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後蘇聯時代中亞地區執政業績最輝煌的國家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在擔任哈薩克斯坦總統近29年之後，以早有準備的方式圓滿退出了政壇第一線。他在經濟轉型、民族再融合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獨到見解曾為哈薩克斯坦完成轉型發揮過決定性作用；而在“後納”時代，這個中亞大國依舊面臨新挑戰與新突破。
1992年1月17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右）在莫斯科會見來訪的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
被錯過的“假如”
當成為一介平民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開始撰寫他的回憶錄《生活與改革》時，時隔四年，這位前蘇聯最高領導人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假如在1990年12月27日，他沒有選擇根納季·亞納耶夫，而是任命了精明強幹的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作為蘇聯第一位副總統，歷史是否會因此發生改變？
這不是那種純屬異想天開的假設，而是改革年代的蘇聯確有可能出現的諸多平行前景之一。當時戈爾巴喬夫手中的副總統候選人名單上有三個名字：排名第一的是時任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後來成為格魯吉亞總統），他和戈爾巴喬夫關係親密、志同道合，但因為主張與西方陣營緩和關係而遭到黨內強硬派的詬病。排名第二的是當時新當選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總統、該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納扎爾巴耶夫，他本人傾向改革，並且在黨內和民間頗富聲望。排名第三的才是前全蘇工會中央主席亞納耶夫，他被視為黨內保守派中一個能力平庸的配角。但最終，卻是陪跑者亞納耶夫在這場競賽中勝出。而他給予戈爾巴喬夫的“回報”，是在1991年8月19日的政變中倒戈相向，加速了蘇聯走向解體的進程。
這不是納扎爾巴耶夫唯一一次面對蘇聯最高權力的邀請。在1991年7月29日的一次秘密會議中，戈爾巴喬夫曾經考慮徹底改組政府，由納扎爾巴耶夫接替與他本人關係緊張的帕夫洛夫擔任政府總理。這一提議隨後被要求全盤主導蘇聯經濟事務的納扎爾巴耶夫所婉拒，並最終在“八一九事件”後化為泡影。對這兩次功敗垂成的流產提名，戈爾巴喬夫本人給出的解釋是：“在哈薩克，沒人能代替納扎爾巴耶夫。時間已經很緊迫，我不得不放棄考慮他。”但當時的蘇共中央委員、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肯定地指出：真正令戈爾巴喬夫忌憚的是納扎爾巴耶夫的果敢作風和強硬主見。一旦他被任命為副總統或總理，一定會義無反顧地推行自己認為對國家有利的政策路線，並且藉助在民眾中的聲望，限制想法多變的總統繼續插手經濟和民族事務。為了避免大權旁落，戈爾巴喬夫寧可拒絕這位能力出眾的盟友，遂導致“聯盟的解體和政變的發生變得不可逆轉”。而當時的納扎爾巴耶夫對此也不無遺憾：在1991年，他曾經不止一次流露出對擔任聯盟高級領導職務的興趣，最終卻未能如願，給歷史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蘇聯沒能得到一位可能力挽狂瀾的副總統或總理，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卻因此收穫了一位穩定“待機”的開國總統。到今年3月19日在全國電視講話中突然宣佈辭去總統一職時為止，納扎爾巴耶夫在哈薩克斯坦（包含其前身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已經待了28年又11個月，是唯一一位從“冷戰”時代持續執政至今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總統。