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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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偏北
劉汀
引子
去東北
從何時起，去東北如去故國
所有相關詞語都被顛覆，如果還可
用押韻的方式喊幾嗓子，就無需
強行戒酒。機器繼續轉動
稻田繼續收割，唯笑聲新鮮而迫切
大火熄滅後，下一代人手持火把
四散奔逃。我們該有多愛自己朽爛的根
做尾巴，做皮鞭，做停泊雲煙的纜繩
投名狀一納再納，到最後
東北仍像是，共和國驕傲的孤兒
這是二○一七年國慶期間寫的一首詩。
它不是一首好詩，但它表達了我對東北複雜的情感。就是在寫這首詩的同一時刻，我動了寫一篇有關東北的長文的念頭。近些年，各種以東北為描寫對象的文章已經很多了，人們都在談論，那個當年的“共和國長子”、重工業基地、肥沃千里的黑土地到底怎麼了。是被拋棄的曾經的寵兒，還是寵兒耽於歷史的輝煌和暗色，已經無力跟上世界的步伐；是地域文化和人群性格開始暴露出在信息化社會的短板，還是強大的集體主義時代的遺存，徹底改變了這塊土地上的社會生態……無數的問題攜帶著灼見與偏見並存、熱愛與背棄同在的答案，洶湧於我們可見的各種媒體之上。東北，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種公共性的社會談資，人們對它充滿疑慮，也充滿焦慮。
令人覺得有意思的是，這種疑慮和焦慮最強烈的地方不在東北，反而在東北之外，或者更多地在那些離開了東北的東北人心中。這部分人有著特殊的懷舊熱情，對“東北再起”懷著熱烈的期待。國家層面，也不止一次看到新聞說要重新振興東北，但以近幾年的經濟形勢看和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來看，收效並不理想。而另一個方面，我所接觸和觀察到的東北人，似乎並不在意自己家鄉的GDP持續落後，也不羨慕廣東、浙江等富裕省市的快速發展，他們沉溺於自己的日常快樂之中，畢竟如今已經溫飽無憂，所差的只是生活質量上的不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伴隨著近二十年東北經濟增長緩慢或衰退的，恰恰是東北民間文化的全國性廣泛傳播，二人轉、喊麥、鄉村愛情、網絡直播，以及許多影視劇開始轉景東北（特別是哈爾濱）；即便僅拿文學中的地域表達來看，近些年重新顯現出地方風格和活力的，除了上海，只有東北。作家、批評家們似乎開始重新把目光投注與歷史與現在交織對比強烈的兩個地域，重新凝聚北方的粗糲硬朗和江南的都市婉約。而如果單從清晰的地域性和對其他地方的影響力來看，在近二十年中國影視文化的版圖上，東北恰恰是形象最鮮明、最明確的一個地域。這種錯位之間，又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而我，作為一個內蒙古人，並不屬於真正的東北。在地理位置上，我的出生地恰恰是中國的東北偏北。我認識很多東北人，我們都認識很多東北人，這沒有什麼特殊的優勢；妻子是正宗的東北人，因為這層關係，我得以多次往返東北的一座小城松原，並和那裡的人們有了直接的接觸。我想我的優勢恰恰在於東北偏北：我不屬於東北，但我也不能算是東北之外，我不寫一種純粹的旁觀者視角，我也沒有根植於童年經驗的純粹東北人立場——此刻，媒體上和網絡上充斥著這兩種思維下誕生的文章。
因此，本文將徹底從一個一隻腳在東北而另一隻腳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個體經驗出發，融合近些年對東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觀察，嘗試素描出一個個人化的東北形象。或者說，這是我個人與東北的發生學和交往史。
大連
二○○○年的八月底，內蒙古北部山區的秋意已經很明顯，我從小鎮林東坐上了一班長途車。此行的終點是遼寧的一座海濱城市，但需要先到赤峰轉站火車。那時候，赤峰境內的幾條高速公路甚至尚未開始規劃，車行便道，一路顛顛簸簸、彎彎繞繞，要走六個多小時；長途車也破舊，絕境般掙扎的轟鳴震耳欲聾，車廂裡永遠充斥著濃重的汽油味——當然，對彼時還不到二十歲的我來說，所有的汽車都是這樣的，我從未見過嶄新的汽車，汽油的味道就是汽車和路的味道。
這是一趟未知而冒險的旅程，我身上並沒有大學錄取通知書，卻隻身去遙遠的某所大學報到。那座學校在大連，屬於遼寧省，臨海。得知自己被大連的一所稅務學校錄取後，我曾在教室後牆的中國地圖上搜尋它的位置。一番摸索，只找到一個點和兩個模糊的字——地圖已經被同學們摩挲得和汽車一樣破舊了。我應該在歷史和地理課上學習過和大連有關的知識，但記憶裡卻毫無痕跡，至少沒有任何具象的痕跡，以至於我堅持認為，在此之前，這座城市在我的意識圖景中從未存在。按照那張被丟在林東鎮某處街道的通知書，我要去大連學習有關稅務的知識，從而開啟自己新的人生。我對此並未懷抱熱望，這只是對乖張命運的無奈接受。
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無人與我同路。父母當然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這筆費用專門去送我，更沒有另一個考入同座城市的夥伴可以相約。少年的旅途似乎總是獨自行走，尤其是遠行，它成了長大成人的必然儀式。在急速行駛的車上，我終於徹底弄懂了中學課文裡的比喻：一隻飄蕩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船。路上有任何事，我都沒辦法聯繫上家人。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家裡也沒有電話，這樣的遠行像是一場沒有重聚日期的漫長告別。幸好，全家人東拼西湊的五千元學費已經匯入銀行，無需提心吊膽地裝在口袋裡了。在當年，一條命，也就五千塊，有的甚至不值。
