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吳夢
《水妖》
“水妖”是挪威民間神話故事的常客，也是危險與不詳的代表，它們往往生活在內陸的江河湖泊中，總在想方設法誘惑人們走向水域。魅魔（Nix）是水妖的一種，它會變作白馬尋找那些喜愛冒險、單獨出行的孩子，等到孩子們在速度和歡愉的頂點認為自己能夠完全控制這匹馬，正享受著虛榮、驕傲與自豪時，馬會突然拐向臨淵峭壁，跳下懸崖。母親費伊在離家出走前一個月，給兒子薩繆爾複述了一遍魅魔的故事，最後補充了她總結的道理：“你愛得最深的東西，有朝一日會最嚴重地傷害你。人們能夠成為彼此的魅魔。”
《水妖》的故事從州長襲擊事件開始。保守派的民粹主義化身、反移民的獨裁鼓吹者以及總統候選人謝爾頓·派克在芝加哥公園散步時，遭到一名中年婦女的礫石襲擊。襲擊視頻在網絡上瘋狂傳播，這位“派克襲擊者”的身份很快被確定為一名小學女教師，且被媒體渲染為一個激進的失足嬉皮士。當全國人都關注著這場暴力鬧劇的後續發展時，只有大學助教薩繆爾因沉迷網絡遊戲對現實世界一無所知。當律師打電話告訴薩繆爾，襲擊者就是他多年前離家出走的母親費伊時，為了履行十年前簽訂的新書合約並緩解財務危機，薩繆爾決定動身調查母親的過往，撰寫一部以費伊為主角原型的小說，並在其中以兒子的身份竭盡所能地羞辱她，作為對小時候母親棄家而去的報復。而在調查過程中，薩繆爾漸漸瞭解到了母親曾遭遇的痛苦過往與精神創傷，並最終與母親達成和解。
《水妖》並非僅僅是“他人即地獄”的現代社會隱喻，而是對面臨制度破產、政治倒退以及憤怒情緒肆虐的美國現實的全景式描繪。曾任媒體記者的內森·希爾是一位敏銳的社會觀察者，對現代人孤獨的本能以及美國消費主義令人厭惡的過度膨脹十分關注，也對現代社會里所有被接受為“合理”的荒謬保持警惕，《水妖》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書中民粹情緒氾濫的選舉表演、政客對媒體報道的操弄、出版商的牟利野心、高度智能化的社交軟件、高校裡的利己風氣與霸凌，以及網絡遊戲成癮，都是針對當下社會的精準戲仿。當代美國小說家約翰·歐文將本書譽為“一部幽靈與政治的母子心理劇，也是一部憤怒與偽善的美國悲喜劇”。
《布拉格狂歡》
米蘭·昆德拉認為，菲利普·羅斯是一位“偉大的美國情色史學家”，也是“書寫這種奇異的孤獨——人被拋棄、面對自己身體而生的孤獨的詩人”。通過以性愛為主題進行創作，出生於猶太家庭的羅斯對性愛伴隨的倫理問題、人性本能與社會規範進行了思考。在1986年的一次採訪中，他表示自己的作品只有兩個觀眾——“一般觀眾和猶太觀眾”，而他既不關心其作品對一般觀眾的影響，也沒有興趣知道這些人是誰。究其根本，羅斯始終在探尋猶太民族在美國多元社會背景下的生存境況、心理狀態，以及一種異質文化在社會整合過程中的發展與嬗變，並將其作為探尋人類身份問題與生存問題的一個入口。
《布拉格狂歡》被視作“祖克曼三部曲”（《鬼作家》《被釋放的祖克曼》《解剖課》）的“結語”，本書由主人公內森·祖克曼數天的日記組成，為第一人稱自述。儘管本書仍然關注寫作的意義、作家的身份以及創作對於社會的影響，但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卻是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布拉格。在布拉格，祖克曼遇見了許多被放逐的旅居流亡藝術家，他們身上都揹負著同一種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極權主義政權已經剝奪了他們通過藝術創作說話的能力，文學的偉大力量被當權者懼怕，也被諷刺性地認可——以強制撤銷的方式，因而這些知識分子只能以縱慾狂歡的方式，在肉體反叛的層面實現對政治威權的叛逃。
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將“祖克曼三部曲及結語”的體裁歸類為一種新的自傳體小說，這類自傳體小說專門描繪撰寫自傳體小說的體驗。他認為，內森·祖克曼與其說是羅斯虛構的“第二自我”，不如說更接近於一個“本來自我”。故事裡真實與虛構的邊界逐漸模糊，正如書中所寫：“一個人的故事不是要蛻掉的皮膚，它是無可逃避的一個人的身體和血液。這個故事與你生活的主題相關，這是一個永遠反覆出現的故事，它既是你的發明又是關於你的造物。”《布拉格狂歡》既是羅斯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切關懷，也是他對於個人經歷的自我沉溺，儘管以他的文學才華，祖克曼的人生放諸四海皆準。