在今天哈薩克斯坦的1831萬國民中，有51.69%是在他出任總統之後才出生的。由於對國家面臨的潛在不確定性感到擔憂，3月19～20日阿斯塔納街頭出現了小範圍的民眾搶兌美元現象，造成本幣堅戈（Tenge）匯率短時期波動。而依法繼任總統一職的上議院議長卡瑟姆-若馬爾特·託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在3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直接提出給予納扎爾巴耶夫最高規格的禮遇——將首都阿斯塔納（Astana）更名為努爾-蘇丹，以紀念這位前總統在1997年遷都於此、並將其建設為國際化大都市的“歷史壯舉”。議會上下兩院隨後以全票贊成通過了這一提案。納扎爾巴耶夫同時還被授予金星勳章和“人民英雄”稱號，以表彰他“為哈薩克斯坦的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的貢獻”。在此之前，他已經被議會授予了“人民領袖”（Elbasy）的榮譽稱號。
在3月19日晚間的辭職演講中，納扎爾巴耶夫動情地回顧了哈薩克斯坦自1991年正式獨立以來的全部歷史。他將蘇聯解體帶來的挑戰歸結為三項：能否建立市場經濟，能否拆除舊的意識形態體系，能否使整個社會機構實現現代化，最終目標則是“創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經過近30年的努力，他自感已經幫助哈薩克斯坦實現了經濟結構、社會發展水平、教育體制等領域的多重現代化轉型，並且成功避免了出現尖銳的民族或宗教矛盾，如今可以功成身退。而麥德維傑夫、喬納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納扎爾巴耶夫的授權傳記作者）等研究者還列出了他的其他幾項貢獻：出人意料地選擇無核化道路，對世界和平貢獻至大；提出“歐亞計劃”，使哈薩克斯坦在自由地利用不同國家帶來的經濟機會的同時，保持了對外政策上的靈活性。如今，他又為解決中亞地區風險極大的最高領導權代際更替問題做出了嘗試，那就是有序佈局、逐次交班。
距今約20年前，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率先推行了主動引退以完成後蘇聯時代第一次最高權力和平讓渡的試驗。但彼時的俄羅斯尚深陷廣泛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之中，此舉難免會被解讀為蓄意卸責。而今天的哈薩克斯坦面臨的挑戰遠小於1999年前後的俄羅斯，納扎爾巴耶夫的有序引退也更近似新加坡的“李光耀模式”，經過了精心佈局。在卸任總統之後，他本人依舊會擔任影響力可觀的國家安全會議（政府最高憲法諮詢機構，不同於作為情報機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終身主席以及執政黨“祖國之光”（Nur Otan）的黨主席，繼續從第二線提供意見和指導。富於外事經驗的新總統託卡耶夫將致力於確保哈薩克斯坦繼續在東西方之間發揮橋樑作用，立法和社會事務方面的主導權則將部分移交給議會，由前總統的大女兒、新任上議院議長達莉佳·納扎爾巴耶娃（Dariga Nazarbayeva）提供監護。在21世紀的哈薩克斯坦，或許很難再複製納扎爾巴耶夫數十年如一日穩定執政的奇蹟；但他的預先佈局，已經為國家走向有序的最高權力輪替創造了條件。
3月14日晚間，俄羅斯航天集團利用“聯盟-FG”型運載火箭，成功地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拜科努爾航天發射
危機年代的“突破者”
在2008年為納扎爾巴耶夫撰寫的傳記中，羅伊·麥德維傑夫歸納了他眼中這位總統最重要的兩項政治成就：在蘇聯解體、新國家前途暗淡的危機年代，為哈薩克斯坦突破舊體制、實現全面轉型確定了方向；在東西方陣營之間依舊矛盾叢生、大小摩擦不斷的背景下，提出“歐亞方案”，使哈薩克斯坦得以搭上亞洲經濟騰飛以及全球能源市場“牛市”的順風車。時隔11年重審，這兩項評價依舊不過時。更重要的是，納扎爾巴耶夫有耐心堅持他本人認為利大於弊的長期政策方向，這種魄力恰恰是蘇聯那場中途夭折的改革所不具備的。
