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0日，上外中東研究所所長劉中民教授在《文匯報》發表評論文章《透支霸權或預示美將走向衰退》（見《文匯報》2019年4月10日第4版），全文如下：
透支霸權或預示美將走向衰退
美國總統特朗普7日宣佈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外國“恐怖組織”。這是美國首次將他國政府的武裝力量定義為“恐怖主義威脅”。
自特朗普當政以來，美國相繼採取了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悍然退出伊核協議並兩次啟動對伊朗的嚴厲制裁、承認以色列擁有對戈蘭高地主權等霸權行徑，此舉是繼上述行徑之後又一超常的霸道做法。它不僅招致了包括伊朗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也招致了美國國內的強烈質疑和反對。
特朗普的任性魯莽之舉不僅對國際社會有巨大的破壞作用，同樣對美國自身也存在著巨大的風險。
伊朗已經對等宣佈美國軍隊為“恐怖組織”，美國在中東軍事基地、安全和情報機構及其人員也將被伊朗視為“恐怖組織”。一旦美伊不斷採取報復性舉動甚至發生直接對抗，也將對地區安全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
中東地區的安全環境持續毒化
特朗普中東政策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一軸兩翼，美國第一”。其基本內容是以遏制伊朗為主軸，以強化美國與以色列、沙特的盟友關係為兩翼，進而在減少投入的情況下掌控中東事務主導權，並從中撈取軍售訂單等私利，服務於“美國第一”的原則。
美國在巴以問題上的“世紀協議”實質就是通過犧牲巴勒斯坦、敘利亞等國家的主權來強化美以同盟關係。而力推沙特組建“阿拉伯版北約”，推動沙特與以色列走近，則是為了建立針對伊朗的“以色列—阿拉伯遜尼派軸心”。
在上述政策中，特朗普中東政策的核心在於塑造伊朗“地區霸權和地區安全破壞者”的形象，通過強化“伊朗威脅論”滿足沙特、以色列的訴求，同時強化對沙、以的控制。而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則是這一政策的繼續，其內在邏輯是通過強化“伊朗威脅”固化沙、以與伊朗的對抗，同時使得沙、以在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
這種做法將造成中東地區安全環境的持續毒化，加劇沙、以與伊朗之間的對抗以及中東地區格局的陣營化、對抗化。
此外，由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敘利亞的存在，及其對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等組織的影響，美國此舉也將導致敘利亞危機、巴以問題、黎巴嫩問題的複雜化。
國際反恐鬥爭日趨地緣政治化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圍繞恐怖主義的定義以及相關組織的定性問題長期存在嚴重分歧。而美國則在反恐問題上長期採取雙重標準，甚至打著“反恐”的旗號肆意對他國進行政權更迭。例如，美國以“反恐”為由發動2001年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不僅未能消除恐怖主義，反而刺激了“伊斯蘭國”等新型極端組織的滋生。又如，美國和西方把真主黨、哈馬斯等具有激進色彩的伊斯蘭組織簡單定性為“恐怖組織”，也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鬥爭中，中東形成了以美國、俄羅斯、沙特、伊朗領導的各種反恐聯盟，以反恐為名、謀地緣政治主導權之實的鬥爭本就十分複雜。
客觀而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幫助伊拉克、敘利亞打擊“伊斯蘭國”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不容否認的現實。但是，美國肆意根據國內法定性“恐怖組織”，直至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的做法，不僅嚴重蔑視聯合國的權威和國際法理，而且必將加劇反恐鬥爭的地緣政治化。當前，“伊斯蘭國”的實體雖已潰敗，但其分支機構和極端思想的威脅依然嚴重。美國此舉將加劇國際反恐鬥爭的工具化和私利化，並嚴重破壞國際反恐合作。
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以來已兩次啟動對伊朗的嚴厲制裁，而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的做法必然伴隨對伊朗更加嚴厲的制裁。此前，由於歐盟在捍衛伊核協議方面的承諾遲遲難以兌現，加之美國不斷勒緊對伊朗制裁的繩索，伊朗不斷高調以軍事演習、試射導彈和宣稱隨時退出伊核協議作為回應。
在美國第二輪制裁對八國的赦免期限日益臨近之際，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這一做法必將進一步刺激伊朗的反制決心，美伊關係在伊核問題轉圜的希望將更加渺茫。儘管美國此舉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但它勢必在伊朗內部加劇魯哈尼代表的溫和派與保守派的對抗，伊朗內部在存廢伊核協議問題上的鬥爭將更加尖銳。
在歷史上，過度透支權力、權威和信譽構成了帝國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特朗普正在毫無顧忌地消蝕美國這一現代帝國的根基，這不僅對世界有百害而無一利，更是美國權力衰退的不祥之兆。因為濫用權力至極的反面恰恰是權力手段的貧窮。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佈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
微信ID：MESI_SISU長按二維碼關注我們
閱讀更多 上外中東研究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