也是在學校期間完成了《過春天》的劇本。
劇本真正寫作時間只花了一週，但是準備時間有兩年。
一開始，我想寫一個跨境學童的故事。我自己是6歲離開西北老家，來到深圳，在這裡一直生活到18歲。1990年的時候，香港已經是繁華的大都市，深圳還滿目都是稻田，只有我家門口的一條路通往廣州，我經常是兩腳泥濘，獨自揹著書包上學。
如今這個地方是深圳的中心區，福田CBD，我可以說是深圳速度的一個親歷者。
兩座城市的對比和變化，在短短30年間，誕生了很多關鍵詞，“單非仔”、“水貨客”，這些詞可能以後都不會再有。
我想給這個時代做一個記錄。為此，我做了很多調查，在深圳香港往返兩年，採訪筆記3萬多字。還去接觸不同社會層面的人，去博物館看歷史，閱讀了大量研究香港的社科類文獻。
我的視角也開始拓展，不僅僅是關注一個16歲的少女，還有她的朋友、父母和周圍的人。
片中的男主角阿豪，和舅舅一起生活，還把鯊魚文在身上。我小時候在深圳，總看到香港的新聞裡面播報鯊魚又上岸咬人了，海灘上掛起來有鯊魚出入的旗幟。
大逃港時期，上一輩的人從廣東偷渡到香港，要遊過那片海，有些人就被鯊魚吃掉了。阿豪的父輩，就是這樣一個被鯊魚吃掉的人。
想去看雪，是佩佩一開始走私的原動力。香港是熱帶城市，跟深圳一樣沒有冬天。我小的時候會聽到香港新聞裡面播報，今天哪個山上有結冰，然後很多市民就去圍觀。
其實是很小的一撮冰，但是因為大家都沒有見過雪，所以就很興奮。“雪”在這個片子裡，也是人們心裡嚮往“在別處生活”的一個象徵吧。
左一為白雪導演
製片人是我的先生，我們一起拍一個作業
這部電影的主創——攝影師、聲音指導、作曲、製片，大部分都是我本科同學，基本上我們是手拉手長大的。
後來，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比較出色了， 我這次拍戲是畢業十年後第一次合作，所以大家有回來幫我拍作業的感覺。
中間為白雪導演
我先生賀斌是製片人之一，在我心裡他其實是一個藝術家。他本來做錄音師、電影作曲，四五年前決定要轉行做製片，我這部電影正好給了他一個契機。
很多人問起，說你們夫妻倆，一個導演一個製片人，肯定會吵瘋了吧？但是整個過程中，從籌備到拍片現場，我們倆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吵架。
可能是因為夫妻多年，他知道我的標準在哪兒，他自己心裡面的標準可能比我的標準還要高，所以大家都想要去做到最好。
我們拍完戲，大部分人都已經離開深圳，他說我帶你去見一些人。然後他就做了一些我們劇組的小紀念品，挨個去謝謝曾經幫助過我們的片警、消防局、口岸辦的朋友們，人家會覺得這個劇組的年輕人有擔當。
這個舉動特別讓我感動。我自己可能都沒有想到。我心裡面是很敬佩我先生的。
主婦生活的意義
十年的家庭生活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尤其是當了母親之後。我處理佩佩和她母親關係的時候，和我生孩子之前相比，心態就不一樣。
這十年我最慶幸的是，在事業沒有進展的時候，我的生活沒有停下來。
做電影是能夠直白地看到一個創作者的內心，我更加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很多人看過電影說，我不太敢去觸碰人物真正的痛處，我刻意在保護我的人物。比如佩佩也只是在窗外看了一眼，父親和香港家人一起吃飯，都是很剋制的。
結尾的地方，佩佩帶著媽媽一起走上香港山頂。能夠站在山頂望向一片未知的未來，是我自己心裡面想的一種對待人生的態度吧。
我覺得不需要把特別多的東西說得明白，日子還是得繼續地往前過，溫柔地看世界也沒有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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