今天的觀察家會更多注意到哈薩克斯坦可觀的資源稟賦以及它在開放的全球市場中尋找到的合適位置。它那272.5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在全球高居第9位，並且由於人口數量較少，在可耕地進一步開發的前景方面僅次於俄羅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它擁有全球排名第11位的原油儲量、超過3萬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儲量以及全球排名第9位的煤炭開採業，大部分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才獲得大規模開發和出口，為經濟增長積累了足夠大的後勁。它同時還擁有獨聯體（CIS）成員國中最開放的國內投資環境、投入比例最大的教育開支以及增長幅度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額，在2006～2016年實現了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8%的驕人成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年發佈的統計數據中，哈薩克斯坦的名義GDP規模達到了1842億美元，位居全球第54位，超過匈牙利、科威特和烏克蘭；其人均GDP在經歷持續近4年的經濟波動後仍能穩定在8762美元，高於中國和保加利亞。在辭職演講中，納扎爾巴耶夫驕傲地宣稱：“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已經位列全世界最發達的50多個國家之一。而我們的長期目標是在2050年以前，躋身全球30個最發達國家之列。”
但這一切在哈薩克斯坦初獲獨立時的1991年12月大部分還被認為是幻想。蘇聯時代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是一個以農業、採礦業和冶金工業作為支柱，完全服從計劃經濟指令的扭曲存在。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它需要向全聯盟提供棉花、礦石和有色金屬，同時完全不必自行生產任何生活消費品。主要經濟部門圍繞著少數幾家大型企業運轉，這些企業並不向阿拉木圖的哈薩克共和國政府負責，而是直接聽命於莫斯科，其運轉資金、上下游鏈條乃至最終的運銷目的地都是由聯盟中央部委所決定。據納扎爾巴耶夫估計，到蘇聯解體前夕，哈薩克共和國政府只能直接管理大約5%的本地企業。隨著聯盟的瓦解和中央計劃指令的消失，新國家哈薩克斯坦的經濟迅速墮入谷底；到1996年為止，其煤炭年產量相較1990年縮水了43%，鐵礦石開採量下降72%，鋼鐵工業產量下降53%。人均肉製品年消費量從72公斤下降到44公斤，過去可以供應整個聯盟的奶製品和香腸製品的產量更是下滑到了解體前的13%。而應對這場大危機的責任，卻落在了一位年過五旬的前鋼鐵廠工人身上。
在擔任哈薩克斯坦總統將近20年後，納扎爾巴耶夫曾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前英國保守黨議員艾特肯，他和克拉夫丘克（烏克蘭首任總統）、舒什克維奇（白俄羅斯首任總統）等後蘇聯時代譭譽參半的開國領導人最大的不同在於，自己長期工作在國內基層，在領導大型企業以及處理經濟問題方面經驗更加豐富。作為阿拉木圖一位山區牧民之子，納扎爾巴耶夫早年的成長道路符合上世紀60年代蘇聯平民技術官僚的一般軌跡：畢業於哈薩克冶金工業的“明珠”卡拉幹達（Karaganda）鋼鐵廠附設的技工學校，在這座巨型國營工廠當過水泥工、鍛工和高爐爐工，以先進工作者的身份被保送到冶金學院進修，隨後進入鐵米爾套市（Temirtau）的共青團以及黨委系統。由於鐵米爾套市乃至卡拉幹達州的大部分經濟生活都是圍繞卡拉幹達冶金綜合體來展開，納扎爾巴耶夫在投身仕途之後，依舊沒有脫離自己長期服務的工礦企業，在此過程中深入思考了蘇聯經濟模式以及企業的運行、管理中存在的弊端。在後勃列日涅夫時代聯盟領導層的更新換代中，他被視為領導經濟改革的幹才，先是在1984年出任哈薩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政府總理），接著又在1989年出任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在哈薩克共和國實現民族主義轉型的過程中，納扎爾巴耶夫作為本土政治精英和經濟改革力量的雙重代表，當仁不讓地當選為首任總統，並在蘇聯解體後繼續領導著國家。