前途未知，但步履腳步必須行進，這是一個二十歲的鄉村少年必須面對的現實。
到赤峰時，已臨近中午。下車後，我到離汽車站不遠的火車站買了去大連的車票。唯一的一趟車，要晚上九點半才開，我有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待在這座北方小城——我彼時到過的最大的城市。但我不敢離開車站，一直拖著三十塊錢的皮箱，坐在候車廳裡，就著礦泉水啃麵包。這樣的午餐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有點慘？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這已經是“窮家富路”的極致體現了——如果不是出遠門，怎麼可能吃麵包喝礦泉水？我還記得，大半年前，我仍在繼續自己的第二次復讀，早我一年讀中專的弟弟，一路站票從呼和浩特回到林東，甩著浮腫的雙腿去中學看我。我們在教學樓走廊的拐角說了幾句話，他臨走時留下的，正是他一路上沒有吃完的兩個麵包，來自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麵包，味道上已經附著了幾千裡的風塵。就是這兩個麵包，幫我抵擋了一週對其他食物的誘惑，讓我覺得長途旅行是可以忍受的。
第二天上午，火車進入大連郊區。夏末秋初的天氣晴朗明亮，我透過車窗看到寬闊的公路，公路兩旁閃過一片又一片花壇。這些如今在很多小鎮都習以為常的景觀，對當時的我來說，只能用震驚來形容。我從未見過鮮花被如此整齊而大量地栽種、擺放、剪裁，我此前所見的花只有兩種：山上的野花和電視裡的花影。我產生了一種茫然和興奮，茫然於即將獨自在這個陌生到魔幻的城市生活，興奮於家鄉外的天空如此之大、可能性如此之無盡。
但我只在大連待了一個月。這一個月裡，東北作為一個詞語被許多人提起，不論是極少數的南方同學還是家就在此地的北方同學，他們像說一個臨近村莊那樣談論東北，談論瀋陽、哈爾濱、長春和大連。南方同學說，自己的父母從未想過他會來東北讀書，感覺好像去了國外一樣；東北的同學說，大連是東北比較特殊的城市，靠海，氣候溼潤，有著中國城市少有的乾淨整潔。或許就是從這一刻開始，東北才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概念進入我意識之中。在同宿舍的同學裡，有一個似乎對此很熟悉，他還說，我老家所在的赤峰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屬於東北的遼寧省，後來才劃歸內蒙的。我就想，原來我所在的地方，也曾經是東北。
那麼，東北在哪裡呢？
從現在的行政區域上看，很明確是指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個省。但在人們的意識中，東北不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更是生活和文化意義上的，除了那些城市、鄉村，它還指稱著一種聲音語調、一種性格、一種文化、一種習俗，以及所有這一切所最終形成的那個稱謂。東北在地球的東方，在中國版圖的東北部，也活在我們的日常認知裡，比如東北話，比如二人轉，比如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比如東北人應該能喝酒，比如東北人愛打架，比如豬肉燉粉條，比如人參貂皮烏拉草，等等等等。
我逐漸瞭解到，自己所在的是一座世界聞名的海濱城市，但我並未在這裡接觸過大海，它只在一次去市中心的公交車窗外閃過。因為我成長所在的地方與東北的諸多相似，一個真正的東北城市大連給我的新鮮感反而都是非東北的。這種新鮮感裡，包含著鄉村經驗面對城市時的激動和慌亂。滿大街烤魷魚的味道和海風吹來時的鹹溼味，讓我經受幾十年亞熱帶乾燥的季風吹拂的鼻翼，感受到溫柔的撫慰。已經有幾年歷史的咽炎，也似乎在這裡獲得了緩解。
我在大連一個月，不止一次聽到人們在談論一件事。在大連市中心，星海廣場中央佇立著全國最大的漢白玉華表，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竣工，是為紀念香港迴歸而建的。一座有紀念意義的華表並沒什麼特殊的，特殊的是圍繞著華表的某些民間傳言。其中一個說，華表底下藏著一個時間膠囊，膠囊裡是建造時的大連市領導寫給二三九九年的一封信，那時是大連建市五百週年。人們紛紛猜測，信中寫的是對這座城市未來的想象和憧憬。
傳言已經無法證實，或者說它本就是一封被民間虛構的信。世事總是難預料，二○一六年八月五日凌晨，斗轉星移，因城市發展，大連星海廣場的華表被拆除，那封虛構的信當然也就此消失。
一個月之後，十一假期，我退學回到內蒙，此後再也沒去過這座城市。這是東北第一次作為具體之物進入我的意識，它如同一段打盹時快速沉溺的夢境，讓我產生嚴重的虛幻感。
我曾身在東北了嗎？我說不好，但同那封虛構的信有關的虛幻感，恰恰是東北後來命運的表徵之一。
松原·長春
走在長春的大街上，我特別吃驚，幾乎所有出租車的頂牌上都浮動著廣告，而廣告的內容竟然絕大多數是某某鎖城、某某開鎖。我心中充滿疑惑：難道長春人經常把自己的鑰匙丟掉嗎？還是這裡盜竊嚴重，人們不得不頻繁換鎖？又或者出租車公司和開鎖公司是一個老闆？我沒有找到能解答這個問題的資料。此後我去過幾十個城市，再也沒有見過類似的地方。我相信，任何被重複和強化的事物，都是某種徵兆，都代表著這個地方人們社會生活的特殊之處。這個徵兆伴隨著我後來每一次去東北的經歷。