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家境優渥的貴族大小姐中根鏡子在她19歲那年，經人介紹與29歲的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本名）相親。那時的夏目漱石還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中學英文教師，而相親故事也不具備“今夜月色真美”式的浪漫。與NHK連續劇《夏目漱石之妻》中描繪的不同，夏目漱石並非被鏡子“天真無邪的笑容”所吸引，而是因為鏡子毫不顧忌地對著漱石大笑——露出一口極難看的牙齒，他當即認為鏡子誠實不做作，很快便定下了這門親事。這些令人捧腹的生活細節均出自鏡子的口述回憶錄《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回憶錄中的夏目鏡子並不僅是作為附庸被提及的“文豪之妻”，而是一位真性情的女子，與夏目漱石攜手相伴度過了二十年波瀾起伏的婚姻生活。這本由鏡子夫人口述、長女婿松岡讓筆錄的夏目漱石回憶錄，是鏡子在晚年時對逝去的丈夫的點滴回憶。本書從兩人第一次見面相親開始，至夏目漱石的葬禮結束，按時間順序劃分為64個章節。書中描繪的是與公眾形象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的漱石”和“妻子眼中的漱石”：一個作為丈夫、父親、朋友、貓奴、神經衰弱患者的普通人形象躍然紙上，立體而鮮活，而漱石作品中的貓和人都能在回憶錄中找到原型。讀者亦能夠從二人的婚姻生活史中，窺見明治時代的社會風貌。
口述回憶整理者松崗讓表示，本書作為對二十年婚姻生活的如實記錄，或直接或間接，只要是與先生（夏目漱石）有關的，一切都按照記憶坦白地敘述出來。儘管受到一些讀者指責“過於直白大膽”，他認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也造就了本書獨特的敘述風格與參考價值——它既非傳記，也不是評傳，只是一部遺孀的回憶，但作為對夏目漱石家庭生活記錄的系統化整理，本書所提供的資料在幫助解讀漱石作品方面的貢獻不可替代。
《美好社會與美美與共：費孝通對現時代的思考》
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家費孝通的早期著作《鄉土中國》與《江村經濟》，是基於“從實求知”的田野調查經驗對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做出的結構式分析，也被視作人類學研究的經典之作。這本最新出版的《美好社會與美美與共：費孝通對現時代的思考》則是晚年的費孝通在改革開放之後，在對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區域進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索成果，也是費老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
本書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城鄉協調發展”、“民族與社會發展”、“全球化與文化自覺”以及“學術反思與展望”。改革開放後，費孝通的關注目光逐漸從中國本土社會移向更為廣闊的全球社會，這既能夠幫助進一步思考當代中國社會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也符合“關注未來”的人類學普世情懷。“美美與共”的文集標題源自他在1990年八十壽辰聚會上就“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進行的主題演講，內容是人類學如何處理不同文化的關係，演講文字稿亦收錄於本書。在演講中，他給出了這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即在保持對自己文化的欣賞態度的同時，也要了解他人文化的優勢與美感，最終達到“美美與共”的境界——不同人群在人文價值上取得共識，以促使不同的人文類型和平共處。
除了晚年的學術成果之外，費孝通還在本書中自剖了研習人類學的初衷。出生於清末民初的他原本是想學醫，而那時正值社會劇變，出於一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他漸漸意識到“為萬民造福”比“為個人治病”更有意義，學習人類學是為了能夠習得一些認識中國社會的觀點和方法，以知識推動社會進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學以致用”被費孝通引以為自己治學的根本態度，其步履不停、筆耕不輟的研究生涯亦可謂這兩條座右銘的真實寫照。