儘管在戈爾巴喬夫任內曾經兩度錯失躋身聯盟最高領導層的機會，納扎爾巴耶夫卻不像葉利欽那樣熱衷於推動蘇聯迅速解體。按照他的看法，人口密度偏低、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的哈薩克斯坦若能留在一個鬆散但依舊具有主權國家性質的新共同體中，面臨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將會大大降低。但現實的發展並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哈薩克斯坦在1991年底被迫倉促獨立，隨後就陷入了災難性的經濟危機。在察覺到繼續維持工礦、交通、通訊和軍工企業的國有性質已經難以為繼之後，納扎爾巴耶夫在1994年11月做出了一項需要勇氣的決定：對大型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開放外國資本在戰略性行業的准入，儘快實現全國經濟的市場化轉軌。
與俄羅斯混亂而代價沉重的私有化進程相比，哈薩克斯坦政府從一開始就打消了將大型企業“直接出售給全體公民”（實際結果往往是落入少數寡頭之手）的想法，並駁回了部分工廠高管要求收購自己運營企業名下的資產的請求，優先選擇了一系列資金雄厚、在相關領域擁有豐富經驗的國外大企業作為出售方。納扎爾巴耶夫本人經營多年的卡拉幹達冶金綜合體被轉讓給了印度鋼鐵工業巨頭米塔爾家族，傑茲卡茲甘有色金屬聯合體則被賣給了韓國三星財閥。哈薩克斯坦政府要求收購者清償這些企業此前積欠的債務，並保證繼續為其投入資金。如此一來不僅充實了國庫，還使工礦業產能衰減、失業率劇增的壓力得到了緩解。進入1996年，哈薩克斯坦的GDP已經恢復正向增長，人均收入開始回升，最艱難的時光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從90年代的經濟私有化開始，納扎爾巴耶夫治下的哈薩克斯坦逐步啟動了中亞地區最激進的外資引進政策。外國資本不僅獲准以較低的稅率進入哈薩克斯坦的工礦產業、汽車工業、鐵路建設和農產品加工業，還被允許踏足此前開發相對滯後的油氣開採業。在蘇聯時代，西西伯利亞大油田的存在以及莫斯科對哈薩克共和國產業取向的束縛使得田吉茲（Tengiz）、卡拉恰甘納克（Karachaganak）和卡什幹（Kashagan）三大油田的開採始終處於蜻蜓點水的狀態。而納扎爾巴耶夫在1993年大刀闊斧地決定：允許美國石油業巨頭雪佛龍公司（Chevron）取得田吉茲油田未來40年的開採權，並佔據合資開發企業50%的股權，以推動全國能源產業走上正軌。作為簽約條件之一，雪佛龍公司在2001年牽頭另外7家外國石油企業啟動了裡海輸油管線的建設，使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可以經裡海和黑海輸送到中近東。2003～2009年，哈薩克斯坦又與中國合資修建了通往新疆的哈中石油管道，並加入了隨後的中亞天然氣管道建設項目的佈局。到2003年前後，哈薩克斯坦每年出口原油的收入超過了70億美元，佔全年GDP的24%和出口總額的65%，為國家現代化儲存了足夠強勁的潛能。
平衡主義與多邊外交
在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1600多萬國民中，哈薩克族（40.1%）與俄羅斯族（37.4%）所佔的份額相差無幾，此外還存在120多個少數民族。如何彌合哈薩克族人與俄羅斯族人之間的嫌隙，如何應對哈薩克族人傳統上信仰的伊斯蘭教在獨立之後的復興，乃至如何平衡各少數族裔之間的利益分配，對新政權都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後蘇聯時代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的複雜性，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國際溢出效應”。部分出於對聯盟解體前多民族混居狀況的承認，同時也為了降低管理難度，獨聯體諸國在整個90年代對雙重國籍以及成員國之間公民的遷徙、旅行甚少加以限制，這直接帶來了各國民族問題的外部化傾向。