妻子是正宗的東北人，她的老家是吉林省的松原市。松原市有幾年特別出名，因為那裡的高考抄襲猖獗混亂，後來被重拳打擊後，這種風氣已經平息，現在仍能搜到一些新聞報道。另一個讓松原聞名於世的，是那裡有中國第七大淡水湖查干湖。查干湖，原名查干泡、旱河，蒙古語為“查干淖爾”，意為白色聖潔的湖，漁業豐富。每年的查干湖冬捕已經成為一個節日，頭魚拍賣價連續翻番，最高價達到了近百萬。
但這些信息都是後來慢慢累積的，松原在我心裡的第一印象，是間接而負面的。有一年寒假，妻子坐火車到松原，然後又從松原跟人拼車回村裡。但在半路上，司機和拼車的人說，小姑娘，我們不想傷害你，請你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吧。膽戰心驚的妻子只好把僅有的一點錢給他們，然後被半路趕下車。幸好又在路上碰到了同村的人，才安全回到家裡。自此之後，她對自己的家鄉再沒有了天然的親近感，曾不止一次說，自己畢業後絕不會回到東北去工作。她的敘述也讓我對這裡有了某種厭惡感，這當然是刻板印象，但人們對一個地方的認知，常常就是由類似的細節構成的。
二○一七年十一假期，我們帶著小朋友回松原看她姥姥姥爺。內弟開他的二手車，載著我們行駛在松原的大街上時，我多年前在長春產生的疑惑和驚訝，又一次被激起。隨著車行的路徑，我看到小小的一個地級市裡，竟然有著無數家二手車行。後來春節回老家，出赤峰時，我又見到了一整條街的汽車商店。我跟滴滴司機說，看來這裡是赤峰的汽車交易市場。司機說，不，這裡是二手車交易市場。
兩個同樣級別的北方城市，都有著數量龐大的二手車店。這一方面似乎表明，家裡有一輛車已經成為這裡的重要生活指標，催生著汽車市場的繁榮。但另一方面卻又似乎在印證著人們虛榮的消費心理，買二手車在某種程度上買的並不是車，而是品牌，比如花不到三分之一的錢，就能開上奧迪或其他名牌。這與東北人喜歡戴大金鍊子，女人一定要有一件貂皮有類似性，貂皮的保暖固然在寒冷的冬季有其實用價值，但它真正的作用顯然是布爾迪厄所謂的“誇示性消費”。事實上，所有的奢侈品消費都是誇示性消費，所針對的是消費者對於“符號”財富象徵意義的佔有。
這一年的十一假逢中秋節，我終於走進了松原市的二人轉劇場。每一次去東北，我都想進二人轉劇場看一下，但各種陰差陽錯，一直沒有成行。這一次，特意早早買了票，雖然是中秋節專場，但票價出人意料的便宜，每張只要二十幾塊錢，跟看一場電影差不多。劇場很小，條件簡陋，只是一個有舞臺的大禮堂。演出晚上七點半開始，我們從家裡打車過去，八塊錢的路司機繞了十二塊錢。後來內弟聽說出租車收了我們十二塊錢，憤憤不平：從家裡到劇場，八塊都是多的。我們回來時，同樣被另一個司機繞了十二塊。我想起那個搶劫妻子的黑出租。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很明顯是聽出了我和妻子的口音，已經和松原本地很不相同了。東北人有一種奇特的心理，那就是對陌生人的兩極化態度，有時候極度熱情，有時候又極度欺生。後來，我在觀察中發現，東北人習慣於遵循一種“熟人”邏輯，不管什麼事情，只要是熟人、熟人的熟人，哪怕是熟人的熟人的熟人，那都好辦。但如果是純粹的陌生人，他們會立刻換一副面孔。
劇場外的海報上印著“歡度中秋”的字樣，還用濃墨重彩的美術字寫著，《鄉村愛情》裡扮演蔡老七的演員將會壓軸出場。劇場門口幾個小攤位在賣瓜子，人們大都買幾把瓜子進去。這類劇場有著很大的自由度，瓜子皮可以隨地扔，散場後會有人清掃。劇場的每一塊踩上去，腳底下都發出輕微的聲響。劇場擁擠之極，每個座位都坐著人，還有許多人靠在牆邊，沒有意外，手裡都抓著一把瓜子。甚至有一個母親，抱著也就一歲多的孩子，一起聽著震耳欲聾的歌舞聲。舞臺中央，幾個暖場的青年男女正在賣力地唱歌，歌曲當然是東北大街小巷的音響裡輪番播放的那些通俗歌。每張椅子上都放著一個用來搖動的塑料小手掌，一揮舞起來，就是啪啪啪拍手的聲音，刺耳但是效果明顯，很容易形成一種嘈雜的熱烈。可以吸菸，四周也充滿了煙塵，不吸菸的人吸進去的煙，似乎比吸菸的人還要多。
幾束鮮而刺目的燈光一會兒射向人群，一會兒又移動到牆壁和房頂，你能在光柱裡看到漂浮的塵埃，它們被人吸進吐出。暖場歌手終於唱完，鞠躬下臺，一個號稱重金請來的主持人跳躍著上來了，話筒雜技一樣在左右手間交換旋轉著。他所有的話都是常見的東北二人轉演員使用的語言：親愛的朋友們、最最親愛的父老鄉親們、大爺大媽大哥大姐老弟老妹們。是的，東北藝人天然帶有一種亢奮的基因，他們不耽於大聲而激烈地表達各種親密關係，雖然他們和觀眾一樣並不相信這種表達。但在劇場空間裡，如此表達的確迅速拉近了演員和觀眾之間的距離，這種拉近並非是情感性的，而是以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破除陌生感帶來的謹慎和戒備，讓人們迅速進入類似於“狂歡節”時的類迷狂狀態。
這不難理解——既然我們已經共享了一個黃色笑話，既然我們已經放下了所有表面的高雅，既然我們已經大聲地喊叫起來，既然我們已經認同親愛的、最最親愛的等肉麻稱呼，你又何須謹小慎微、心存戒備呢？釋放你自己的聲音和軀體，跟我們一起叫喊和舞動，對，大聲，再大聲，使勁，再使勁。他們喜歡跟觀眾要掌聲，用各種方式，你不鼓掌我就跪著不起來，你不鼓掌我就海豚音不下來，你不鼓掌我就自虐，總之你被一種道德感推動著拍起來巴掌，你被不耐煩感推動著拍起巴掌，你被左右前後的人帶動著拍起巴掌。為什麼一定要千方百計地討掌聲？那是因為，在如今的二人轉演出裡，掌聲不僅僅是表演的認可，更是表演的一部分。或者說，演員們需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確認雙方達成的微妙的心理平衡能始終保持，“狂歡化”能始終維繫，這是當下二人轉演出的根本秘密。我們知道，在真正的舞臺劇，比如話劇和音樂劇劇場裡，掌聲恰恰是外部干擾力量，是被約束的。但在這裡，掌聲是情緒的催化劑，也是致幻劑。當觀眾因為各種理由不斷鼓掌時，他們的確更快地讓自己融入了角色，沒錯，在二人轉劇場裡，觀眾才是那個真正入戲的人，演員們則一腳門裡一腳門外，他們對此心知肚明，勤勉為之。
