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性採訪的底線在哪？

這是一個極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極壞的時代，美麗與醜陋、正義與邪惡、正面與負面並存並且相沖突著。扶正祛邪是每一個有良知的新聞人必須擔負的使命。任何邪惡都是見不得光的，媒體公開的報道可以說是刺向邪惡的一把銳利的匕首，投向邪惡的一劑猛藥。所以，邪惡會本能地用盡千方百計來掩蓋事實真相。在這樣的情況下，常規的採訪手段難以奏效，隱性採訪並應運而生。

一、隱性採訪及其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隱性採訪也稱秘密採訪或暗訪，是指記者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以其他假身份，採用各種取信息的手段進行的採訪。它是與顯性採訪相對而言，同時也是顯性採訪有力的輔助工具和手段。根據記者介入新聞事件的程度和方式，隱性採訪可分為涉入式和觀察式兩種方式。涉入式指記者假冒身份涉入新聞事件，在新聞事件中直接充當干預甚至是推動事態發展角色的一種方式；觀察式屬於“旁觀”新聞事件並趁人不備攝錄事件本來面目的方式。

不公開記者身份，不公開採訪意圖，成為隱性採訪的基特徵。當不知道有記者採訪的時候，人物和事物都在自然狀態下活動和運行。這時被採訪者才不會受外界干擾，而呈現出其最原始、最本質狀態。公開採訪無法獲取的資料，通過隱性採訪就可以獲取。那些黑暗面完全呈現在公眾的面前，引起公眾的關注，並對政府形成一種壓力，公眾和政府共同譴責並採取措施予以革除。而且從受眾的角度來說，沒有經過粉飾、包裝的東西，更具有可讀性和可視性，滿足了受眾好奇心的需要，更能贏得受眾的青睞。

由於隱性採訪有上列好處，曾被廣泛的運用到新聞界的採訪中。1890女記者伊麗莎白.科克倫在《世界報》工作期間，曾喬裝打扮深入到萊克韋爾島的精神病院明察暗訪，揭露了精神病院虐待精神病人的醜聞，獲得政府的高度關注，精神病人的境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伊麗莎白.科克倫也因這篇報導而名噪一時。1903年初，清正府與俄國秘密商訂條約6條，俄國企圖據此控制我國東北等地。時任新聞記者的“沈藎用偵探手段得到準確消息後，傳給天津的英文報紙並遍載日報報紙。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電告全國，反對密約，四處響應，輿論強烈抨擊清廷賣國，極大地推動了拒俄運動。中央電視臺名牌節目《焦點訪談》以及各地新聞媒體所揭露的一系列重大案件有許多采取了隱性採訪的方法。

當代技術手段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迷你”攝錄設備，使隱性採訪變得越來越不易於被察覺。媒體之間的相互競爭，逼著媒體更加努力地開拓新聞資源。而批評和揭露性報道，就是其重要的新聞資源。我們雖然長期堅持以正面報道為主的方針，但以正面報道為主，並不排除適量、適度的負面報道。負面報道，其實就是為了揭開瘡疤。

任何醜惡現象一旦見諸報端便大白於天下，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隱性採訪，便是進行輿論監督所必不可少的一種重要手段。只要危害社會和公眾利益的行為或現象存在，隱性採訪的對象就會存在，隱性採訪這種廣受歡迎的採訪形式就不會終止。

二、隱性採訪與道德的衝突。

凡事都有兩面性，隱性採訪也不例外。隱性採訪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就與無休無止的道德爭論相生相伴。作為一種特殊的採訪手段，由於它採取了有別於人們常有的採訪手法，而這些採訪手法又與人們公認的一些道德理想、道德原則相沖突，因此，就理所當然地會受到一些道德責難。

目前許多新聞媒體不分事件種類，不分情節輕重，動不動就來偷拍偷錄，唯曝光而曝光，曝光成了一種癖好，大的問題抓不到，就硬到生活中去挖去找，這是隱性採訪的畸形現象。隱性採訪引發的道德淪陷表現在以下幾個方。

1．功利主義的放濫。

西方有一種倫理哲學叫“目的論道德規範”。目的論的道德規範是最終結果的道德規範。按照這種哲學，一種行為是否道德不是由這種行為本身決定的，而是由這種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決定的。目的論者相信結果可以證明而且經常證明了方法的正確性。在這種哲學中，倫理道德與絕對主義者或者守法主義者相比要更具有相對性。從目的論的角度來看，舉例來說，偷竊並不總是錯誤的，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是一件正確的事情。一個母親為了她飢餓的孩子去偷竊食物是一種正確的行為。一個人為了救別人的命而說謊是一種道德行為。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記者認為他們的目的是要做政府的看門狗，保護公眾利益，保證公眾獲得充分的信息。他們認為，不管他們需要使用什麼手段來實現這些這些目標，這些手段都是道德的。記者動輒暗訪偷拍，甚至“自導自演”來獲取新聞，這也被認為是合乎道德的。記者只要進行暗訪就可以獲得他們在明訪在獲不到的資料，而且可以節省相當長的時間。這讓記者變得浮澡，沒有耐心與被訪者打持久戰，助長了記者“短、平、快”的功利主義思想的蔓延。