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之間的納卡飛地戰爭、格魯吉亞和塔吉克斯坦的內戰乃至俄羅斯的兩次車臣戰爭期間，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少數民族人口外流現象。在哈薩克斯坦9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同樣發生過俄裔哈國公民舉家遷往俄羅斯境內、數年後又重返故地的情況。這意味著一旦哈薩克斯坦政府在處理少數族裔人口，尤其是俄羅斯族人的問題上出現偏差，立即會導致與周邊國家間關係的惡化，甚至發生正面衝突，從而破壞其經濟現代化事業所需的穩定外部環境。
納扎爾巴耶夫在這些問題上做出的抉擇，是對內的平衡主義與對外的多邊主義的結合。所謂平衡主義，是指承認多個族群、多種語言乃至不同的宗教信仰並存的現狀，尊重彼此間的差異，但將其統一到哈薩克斯坦單一國家的認同之下。在全國範圍內，哈薩克語和俄語都被承認為官方語言，在中小學教育中允許並存；不過從2015年起，政府開始推動將普遍使用的西裡爾字母改為更國際化的拉丁字母，計劃在2025年之前完成。納扎爾巴耶夫本人在辭職講話中表示，他希望下一代哈薩克斯坦人能同時熟練掌握哈薩克語、俄語、英語三門語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對哈薩克人中伊斯蘭教信仰的復甦，政府表示出容忍的態度。全國範圍內的清真寺逐步增加到了2300多座，但它們需要在統一的“哈薩克斯坦穆斯林精神協會”登記註冊，服從大穆夫提（最高教法學者）的領導。至於納扎爾巴耶夫本人，儘管他的家族在傳統上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但在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後，他會在不同宗教的節慶日自由出現在東正教教堂或清真寺，以示不偏不倚。
作為對內平衡主義最重要的舉措之一，1994年納扎爾巴耶夫出人意料地宣佈了遷都計劃，決定在北部的阿克莫拉興建一座新城市，命名為阿斯塔納（Astana，哈薩克語意為“首都城”），取代阿拉木圖作為共和國的首都。這一決定經過了長期考慮：出於蘇聯時代“一切服從莫斯科”的規劃考慮，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大部分工礦企業、國有農場、鐵路公路設施以及輸電線路齊齊集中於北部，與位置偏南的阿拉木圖距離遙遠，無形中造成了首都（哈薩克族聚居區）與國家經濟中心（有大量俄羅斯族人口）之間的疏離。另外，按照麥德維傑夫的分析，阿拉木圖距離哈薩克斯坦南部國境線僅有咫尺之遙，而多國交界地帶在後蘇聯時代往往成為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活動的溫床。遠離這一高風險地帶，無疑帶有主動求取國內環境，尤其是首都政治環境的長久安定之意。
作為納扎爾巴耶夫任內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基建項目，阿斯塔納的建設最終成為了一項兼有政治、經濟和社會多重收益的複合型工程。在1994～1997年籌備遷都的過程中，一大批從蘇聯時代就已開始任職、與地方利益集團勾連頗深的高級官員遭到撤換，各州政府需要承擔相應份額的基建開支，中央政府政策的執行力真正深入到了基層。為了使新首都成為具有區域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納扎爾巴耶夫除去親自為阿斯塔納規劃了部分政府公共建築、廣場、學校以及居民住房的規模外，還以此為契機在北部和中部上馬了多個民用機場、公路幹線、電力樞紐以及工業區的建設項目，使阿斯塔納和阿拉木圖成為兩個向外輻射、南北並重的區域經濟中心，盤活了全國格局。在阿斯塔納，造型前衛的“和平與和解宮”玻璃金字塔、“可汗華蓋”（Khan Shatyr）商業綜合體以及神聖蘇丹清真寺逐漸成為了象徵新哈薩克斯坦建設成就的地標建築。而2017年在當地舉辦的冬季大運會和世界博覽會，更是使這項造城工程的國際效應獲得了最全面的凸顯。無怪乎納扎爾巴耶夫本人也將營建新首都視為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