在所有的中國民間文藝裡，二人轉是非常特殊的一種，它是誕生於民間，卻並沒有獲得真正雅化的鄉土藝術，它也從未真正走進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審美體系。京劇、崑曲、黃梅戲等等民間曲藝，都慢慢走向了雅化和文人化，只有二人轉始終保持著粗糲而濃烈的土地性、原生態。它也是唯一一種在電視時代和網絡時代被迅速、廣泛傳播的民間藝術，再沒有其他一種，能像二人轉及其衍生品這樣獲得傳統媒體、網絡媒體、自媒體的傳播和推廣了。談到這一點，不得不說藝人趙本山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趙本山藉助著央視春晚舞臺的小品，推動二人轉從一種地域性文化變成了一種“國家性通俗文化”，它的投名狀就是笑聲和掌聲。二人轉的產生在本性上是悲苦的，即便其中包含了無數的幽默元素，但特殊的悲苦才是它最動人的底色。在北方，每當冬日來臨，即便是號稱“長春”的城市，也一樣顯出灰突突的蕭瑟之氣。樹木枝葉落盡，大地露出斑駁本相，就連天上的太陽也只能是暗淡昏黃，而不會明亮耀眼，加之風雪冰霜時而相逼，一切都顯示著生命的負面色彩。更何況生活自身的艱難，亦令人只想痛痛快快地喊上一嗓子，以舒胸中悶氣。這種環境裡誕生的藝術，只能是本質的悲劇，也正因為如此，它要在語言和形式上表現出超出日常的熱烈，大紅的褂子大紅的棉襖、動作誇張的秧歌、吵鬧的鑼鼓喇叭，每一樣都如同宣言：天地蕭瑟啊，我必須熱烈。
但趙本山借小品把悲劇外化為一種喜慶形式，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強化了二人轉和東北文化裡歡快的一面，消解了悲劇性因素。這是一種“話語暴力”，也就是藉助強化甚至誇張化的語言，讓觀眾不由自主地發笑，甚至沉溺於這類笑聲之中。二人轉演員們一直在宣稱，許多人當年站在四輪車上的草臺班子，一個村一個村地露天演出，這的確是它的土壤。但現在，二人轉離開了土地，主要戰場轉移到了舞臺上。先是各種晚會，繼而是中國電視臺越來越多的喜劇類綜藝節目。原來的二人轉，內容上主要是生活場景，而現在它早已經突破了原生內容，各種戲謔性和無厘頭的改編充斥其中。作為二人轉核心的“唱”這一個部分，已經被“演”所替代。當下的二人轉演員，開始注重各種絕活：飆高音、模仿、翻跟頭、大劈叉，開始使用各種誇張表演，並沒有多少人真正去唱。或者說，二人轉正從原來的“話語暴力”走向“身體暴力”，無聲被笑聲和驚歎聲代替，熟悉被陌生化和震驚化代替，真切和樸素被誇張和戲謔代替。
在松原的這場二人轉演出裡，我同樣沒有聽到一首真正的二人轉，而是見過了各種灑狗血的搞笑橋段、煽情、飆高音、黃色段子，但讓我印象真正深刻的是它的贊助商，竟然又是一個二手車行。主持人每隔半個小時就要刷一下二手車行的廣告，每一次廣告中的洋洋得意都像是寶馬和奔馳在做宣傳。這也是正常演出的邏輯。如果用文化分析的視角來看，似乎可以認為，東北文化裡存在著強烈的而且是直接的意識形態“詢喚”性，或者說，它在通過各種通俗的儀式，詢喚出人們內心深處對於笑的慾望、對奇觀的窺視慾望、對倫理和階層禁忌的違反快感。
在松原，我的另一個觀察所得似乎更具有普遍性，那就是麻將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裡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人們在無事之時，總會湊到一起去打麻將，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以此進行賭博。我所聽聞的，只是在小村子裡，有時一個晚上就會有幾萬塊的輸贏，那是一個農村家庭辛苦一年的全部收入。有一些賭棍，春夏時節拼命插秧、收割，有限所得不願花在治病和改善生活上，竟然只是為了在冬日裡迅速地把自己的勞動收入輸掉。年復一年，循環不止。有人甚至輸掉了一家年收入幾十萬的稻子加工廠，機器仍在轟鳴，稻子依然在一粒一粒地變成白米，但這一切已經是別人的了。
許多人在年節時見面的第一句話，並不是吃了沒或過年好之類，而是問：昨天玩了沒？這種消遣的流行和氾濫，與東北漫長的冬季有關係。當寒冷降臨時，幾乎沒有什麼勞作在室外進行，人們只能聚集在一起喝酒、打麻將消磨時間。而單純的麻將桌上的輸贏顯然不能長時間填充這種無聊，加上賭注就變得不可避免。一般人家自己家裡也會玩，賭注很小，那時候氣氛就比較輕鬆愉快，因為你知道自己即便輸掉錢，也是到了親朋的口袋裡，而這種輸贏常常實現的是一種熟人交際和節日談資。
在我老家，玩麻將的很少，流行的是撲克牌，撲克牌裡最流行的玩法是打升級。這種玩法不適合賭博，因為經常打了一個下午，還沒有一組人能“通關”。過年的時候，也有人用詐金花的方式賭博，但一般情況下僅限於春節前後的一週到十天左右。每年臘月二十三之後，會有人約在某個愛熱鬧的人家裡打牌。平時節儉而吝嗇的主婦們，此時常常會拿出幾百塊錢給自己的男人，讓他們去玩玩，賺了固然好，輸了也可原諒，因為一年只有這一次機會，這是對他們辛苦一年的某種獎賞。
我在想，熱衷於打麻將和熱衷於打牌的區別在哪裡呢？老家和東北在那麼多相似之外，有了這樣一種不同，原因何在？老家當然也有鉅額賭博，但不是用麻將來賭，而是其他方式。只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我的兩個表弟，就因為賭博輸掉了幾百萬。在村裡，賭博確實是相當少數人，一個村裡至多一兩個，其他大部分都只是過年時玩一下。我所能想到的原因是，老家這個地方因為地理和歷史的原因，討生活實在過於艱難了，人們更相信沒有捷徑可以致富，更是實在捨不得把辛苦賺來的那點錢輕易輸掉。或者說，他們在內心深處覺得運氣這件事不可靠。