2．社會的恐慌感

在針孔攝像頭被普遍濫用時，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會有一種不安全感，都會產生恐慌。而逃避這種恐慌的最好辦法,就是減少被偷拍的機會.可以想象,當我們的社會有這麼多的人對偷拍充滿恐慌時,偷拍已經被濫用到了何種程度,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我們：從社會影響看，隱性採訪可能帶給人們的道德問題之一是對心靈安寧的要求的傷害。

有媒體報道，自從臺灣璩美鳳性愛錄像案發生後，臺灣的許多女性在公共場合不敢如廁，她們擔心無孔不入的針孔攝像機會曝光她們的生活隱私。這些女性們的恐慌雖說不是直接來自新聞記者的隱性採訪，但在因果關係上卻十分類似。所以，我們必須關注和尊重人們對心靈安寧的追求。人從出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對安寧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渴望。在人的諸種需求中，生存和安全的需求是最低級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如果一個人生存和安全的需求都無法滿足，那麼，其他再高級的需求都是無從談起的。

3．社會誠信危機

為了“爭奪眼球”，一些新聞記者開始偽裝自己，介入新聞，有的甚至直接地成了某些新聞事件的“導演”。這種用欺騙的手段去影響新聞事件進程的行為，會受到社會的責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用欺騙的手法採獲新聞，在道德評價上是令人困惑的，因為採訪新聞固然是新聞記者的基本工作要求，也符合普遍的社會道德評價標準，但“用欺騙的手法”卻只能獲得非道德的社會評價。瓦萊麗·海曼曾說:“如果說真話是我們新聞工作者所堅持的價值觀之一，那麼我們在決定為了真相而進行欺騙之前必須經過認真仔細的考慮。”

4．窺探他人隱私的慾望增加

何為隱私？隱私最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的物理空間。隱私的概念和公開的概念是對立的，正如漢納.阿蘭茲指出的,在古代世界中,隱私是“公開世界的另一面,是隱藏著的.隱私在政治上的含義就是你作為人的最起碼的可能性,沒有私人的地位就意味著不再是人，”可見隱私對一個人是多麼的重要。實際上，大多數人都喜歡窺探別人隱私，不管對方是名人，還是平常老百姓，甚至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安頓的《絕對隱私》的暢銷，萊溫斯基訪談節目的高收視率，各大報刊媒體都喜歡弄些花邊新聞等就是例證。為了窺探別人尤其是名人的隱私，有些人已經達到了近乎瘋狂的程度。心理學者蘇曉波曾說：“只要人格還沒有成熟，人們就還會熱衷於窺探別人的隱私；只要還有慾望被深深壓抑的人，就會有人挖空心思地揭露別人隱私，藉著別人的隱私，宣洩自身的慾望；只要人性還存在著缺陷，窺探隱私的喜好，就永遠不會結束。”

受眾的這種窺探欲，“綁架”了記者，記者為了在競爭中能獲勝，通過隱性採訪，不斷暴露一些焦點人物和普通人的隱私，來滿足受眾的窺探欲。當真正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擺在媒體面前，記者卻忽略了這些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新聞，忘記其職業道德和社會職能。走向市場化的新聞媒體運用隱性採訪時背離了職業精神。試問這樣的新聞媒體又如何能擔當起監督社會環境的大任呢？

三．博弈中的平衡。

隱性採訪與道德存在著這麼多的衝突，那麼我們在隱性採訪中要如何平衡隱性採訪與道德的衝突呢？

1、公共利益至上原則。

當人們面臨兩難的道德判斷時，決策的標準往往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隱性採訪雖然存在著道德評價上的先天不中，但並不影響我們為了保護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共道德體系而寬容它的存在。隱性採訪對社會上的欺詐、腐敗、違法亂紀等醜惡現象的曝光所涉及的內容，大都是嚴重侵害公共利益的人及行為，因而受到公眾的歡迎和肯定，這是隱性採訪合乎道德要求的基礎。

2、守法原則。

是現代社會一切活動的最根本要求，隱性採訪當然也不能例外。從根本上講，合法行為是合乎道德要求的基本前提，只有合法的行為，才是道德的行為。在任合時候，我們都必須堅守法律這一條底線。如果記者堅持以違法的行為去抨擊違法的或有違道德的行為，最終不僅會把新聞活動置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也會破壞我國苦心建立起來的法律體系。

3、客觀原則。

無論是社會角色期待還是記者理想追求，記錄者應該是新聞記者最為適宜的社會角色。我們都習慣於講這樣一句話：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這句話至少包含了兩層意思：新聞必須是真實的；新聞記者應該是歷史的記錄者。新聞必順是真實的，這是新聞媒體和社會對新聞的共同要求。如果新聞失去了真實性，也就失去了該行業存在的必要性。

4．動機良好。

動機良好的採訪也許並不能保證新聞記者的隱性採訪一定符合道德規範，但符合道德規範的隱性採訪其動機一定是良好的。新聞媒體在開展新聞報道時，輿論監督是必不可少的內容，而隱性採訪又能是開展輿論監督所必須倚重的手段，但我們開展輿論監督時，心態一定是“恨鐵不成鋼”式的，是抱著發現問題、曝光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開展新聞活動的。任何新聞報道的目的，不是為了給社會增加不安定因素，而是為了使我們生活的社會更加純淨、文明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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