在外交路線上，納扎爾巴耶夫同樣延續了這種靈活務實的風格。1992年5月22日，剛剛站穩腳跟的哈薩克斯坦政府出人意料地宣佈：將在承諾不擴散核武器和逐步解除、轉移核能力的《里斯本議定書》上簽字，放棄新國家的擁核地位。這意味著要將整整1216顆核彈頭（是當時全球排名第四的核武庫）、104枚洲際導彈、40架戰略轟炸機以及設施完備的塞米帕拉金斯克核試驗場廢棄或運往俄羅斯，而國際社會為此提供的資金補償只有8億多美元。納扎爾巴耶夫相信此舉對國家利大於弊：儘管保留一支小而精幹的核武力看似有助於維護哈薩克斯坦的安全，但這勢必會對全球範圍內的核不擴散機制構成挑戰。而哈薩克斯坦人對蘇聯時代700多次核試驗的記憶自始至終是和輻射汙染、試驗場附近居民的癌症發病率以及不可復原的環境破壞聯繫在一起的。是故與其繼續鋌而走險，不如順應大勢、堅定地放棄與國家體量乃至長遠發展方向南轅北轍的核武“雄心”。用納扎爾巴耶夫本人的話來說，“我們哈薩克斯坦人不想爬得多高，只想平靜地生活”。
在核政策以外，提出並踐行“歐亞方案”被視為納扎爾巴耶夫另一項富有洞見的抉擇。儘管麥德維傑夫將這個“歐亞方案”的核心內涵描述為倚重俄羅斯，但在實際運作中，它更多地呈現為扮演“大陸橋”的角色。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內陸國家，哈薩克斯坦在融入全球經濟循環的過程中無法藉助海路便利；但納扎爾巴耶夫並不希望重蹈“冷戰”時代的覆轍，因為過度倒向莫斯科而影響了與其他國家間的來往。因此，他選擇同時發展三個層面的對外關係：在中亞內部，與具有類似反恐和安全需求的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鄰國一同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強化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在歐亞大陸上，一方面始終與俄羅斯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經貿往來，避免在全球能源市場上因為油氣出口的惡性競爭而發生齟齬；同時又有意識地採取差異化路線，進一步密切與東鄰中國在能源和經貿領域的合作，並在方興未艾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中尋找機會。而在全球層面，自2001年底“反恐戰爭”爆發開始，哈薩克斯坦即同意有條件地向美國開放領空，並在2014年以降的烏克蘭衝突中主張和平談判。在納扎爾巴耶夫治下，內涵豐富的“歐亞方案”實際上成為了一個使哈薩克斯坦左右逢源、遊刃有餘的靈活口號，最終目標是在歐亞共同市場的構建中，為本國求取機會。
未竟的事業
在蘇聯解體前後的動盪歲月裡，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納扎爾巴耶夫曾經出版過一部政論集《非左非右》。這部文集的標題很好地概括了他的為政之道：鑑於哈薩克斯坦直到19世紀後半葉才結束封建汗國制度，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大踏步地走向工業文明，普通哈薩克族人對沙俄－蘇聯時代的現代化進程及其遺產始終抱有一種複雜的認同感。舊的意識形態系統瓦解之後，大多數哈薩克斯坦人最關心的問題並不是建立多黨制或者普選制度，而是此前的現代化進程能否延續下去，人民收入是否會持續增加，國民財富的分配又將如何惠及每個族群。換言之，獨立之初的哈薩克斯坦人對穩定的偏愛大過競爭，他們並不希望經歷週期性動盪。
出於對納扎爾巴耶夫本人的信任和偏愛，在哈薩克斯坦的頂層政治運作中，這位開國總統被賦予了遠遠超過一般政治家的空間。當他在2005年12月以91.15%的得票率贏得行憲後（哈薩克斯坦第一部《憲法》自1995年8月30日開始生效，其效力並不溯及過往的任期和選舉）第二個總統任期之後，哈薩克斯坦議會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允許納扎爾巴耶夫獲得專屬的多次連任特權。在他之後的繼任總統最多隻能連續當選兩次，每屆任期由此前的7年縮短為5年。納扎爾巴耶夫同時還被賦予了對執政期間一切決策的無條件豁免權。從那時起至今，這位開國總統又贏得了兩屆大選，得票率從未低於95.5%。而哈薩克斯坦的反對派力量從未成長到與吉爾吉斯斯坦或烏克蘭相當的水平，“顏色革命”始終和這個中亞大國絕緣。