這一切都令我想起長春出租車頂的廣告：一部分是鎖，一部分是開鎖。這似乎可以看成是東北文化的一個隱喻，它自身也是不斷地鎖住然後打開，只不過並不是用這把鎖本來的鑰匙，而是另外的其他的東西……人們需要車，但傾向於選擇二手車；人們走進劇場，看似是而非的二人轉；人們擺好麻將桌，消耗身體裡剩餘的那點能量。
哈爾濱·四平
二○一五年十月，我跟著單位去參加第四屆新浪潮詩會。詩會在張家界，中國南方奇異的山水讓人大開眼界，更有煙筍、臘肉、土家族的歌謠，這一切對我這個北方人來說都新鮮而熱烈。最後一天返程的午飯前，我接到了一個紀錄片導演朋友的電話。他說他們準備做一個片子，全部航拍中國的省市自治區，問我是否有興趣參加撰稿。我說可以，回去見面聊。
回到北京碰頭，導演希望我先寫一個樣稿，目標選為東北的黑龍江，而樣章以哈爾濱為切入點。接到任務之後，我便開始在網上搜尋所有有關哈爾濱的資料。這真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但它的故事並未實現足夠有效的文學化。儘管有遲子建等一批作家一直在書寫，但哈爾濱卻始終沒能獲得上海、西安、北京這樣的城市文學形象，談起文學中的哈爾濱，我們仍然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老道外、索菲亞大教堂、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格瓦斯、張作霖、張學良、闖關東，我從網上所能找到的東西就是這些符號性的東西。稿子雖然一改再改，我始終無法進入這座城市的內部。我獲得的只是一個紙上的哈爾濱，我知道這裡有遠東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猶太人公墓，完全按希伯來教規埋葬死者，以獲得靈魂的安息；我知道索菲亞大教堂的建立是和中東鐵路的建成通車有關係；我知道中央大街是用俄式的方石鋪就的，一塊石頭的成本是一塊銀元，在當時，一塊銀元能請人吃一頓涮羊肉；我知道格瓦斯和哈爾濱啤酒，我知道冰雪大世界……但我仍然不知道哈爾濱是什麼樣的。
二○一六年秋，又是因為單位出差，我第一次到了哈爾濱。
從機場出來後，直接被接到了郊區的伏爾加莊園。我只在車窗的倒影裡見證過一些帶著異域風情的街景，而莊園裡雖然有俄式建築，但本質上仍是中國氣息。能讓人感覺到此處臨近北國邊境的，是餐廳裡成排的伏特加和格瓦斯。那是一箇中俄文學論壇，晚餐時中國人、俄國人、在中國的俄國人和在俄國的中國人聚在一起，喝的不是伏特加，是中國的白酒。俄羅斯人頻頻乾杯，談興很高，我頭腦中始終在恍惚著《戰爭與和平》《罪與罰》、契訶夫、普希金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但同時也浮現著斯大林、普京的影子。我感到他們和我眼前的俄羅斯人都像是哪吒，同一個身體上長著三個頭顱，每張面孔都是不同的表情。
夜晚時，我和兩位翻譯家避開了一個不知所謂的會議，走在黑暗的莊園裡。這裡的確幽靜，偶爾能看到一些俄式的雕塑或建築，但在夜空只留下濃黑的影子。我跟自己強調，這是哈爾濱，而且，這既是又不是蕭紅《生死場》《呼蘭河傳》那個“忙著生，忙著死”的哈爾濱；也既是又不是遲子建《白雪烏鴉》裡的哈爾濱。
儘管東北的經濟一直沒有起色，也沒有建構起文學形象，但哈爾濱卻逐漸塑造了自己在影視劇中的形象。僅這幾年，以哈爾濱為主要故事背景，反響很大的影視劇就有《剃刀邊緣》《少帥》《和平飯店》《無證之罪》《白日焰火》《懸崖》等等。這其中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歷史劇，因為哈爾濱在一段歷史時期的特殊性，相當一部分諜戰劇在這裡找到了絕佳的故事環境；第二部分為犯罪片。在《無證之罪》裡，你能夠看到如今的東北景觀：寒冷、雪、瑟縮的人們、街邊小店、黑社會、警察……似乎這樣的環境更容易激發人性中惡的部分，並且有利於塑造影片的冷酷色調。那些曾經作為東北的標誌的元素已經被悄然替換了，這個東北正陷入一種奇特的境遇中。
二○一八年暑期，我帶著家人再次到哈爾濱，兩天兩夜的行程裡，我竟然寫了四首詩。我們住在中央大街附近，每天都要在這條街上走幾個來回，給女兒買正宗的馬迭爾冰棍，看滿大街商店賣的紅腸和大列巴。但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東北虎林園，開遊覽車的司機不斷兜售著火雞活羊，希望遊客出錢買來，投擲到虎園裡，欣賞東北虎們的撕咬。還有護林員的某處，兩個女性工作人員抱著兩隻幼小的虎仔，充滿好奇心的遊客們掏錢跟虎仔拍照留念。工作人員面無表情，兩隻虎仔鬆軟無力，只有遊客帶著安全感的驚奇尖叫和擁擠的排隊聲。女兒也感到新奇，也想去拍照，被我堅決制止了。對她來說，這一切還只是好玩，但我無法這麼簡單直接地接受這件事。動物園真是人類最奇特的建築之一，它用人為的方式，模仿自然，圈養動物。我們在假裝享受和猛獸的親密接觸，而本質上是在展示人的權力。
在虎林園
在東北虎林園
司機不斷推銷死亡
一隻雞八十
一隻羊一千二
還有套餐組合
車外撕咬的老虎
哪裡知道
它們每天吃的
不過是人類
血淋淋的好奇心