《科舉》
五代時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記錄了唐太宗在御史府看到新科進士們意氣風發列隊從官府走出的景象時，不禁流露出的喜色與感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代可視作從延續自六朝的貴族政治轉型向新的官僚政治的過渡期，科舉制度則為這個社會性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創立於隋文帝時期的科舉制度原本是天子為了與貴族鬥爭、強化中央集權而創造出來的武器，用以選拔民間的官吏資格持有者；至宋代，科舉的全盛時代到來，中國歷史上的文治派政治也首次得以實現。在此之後，原本旨在網羅天下有識之士的人才選拔制度，卻逐漸背棄了開放與公平的制度理想，對科舉“有考試無教育”的反省聲音也愈來愈強。最終，將國家教育的責任徹底轉嫁給民間的科舉，成為了輔助階級區隔再生產的機械考試製度。
曾榮獲日本學士院獎和法蘭西學院頒發的儒蓮獎的宮崎市定，是戰後“京都學派”的第二代巨匠，也是最負盛名的東洋史學研究家。在《科舉》一書中，宮崎市定以科舉考試的層層關卡為序，在詳實史料的基礎上，敘寫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實態，亦結合中國社會現實的變遷，從“官與民”的雙重角度評價了科舉。
除了透析科舉制的前世今生，本書也為我們理解在中國與日本都十分普遍的“現代考試地獄”現象提供了指引。在後記中，宮崎市定對日本如今的“入學難”現象做了簡要的分析，並與美國高校進行對比。在他看來，爭先恐後想進入畢業時最有利於就職的大學，為了這個目的選擇最有優勢的高中，再一路延伸至最好的幼兒園，這一連串環環相扣的競爭路線體現了一種封建性的、前現代性的終身僱傭制思路。而且日本文化中對“義理人情”的強調，使得機構購買的不僅僅是員工的勞動，還有他的人格。宮崎市定將打破現狀的希望寄託於實業界，並要求政府加強教育投資，學校肩負起訓練學生的責任，而家長也不能夠再保持“獨善其身的態度”——只關注自己子女的教育質量，社會整體的教育投資才是改良教育體系的關鍵。
《陳從周造園三章》
建築設計師貝聿銘在《陳從周傳》的序言中寫道：“從周對中國園林如痴如醉，造詣高深……對中國園林之理解肌擘理分、博大精深，非凡人所能及。著書多卷，其所著《說園》為中國園林之經典著作而享譽世界，並以此弘揚中國文化之精髓，功績無量。”作為一名古建築園林藝術專家，陳從週一直積極從事保護、發掘古建築的工作，他愛好廣泛，對於書畫筆墨等也多有涉獵且造詣頗深。在他看來，“造園綜合性科學、藝術也，且包含哲理，觀萬變於其中”，“中國園林之所以稱為文人園，實基於‘文’，文人作品，又包括詩文、詞曲、書畫、金石、戲曲、文玩等等，甚矣學養之功難言哉。”他將中國傳統的文史哲藝與古建園林融為一體，創立了現代中國園林學，並出版了諸多研究園林的專著，如《說園》《蘇州園林》《園林談叢》等；晚年時期，陳從周還直接參與指導了江浙滬諸多古園的維修和設計工作。
2018年為陳從周百年誕辰，在同濟大學舉辦的紀念會上，由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組織編撰出版的《陳從周造園三章》首次面世。該書追記了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他在古稀之年先後主持的三個園林的設計和修建工作，分別是“補豫園”、“構楠園”和“覆水繪園”。豫園現如今是上海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其錯落有致、動靜相宜的精巧構造即出自陳從周之手。“補豫園”指的是保留原有的豫園格局不變，東部用地單獨成章，續以石橋迴廊、花牆藤蘿，與古戲臺相得益彰。“構楠園”則是他基於雲南安寧特有的風土人情，因地制宜打造的一座園林，譬如使用當地的紅砂岩、配置本地的植物品種等。楠園也是陳從周唯一獨立的設計，他在園林設計中把《說園》的理論化為了現實。水繪園是明代江南才子冒闢疆的私園，也見證了冒闢疆與秦淮佳麗董小苑的棲隱故事。陳從周通過研讀舊時文獻，確定了重修的原則：一為城，二為水；疊山引水，繞樓環臺，自由通達。本書一方面集中記述了陳從周先生晚年的造園成就，也展現了陳老在古建造園領域知與行的結合。
《如何擁有屬於自己的動物園》
誕生了數百年的動物園始終不得不面對剝奪動物自由的原罪，儘管現代動物園行業的職責已逐漸清晰——科研、物種保護與自然教育，但當人對動物擁有了裁製性的權力之後，以“保護”之名建立的動物園是否剝奪了動物的尊嚴、限制了動物的自由？更何況如今虐待動物的新聞報道層出不窮，人與動物的相處方式也應當被再次思考。如何建立一座優秀的動物園？這本記錄了英國切斯特動物園起源的自傳，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答案。