但納扎爾巴耶夫早早預見到了為最高權力輪替做提前佈局的必要性。2017年1月，他宣佈將會對總統、議會和內閣之間的權力分配進行結構性調整，把國家長期計劃的批准權、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決策權等大約40項權力讓渡給內閣，同時著力強化議會對內閣的監督，使總理不再向總統、而是對議會負責。與同樣長期執政、卻在近日因國內抗議示威被迫放棄角逐連任的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相比，這種為“後納”時代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做出的精細部署無疑更富政治遠見。在調整過程中，作為最高諮詢機構的國家安全會議的使命獲得了更清晰的界定，這一機構將成為納扎爾巴耶夫退居二線之後的新平臺，以繼續行使監護的責任。
相較此前29年始終是總統一人衝鋒在前的態勢，走向“後納”時代的哈薩克斯坦將逐步形成一種一線與二線搭配、三頭並舉的權力格局：資深外交官出身的新總統託卡耶夫會負責把控外交政策和國家整體方向，行使作為仲裁者的權力；內閣將負責更多具體的國內政策，並受到議會的監督。至於年事已高的納扎爾巴耶夫本人，他不必再出現在各種迎來送往的場合，但依舊會通過國家安全會議機制定期和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以及情報機關首腦進行交流，依靠豐富的政治經驗提供諮詢和顧問。倘若託卡耶夫能在明年舉行的總統大選中勝出，則這種“三駕馬車”的過渡格局將繼續維持到2025年，以待新的變化乃至黨際更替發生。
不過，最高權力完成平穩交接並不意味著哈薩克斯坦的國家前途就將是晴空萬里。近年來，納扎爾巴耶夫本人曾多次流露出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的力不從心。2011年12月，扎瑙津油田工人要求清償欠薪的罷工活動發展為一場小型騷亂，造成超過14人身亡，納扎爾巴耶夫為此改組了國家石油公司管理層。而自2014年夏天全球能源市場轉入“熊市”以來，財政收入高度依賴油氣出口的哈薩克斯坦經濟受到了極其顯著的衝擊。儘管其間並未發生大的社會動盪，但經濟增長率、國民收入和本幣匯率皆出現大幅波動，政府雄心勃勃的一系列基建項目也被迫暫停。納扎爾巴耶夫為此在2019年2月21日改組了政府，並直接批評前總理薩金塔耶夫“施行的改革沒有給國家經濟帶來明顯改善，沒有切實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當納扎爾巴耶夫尚處於政治前臺時，他的威望尚足以平息民間的不滿之聲和對層出不窮的腐敗狀況的抗議。但倘若經濟增長無法在短期內得到延續，“哈薩克斯坦奇蹟”的光環也將逐漸褪去。
麥德維傑夫認為，在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城市中產階級一直是納扎爾巴耶夫及其“祖國之光”黨最忠實的基本盤。但“祖國之光”本身並非一個成熟的政黨集團，而只是納扎爾巴耶夫凝聚其“選舉人團”力量的工具。倘若在年事已高的老總統逐漸淡出之後，“選舉人團”內部發生分裂，哈薩克斯坦依然有出現政治風波與不穩定狀況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納扎爾巴耶夫已經做得足夠多。正如他在辭職講話中所說的那樣：“每一代人都必須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和我這一代人為國家做了我們能做的一切，結果你們已經看到。世界正在發生變化，一代代新人逐漸到來。這個過程很自然。他們將解決自己時代的問題。讓他們試著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參考資料：《納扎爾巴耶夫：哈薩克斯坦騰飛的組織者和歐亞方案的倡導人》，〔俄〕羅伊·麥德維傑夫著，王敏儉、王海燕等譯；《納扎爾巴耶夫：哈薩克斯坦的締造者》，〔英〕喬納森·艾特肯著，鄂雲龍、倪耀禮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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