但是，世界畢竟如此複雜而豐富，時代又是如此不可捉摸，東北作為一塊歷史悠久的土地，不會僅僅只提供二人轉或東北虎，現代化的其他因子同樣在這裡生根發芽，儘管這種進程顯得艱難異常。二○一二年，一部由吉林省四平市人民劇院的幾個二人轉演員拍攝的網絡視頻《四平青年》火爆網絡，成為當年較為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四平青年》的意外火爆，既與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後中國互聯網的勃發有關，更是中國後現代文化的一次應激反應。如果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初，大陸青年人的後現代情緒主要藉助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來做鏡像化的表達，那麼《四平青年》完全可以看作是在這種情緒滋養下，底層青年由日常生活而生出的一種反叛。根據百度百科的介紹，《四平青年》的內容簡介是這樣的：《四平青年》作為一部史詩鄉村電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叫作二龍湖浩哥的郊縣青年，帶著幾個兄弟在玉米地裡騎摩托，本來是去找人尋仇，卻在路上偶遇一個漂亮姑娘，由此忘記了尋仇，開始到四平市區尋找這個路上遇到過的姑娘，進而被捲入一場不太上檔次的“幫派混戰”中。在這個百餘字的介紹裡，我們已經可以窺見其來源：香港黑幫電影、城鄉結合部生活、網絡視頻。
但是，如果注意到這些演職人員的身份的話，我們可以得出另一個層面的結論，即這部作品是對近二十年來大肆流行的趙本山式二人轉的一種抵抗。而且，這部片子展現了一種“真實”的東北青年日常生活，也就徹底顛覆了二人轉和趙本山的電視所建構起來的東北鄉鎮生活。在趙本山的電視劇裡，雖然在細節上有很強的現實特徵，但卻始終在描摹東北人的表象而非本質。本質是什麼？或許是一種建立在迷惘基礎上的寂寞，但心裡又始終醞釀著要乾點什麼的情緒。
這是一種喜劇的憂傷。
赤峰·林東
前面提到，林東所在的赤峰，曾經有一段時間被劃為遼寧省，但後來又被劃到了內蒙。我老家的口音、生活習性、風俗等許多方面，確實都留存著濃厚的東北文化的痕跡，但又很難說是真正的東北。我們在東北偏北。所以，我所認識和理解的東北，恰恰是在東北之外，但又在東北之內，所以寫東北，不能不寫到我生長之地。
我對赤峰沒有作為家鄉的好感，而造成這種認知的原因是一次客車事件，過去十幾年了，我依然無法對這件並未造成任何直接後果的事件釋然。二○○二年，我又一次坐上了林東的長途客車，比起兩年前，這輛車沒有那麼破舊了，而我也已經不再是第一次出遠門的懵懂少年。因為沒買到直達的長途票，我依然要去赤峰轉車，這一次的目的地是北京。赤峰到北京的火車票已經售空，我只好再次轉戰長途汽車，我買到的那趟車，是臥鋪長途。
汽車從赤峰站出發後，行駛不過幾十分鐘，停在了一處路邊，很快有另一輛大巴開來。我們被趕下車，幾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從車廂裡掏出長條木板，把木板架在兩層臥鋪上，這樣整個汽車就形成了上下兩層大通鋪。另一輛車上的幾十個人，被安排在我們的車上。我對這種肆無忌憚的超載感到一種恐懼。我問一個小夥子，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你管那麼多幹嘛，把你拉到北京就行了。我說，我買的是臥鋪票。他說，這不是臥鋪嗎？我說，可這是大通鋪。他有些惡狠狠地看著我。我不可能就此離開，因為再沒有其他途徑可以送我到北京了。我悄悄地記住了他身上的工作牌上的姓名和號碼，說：我記住你的名字和工作號碼了。哼，他說，我們赤峰的車就是這樣。
謝天謝地，我們在擁擠如沙丁魚罐頭的汽車十幾個小時的搖晃下，終於抵達北京新發地長途汽車站。我躺在車上一夜未睡，既是因為太過擁擠了，也是心中始終不安。汽車行駛在承德附近的盤山路上時，我看見一個拐彎處，防護用的水泥樁已經斷裂，一輛慘不忍睹的大巴車躺在山坡下，旁邊是發抖哀痛的人影。
長途客車是我大學時期有關路途的最切身經驗。從林東鎮到北京，每天都有一趟，年節時是兩三趟，我大部分進京回家都是坐這種車。那時的長途車，並不像大城市裡的旅遊大巴，座位舒適寬敞，有空調和暖風，而是座位狹窄，冬天冷夏天悶熱，超載更是家常便飯。大概下午兩點左右從林東鎮出發，四五個小時後，汽車會路過赤峰，從城市邊緣滑過，然後往承德放下，到北京時約凌晨兩點。最早的時候，西直門有一個長途客運站，到這裡離北師大就不遠了。但後來，林東來北京的長途改到了新發地（臥鋪）和六里橋（座），下車後黑咕隆咚，連出租車也打不到。我每次都是等到天亮，然後倒幾次公交回學校。
不管是來京還是返鄉，林東鎮的長途汽車在半路停下吃飯，為了安全，所有人都被趕下車。公路的一邊，有一家專門服務長途汽車的赤峰飯店，簡陋、髒，只提供最簡單而難吃的快餐。當然還有熱水，但只有買了他家泡麵的人才能使用他們的熱水，否則要收錢。司機和乘務員會進到包間裡，廚師現給他們做幾個小炒，我逡巡在擠滿了人和泡麵、燉酸菜、尖椒豆皮味道的大廳裡，能隱約嗅到小炒的香味。我總是吃一點麵包和火腿腸，喝點礦泉水，也不敢喝多，因為只有這一次上廁所的機會。
黑黢黢的飯店外，停了四五輛長途客車，人們擠在屋簷下抽菸、說話。馬路上不時有一輛拉貨的汽車或客車鳴叫著快速駛過，那裡面同樣是疲憊的旅人。在這裡，最艱難的是兩件事，第一個就是廁所。廁所建在飯店後面的一個小坡下面，極其窄小簡陋，因為使用的人過多，廁所裡已經遍地屎尿和衛生紙。男人們總是要更方便些，常常背轉身，對著空曠的田野就尿了。女人們連這樣的廁所也要排隊。
第二件事是，你會擔心自己因為各種小事兒誤了車，或者坐錯車。因為天很黑，因為人在旅途渾渾噩噩，因為所有的車都長得很像，有人要去北京，結果誤上了一輛回赤峰的車。有人從廁所裡走出來，發現自己的那班車已經開走了，驚慌失措，後來花了高價和苦苦哀求，才讓下一趟去同樣目的地的司機同意搭載他，但他沒有座位，只能蜷縮在行李箱裡。我和這個人坐在赤峰長途汽車站附近的一個小店裡，他哆哆嗦嗦地問能不能用下我的手機，我猶豫著給他了。他是打給妹妹的，他們本來乘的是同一輛車，但他中途沒上去。“司機把行李箱門關上的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完了，要死了，”他心有餘悸地說，“可是我只有這一個辦法才能回家，否則我也得死在路上。”從遇到這個人之後，再坐長途車，我總是死死記住自己那輛車的某個特徵或車牌號，盯著司機和乘務員，當他們從飯店的包間裡叼著牙籤出來時，我便再也不去任何地方。