1930年，當喬治·莫莎德搬到英格蘭西北部的切斯特村，準備實現建立一座“沒有酒吧且能讓動物自在生活的動物園”的夢想時，他四歲的女兒瓊還不知道她的生活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快，她便擁有了與其他小朋友與眾不同的童年——最好的朋友是一隻名叫瑪麗的黑猩猩。廚房裡養著獅子幼崽和鸚鵡，孩子們的飯後運動則是尋找一隻藏在床上的熊，而這些都只是莫莎德一家的平凡日常，無論是鵜鶘、企鵝、北極熊或瓊，都是切斯特大家庭的普通一員。
《如何擁有屬於自己的動物園》是瓊·莫莎德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記錄的切斯特動物園的故事，也是BBC 1頻道短劇《Our Zoo》的原著小說。作為英國每年接待遊客最多的動物園，這裡最突出的特色是人工模擬自然環境，被譽為“沒有圍欄的動物園”。在建造動物園時，莫莎德一家會十分關注動物們的感受，比如儘管開闊的場地會讓遊客能夠更好地觀察動物，卻會讓動物沒有安全感，所以在設計時，切斯特動物園會講究視野的合理遮擋，保護動物們的“隱私”。除了莫莎德一家人與動物之間的親密關係以外，瓊還記述了切斯特動物園幾十年來所遭遇的經營危機——被當地社區排擠、破產、二戰空襲、食物短缺等。書中亦附有1931年動物園的手繪地圖。在瓊看來，雖然書中記敘的故事不像BBC劇集裡有著那麼多浪漫元素，但“現實中的情節是同樣的跌宕起伏，同樣值得一直流傳下去”。
《美的進化：被遺忘的達爾文配偶選擇理論，如何塑造了動物世界以及我們》
理查德·O.普魯姆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到雄性橙胸林鶯的場景，那是在1973年5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那隻橙胸林鶯就站在普魯姆家前院的一棵白樺樹上。所有經過訓練的觀鳥者都會被它全身黑色、橙色和白色交織的羽毛圖案所震撼，這是一種神經層面的體驗而非單純的感官認知，即用大腦中視覺皮層的人臉識別模塊來識別和確定鳥的種類及其周身羽毛的情況。作為耶魯大學的鳥類學教授，普魯姆在40年的鳥類觀察生涯中逐漸意識到，存在一個亟待研究卻又被人長久忽略的課題——美的進化。這裡的“美”是鳥類自身對美的認識，也就是說，鳥類的性交配決策和配偶選擇，是如何推動鳥類進化出如此多種多樣的外形的。
《美的進化》是一本講述美和慾望的自然進化過程的書。提及“進化”一詞，多數人首先想到的便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但達爾文並沒有從生物適應性的角度去解釋配偶選擇。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一書中，達爾文提出了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觀點：雄性所擁有的美麗的性狀，譬如雄孔雀的尾屏、雄性大眼斑雉的燦爛翼羽以及雄性紅頂嬌鶲用於求偶的太空舞步等，完全是為了迎合雌性對美的品味。這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理論相違背，也受到了許多進化生物學家的批評。然而，“進化”一詞的含義果真如此刻板單一麼？普魯姆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以在世界各地30多年的實地考察和野外觀鳥經驗為基礎，時隔多年，普魯姆對達爾文的性選擇理論做出了有力聲援，他把性選擇從自然選擇中剝離出來，建立起了一套“審美演化”的解釋方式。普魯姆認為，正是炫耀特徵和擇偶偏好的彼此影響與共同進化，自然界的美才擁有了驚人的多樣性。
在本書中，普魯姆還運用“審美演化論”探討了人類性徵、求偶選擇和性行為的進化。這些不同於主流性選擇理論的見解在生物學界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但毫無疑問，普魯姆動搖了單一的終極適應標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生物進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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