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顧禮儉
日前《音樂週報》和其他媒體先後報道了兩會音樂界委員的聲音。我注意到席強關於“加強全國縣市級地方文藝院團建設”的發言內容，很有共鳴。他指出，全國縣市級文藝院團覆蓋率只有30%，地方藝術院團的缺失導致基層文化失去陣地，失去文藝舞臺在基層的主導作用，不利於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業中的地區文化發展。情況確實如此。以我所在縣市來說，“文革”前有滬劇團、錫劇團、評彈團3個職業劇團，除了周邊各地巡演，演遍域內各鄉鎮是沒有問題的，論藝術水平也是堂堂正正的職業範兒。那時地市級的專業劇團演到各縣的重要城鎮，也很不稀奇，省級劇團也時有至鎮上演出的。後來縣級劇團都解散了，地級以上劇團下伸的習慣似乎沒有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基層尤其是農村城鎮變化翻天覆地，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文化設施、項目理論上十分多元，可是真正陪伴農民的實際上只是電視機和麻將。當前農村文化生活最欠缺的，首當其衝就是舞臺藝術表演。仍以我所在縣來說，廣大群眾有觀看演出的需要，幸有那麼一群熱愛舞臺藝術表演的人自發組織起來，以業餘的性質、民營的方式，靠企業贊助、政府支持，艱難支撐著。縣市級的專業劇團要得到重生，就必須有政府文化政策的支持。
可喜的是，在沿海發達地區，有經濟實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地市級或區縣級）挺身而出，斥巨資組建職業樂團，有交響樂團、民族樂團，以極其優渥的待遇招攬海內外音樂學子或職業大腕，陣容赫赫，橫空出世。但是，在這些地方樂團所在的政區和地理範圍內，基層群眾是不是有了更多的觀看高水平音樂表演的機會呢？恐未必。這樣，就有必要思考地方樂團的建設宗旨了。我們為什麼建設樂團？是為了高校畢業的音樂學子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是為了音樂家有更多耕耘和實驗的基地從而創造一鳴驚人的藝術奇蹟？是為了扎堆晉京或走出國門展示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績？還是為了無數遠離都市的觀眾正嗷嗷待哺？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北京文藝座談會，領袖無不諄諄教導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倡導“文化下鄉”，重打“烏蘭牧騎”的旗幟，這不指明瞭我們建設樂團的方向嗎？有了這樣的方向，我們的樂團在追求藝術尖端的同時就有必要眼睛向下，發掘地方上的音樂文化遺產和人才資源，出產為當地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秉承普及和提高辯證統一的思路，不放棄關懷和扶助民間音樂活動的責任。既要有“曲項向天歌”的志向，更要有烏蘭牧騎式的深入基層，這樣才能使音樂事業的發展真正惠及民眾。反之，倘各個地方樂團都押寶於數量有限的國家級名家身上，熱衷於海外巡演或某某大作世界首演，那麼這樣的樂團所綴用的地名又有什麼意義呢？正像席強委員所說，地方文藝院團應該承擔起重要的地域性地方文化藝術傳承功能，黨中央的文化思想精神在各地區的落實需要有能夠融入到當地文化傳統特色的藝術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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