但這一切即將被改變。京沈高鐵即將在二○一九年開通，到時候，從北京到赤峰只需兩個小時，從赤峰到瀋陽也只需兩個小時。高鐵的開通必將帶動赤峰的旅遊和經濟發展，當然也必將改變包括林東在內的赤峰的許多日常。時間和空間是塑造我們日常景觀的橫縱座標，高鐵使用科技改變速度，也就改變了時空，進而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後的青年人，再從這裡去任何地方，都會有更多更便利的選擇。他們獲得了目的地，失去了自己的長途。
一九九五年，我從鄉里的初中考到了林東鎮的高中，世界作為一個圖景緩緩打開了一角，我身上固有的鄉村性逐漸被現代氣息浸潤和替代。小鎮裡有很多錄像廳、檯球廳，還有大眾浴池。我有一次跟同學去大眾浴池洗澡，一個方形的大池子熱氣蒸騰，十幾個年齡不一的男人在裡面，自己或互相搓著身體。水池裡的水已經渾濁，能看到漂浮的皮屑和油泥，但人們仍然貪戀那種潮溼和溫暖。我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對於悶熱和空氣不流通很不適應，感到缺氧而頭暈，幾乎昏倒在浴池裡。
小鎮青年們在臺球廳打檯球，然後去大眾浴池泡澡，把身體上的泥垢洗掉，再去錄像廳看錄像，瞭解到美國、日本和香港等地的故事。這些地方扮演的不只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北方鄉鎮的休閒娛樂場所，還是社交場所，人們在這裡結識朋友、談戀愛，也談生意、聊事情。
我在小鎮前後待了六年，從十五歲到二十一歲，可以說整個青春期都在這裡度過了。如果說，老家所在的鄉村塑造了我精神的基本底色，那林東鎮則幫我構造了對於世界的基本想象。就是在這裡，我看到了真正的階級差異，儘管沒有特別富有的人，但我的同學們還是很容易地就分成了幾個階層：家在鎮裡的有錢人，家在鎮裡的普通人，家在鄉下的有錢人，家在鄉下的普通人。一輛自行車、一雙旅遊鞋、一本卡通漫畫，就能將此區分。已經是我讀高中的第五個年頭了，我依然對一個同學的愛好感到震驚：他用攢下的零花錢，坐長途汽車到赤峰，只是為了到書店裡去買自己喜歡的日本漫畫。這完全超出我當時的想象。也是在這裡，我找到了一個新的空間，租書亭。我讀遍了鎮子上幾個租書亭的所有書，飢不擇食，武俠、言情、玄幻，甚至還讀了為數不多的純文學作品，包括盜版的《平凡的世界》《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集》，甚至莫泊桑的《一生》《漂亮朋友》。
另一個就是錄像廳。在九十年代，錄像廳幾乎遍佈所有的中國小鎮，年輕人聚集在狹小而黑暗的屋子裡，透過十幾寸的電視機，觀看來自美國、香港的電影。我有幾次跟同學熬夜看錄像的經歷，一整夜的打打殺殺和刀光劍影讓人精神虛脫，第二天清晨從錄像廳走出來，面對晨曦頭重腳輕。我們搖搖晃晃地走在小鎮清冷的街道上，有時停下來站在路邊撒尿，找剛剛開門的包子鋪買兩個包子吃下去，回到學校宿舍，在床上躺到下午，夢裡仍然是《英雄本色》裡的槍聲。
現在，我每隔一兩年回到小鎮上，總能看到許多變化，高樓、街道、汽車，一個小小的鎮子已經開始堵車。這些變化並不新奇，幾乎中國的所有小鎮都用同樣的方式在進化著。
但我們更要看到，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確在於它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保證著充滿無限的可能性。在林東鎮，那些因為慣性而具有的和東北文化一致的保守和頑固，依然強烈，但有一部分人開始思變。我的一個初中同學，曾經在政府部門做財務工作，後來主動調整，去做招商。他幾次到北京來跑項目，跟我匆匆見面。一起聊天，他介紹說，林東正在規劃一個上百億的遼上京復原項目，但投資和政策卻還未定，也並沒有想好遼上京建成後如何運營的問題。而且，我們有著同一個擔心，即便這個項目順利開工，但一旦主事的領導換了呢，有多少繼任者願意繼續完成前任的項目？他能夠思考這些問題，在我看來，正是小鎮的進步。
不過一個小鎮，房價已經達到了三千元一平以上。我後來瞭解了一下原因，那是因為整個小鎮的樓房幾乎都是一個房地產公司蓋的，他們一家獨大，自己定價，人們只有一個選擇。春節回鄉，林東鎮街道兩邊到處都是空蕩蕩的樓房，而且能看見仍然有無數的樓在建立。我問朋友，這麼多樓房，能消化嗎？他說先蓋起來再說，咱們的農村現在跟東北的很多地方一樣，結婚時要在鎮子上買一間樓房，除了老人沒有人願意住在農村了。
確實，妻子老家的松原地區，也是如此。在市裡有樓房，已經某種程度替換了“彩禮”，成為組成一個家庭的硬件條件。看起來，買樓比彩禮要更合情合理一些：它畢竟是雙方婚姻生活的基礎，再考慮到孩子的教育問題，這筆投資顯然是值得的。農村的人的確越來越少了，父親所在的小學，現在一個行政村、五個自然村的幼兒班，一個班裡最少時只有四個孩子。姑姑家的表妹，高中畢業後考上了一所專科學校，但她不想去讀。二十歲，她成了一個自由人，談了男朋友，需要自己養活自己了。我問她將來要做什麼。她說還沒想好。
對於老家所在的赤峰和林東，我永遠保留著坐長途客車的感覺，或者說，家鄉所在的東北偏北，恰如一輛已經啟動的汽車，目的地模糊，路途不明，但馬達不會停止。
東北或東北偏北
讓我們再次回到真正的東北。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東北曾被描繪成一塊神奇的土地。這裡土力肥沃，沃野千里，北大荒在上山下鄉的知識分子那裡，被稱為“棒打狍子瓢舀魚”。而長春、瀋陽、大連等幾座東北城市，在新中國的工業史上熠熠生輝。對於東北人現在面臨的種種指責和自我壓力，似乎能找到無數的原因，但又恰恰不能以“罪”的名義指證任何一條。東北在很長一段時間，享用了集體經濟時代的殊榮，又為它在另一個時代的失落和失敗埋下了伏筆。
在二○○一年的紀錄片《鐵西區》的開場，一列小火車行駛在落雪的瀋陽工業區，雪花從車窗外緩緩落下，九十年代的人們穿著棉衣緩緩從車前走過；在二○一七年大火的網絡劇《無證之罪》的開頭，則是一個哈爾濱的雪夜，整部電視劇都充斥著北方的寒冷氣息。兩個城市，兩個大雪飄落的場景，像是兩個相隔十六年的寓言，映現著東北的某種變化。
東北的生活如此鮮明卻又如此複雜，它一方面受制於自己的過去而經濟滯緩，但另一方面這裡的人們又的確帶有盲目的樂觀精神。就像網上的一句戲言，現在東北的重工業是燒烤，輕工業是喊麥。根據陌陌發佈的《2017主播職業報告》顯示，全國的所有男主播裡，63%左右來自東北，女主播的比例也很高。當一些知識分子正在為《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等高端文化節目熱播歡呼時，在中國更為廣泛的基層和民間，隨移動互聯網而勃發的快手、抖音等新媒體，正在滋生和養成一些全新的文化形態。喊麥、直播是其中的代表。所謂喊麥，其實就是一個人通過網絡直播的方式與陌生人溝通，而各種網絡直播的紅火所映照的恰恰是：何以有如此多的人需要觀看別人吃飯、跳舞、唱歌、說話，來確認自己的生活是有意義的？
一人我飲酒醉
一人 我飲酒醉
醉把那佳人成雙對
兩眼是獨相隨
只求他日能雙歸
嬌女我輕扶琴
燕嬉她紫竹林
痴情紅顏心甘情願
千里把君尋
說紅顏痴情笑
曲動琴聲太奇妙
我輕狂那太高傲我懵懂那無知太年少
棄江山
忘天下
斬斷了情絲無牽掛
千古那留名傳佳話
我兩年征戰已白髮
一生征戰何人陪
誰是那誰非誰相隨
戎馬一生為了誰
我能愛幾回恨幾回
敗帝王
鬥蒼天
奪得了皇位已成仙
豪情萬丈那天地間
我續寫了另類帝王篇
紅塵事我已斬斷
久經戰場人心亂
當年揚名又立萬
我為這一戰無遺憾
相思
我愁斷腸
眼中我淚兩行
多年為君一統天下
為的是戎馬把名揚
這曾是喊麥屆最紅的MC天佑的一首歌，一首真正沒有歌詞的歌，或者也可以說，這是一首真正有歌詞的歌——我的意思是，它只有歌詞，沒有成型的曲調，絲毫不附加一般的歌曲所追求的“意義”。這是索緒爾語言學裡那種徹頭徹尾的“空洞的能指”，也就是超級能指。聽歌的人們，需要用自己的肉身去填充歌詞撐起來的那個“虛空”，而唱歌的人所採用的節奏感，本質上更像一種咒語的吟唱。如果說龔琳娜的《忐忑》全歌只有兩個字，但仍能表達出不同的情感和情緒的話，這首歌裡的每一個字都既在反對自身的意義，又在反對整首歌的意義。對於那麼多的空虛青年來說，只有虛空能填補空虛。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青年並非之前所認為的只是農村或鄉鎮青年，也有許多是城市青年。在這一點上，城鄉之間的精神鴻溝被填平了。
在東北，洗澡是另一種文化，不論是高檔一些的洗浴中心，還是普通的公共浴池，都可看作東北人的重要生活空間。洗浴中心裡，洗去身體汙垢只是它的部分功能，甚至只是一個“名義”，這裡更重要的是提供全方位的休閒，電視、茶室、自助餐、搓澡、捏腳、大保健，甚至可以過夜。公共浴池裡，收納了許多家裡沒有淋浴設施的鄉下人和部分城裡人，他們相約一起去泡澡、淋浴，找人搓一個海藻泥或牛奶，然後帶著共有的氣息到小飯店喝幾杯。
因此，一個獨特的現象是，只有在東北，當人們說“我請你去洗澡”的時候，這句話指向的是一種社交方式。這種社交不僅僅是人們的日常，在前幾年的網絡熱播劇《屌絲男士》裡，由東北人喬杉扮演的角色，其核心的身份設定就是洗浴中心的人。和趙本山把二人轉帶進春晚、推向全國很像，喬杉也憑藉網絡時代的網民對通俗文化的接受，把洗浴這件事“文學化”了。
從以上兩個例子來看，在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東北參與的方式如此獨特，的確值得讓人深思。因為我們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錯位，當溫飽解決、經濟上得到一定的保障時，鄉鎮社會的文化生活和休閒卻是極其空白的，而與此同時網絡和自媒體的快速發展，讓鄉鎮人獲得了和全世界人一樣的手機、網絡。他們急切需要和自身的生存狀態、知識水平、文化品位相適應的文化產品。在城市裡，甚至連廣場舞都被知識分子看成是一種庸俗的活動，而在鄉村，連廣場舞也很難以得到滿足。特別是對青年人來說，他們必須找到一種方式去參與這個時代和火熱的生活，他們必須獲得關注或者去關注同類人，以此來確立自己的生存空間和文化空間。這在東北表現得尤為明顯。
正如我多次強調的，我們無法把一片土地人格化，儘管在認知心理上我們又不得不把它們人格化。所以，所有的提問最終會變成一個問題：當我們在說東北的時候，我們是在說什麼？我們潛意識裡會認為，東北是一個有著主體性、有著人一樣自我意識的統一體，然而它既不是標準的共同體，也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識。當一個人發現沒走在預期的道路上，可以有無數方法停止、轉向、改變，但是一個省、一個區域就不那麼容易了，因為它的廣大和複雜，因為它受制於千千萬萬具體的人和事。而我這篇拉拉雜雜的文章所能寫的，也不過是一個被某種不明確的文學邏輯和觀察視角所構造的“東北偏北”。
劉汀，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布克村信札》《別人的生活》《中國奇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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