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商品經濟比自然經濟多了兩個字--“交換”，其重要前提是“剩餘”的產生，那麼，分享經濟就給交換增加了一種可能性，交換“閒置”。近年來，分享經濟（與共享經濟同義，本文中二者混用）這個詞很熱，分享經濟這個商業模式備受推崇。對於分享經濟將帶來一場資源利用的革命，人們大多可以接受，但是，對於它是否會帶來一場顛覆性的制度革命，則有著根本的分歧。前者的觀點認為，分享經濟只是一種商業模式，至於是否為一種新商業模式，也有不同看法。後者的觀點則認為，分享經濟這種商業模式將帶來一場制度革命。本文試對上述觀點做一個梳理和評析，並給出筆者本人的觀點。

資源革命，抑或制度革命?

傑里米·裡夫金的作品 《零邊際成本社會：一個物聯網、合作共贏的新經濟時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11月） 出版後，在中國贏得了遠比在美國更多的積極評價。在《讀書》2016年第一期的開篇《當“分享”成為“主義”：物聯網開啟新時代》中，劉方喜認為：“裡夫金在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脈絡中，勾畫由‘物聯網’開啟的‘分享經濟’新時代，而這關乎‘西方道路’這樣的‘大問題’：所開啟的並非只是一種全新商業模式，同時也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分享經濟將要革資本主義的命，裡夫金就是這麼斷言的，他說：“擁有超過百年曆史的資本主義體制已經力不從心……21世紀下半葉，它能否在經濟體制中保持主導地位是極不確定的……到2050年，協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範圍內成為主導性的經濟體制……這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體制將喪失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上書，1頁)）裡夫金是一位未來學家，他的這些表述都是在做預測，當然，準不準就拭目以待了。

為了不至於使問題的討論“南轅北轍”，我們先要來界定本文所說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在《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中信出版社，2015年12月） 一書中，

劉方喜在肯定裡夫金的觀點的同時，談到了馬克思。他認為：“以‘蒸汽機’為代表的‘革命家’徹底革掉了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開機鍵’被按下了；但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大師，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關機鍵’也被同時按下了：大機器生產也葬送了資本主義——但是，資本主義似乎並沒有迅速被‘關機’或‘死機’，二十世紀尤其‘二戰’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其躲過了滅頂之災，其死亡‘暫停鍵’被按下；而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則再次按下資本主義死亡的‘重啟鍵’，其死亡已進入倒計時。”劉方喜似乎根本不懷疑再次發生“暫停鍵”被按下的情形，他說，“《零邊際成本社會》可謂一份語調溫和的死亡判決書，而這回扮演革命家角色的是‘物聯網’，由其開啟的‘分享主義’，作為一種消解資本價值邏輯的新的價值原則，則可謂這場靜悄悄革命的新式武器。”僅僅根據“物聯網”這些年的運作，若干家基於分享模式的公司的實踐，就得出“分享主義”是“一種消解資本價值邏輯的新的價值原則”的判斷，筆者以為，這可能過於武斷、過於自信了。

這場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是一場資源革命，現在就已經達成共識；是一場制度革命，則有革命的內容和程度的分歧。裡夫金和劉方喜已經肯定地認為，這是一場瓦解資本主義的制度革命。

我在羅賓·蔡斯的《共享經濟——重構未來商業新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 一書中文版的“讚譽”中看到了更多的觀點。姜奇平認為：“共享經濟正成為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的又一次產權制度革命，正在創造一個既非公有經濟，亦非私有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的新產權制度。”（上書，Ⅲ頁）其實，混合所有制是先於分享經濟就已經出現的，分享經濟是否會加速混合所有制的發展，還需要觀察。吳甘沙指出：“本書揭示的不僅僅是一場資源革命（資源使用最優化），更是前所未有的生產關係革命。”他的“生產關係革命”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演變為租用制”。（Ⅱ頁）魏武揮說：“共享經濟是另外一種路徑的資源革命，不僅具有極大的商業價值，還有極其深刻的社會意義。”（Ⅲ頁）這裡，社會意義可能主要是指資源節約。

業界人士眼中的分享經濟

《共享經濟》的作者是全球首家約租車公司Zipcar的創始人，她根據這一實踐提出了共享經濟的三個理論 （該書，12-13頁），並在此基礎上將其概括為“人人共享模型的核心要點：第一點，利用過剩產能（分享資產）實現實際的經濟效益。第二點，科學技術可以讓我們建立共享平臺，使分享變得簡單易行。第三點，個人是具有影響力的合作者”（20頁），提出了一如書名副標題的商業新模式：通過互聯網、物聯網技術，充分利用過剩的或暫時閒置的資源。這種商業新模式對參與的個人有一定的要求。不過，已經有評論者說了，從本書的英文書名How PeopIe And PI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IIaborative Economy And Reinventing CapitaIism看不出“新商業模式”的意思，倒是要“再造資本主義”。但是，綜觀全書的內容，以及上述的“核心要點”，蔡斯主要在告訴我們一種新商業模式，她特別強調，人類要共同面對資源——氣候、水源和食物的問題。

我們看到，分享經濟正在比以往更快地發展；分享經濟模式正在迅速成為某一類公司的擴張工具。在過去的一個時期，Uber和Airbnb分別成為全球估值第一和第三的創業公司。Uber是沒有汽車的全球最大出租車公司，Airbnb則是沒有房產的全球最大住宿服務提供商，可見，它們是創造並提供一個交易平臺，以充分利用全社會的閒置資源，為需求方帶來便利和實惠，為供給方帶來收益。和其他互聯網公司迅速擴張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這個交易平臺不需要實體門店，閒置資源的擁有者和使用者都在網上下單和埋單，給快速增長帶來了可能。業內人士已經發現，

我在“老虎財經”網站看到一篇主要引用業界人士觀點的有關分享經濟的文章。美國凱託研究所在線雜誌 《自由凱託》發表克里斯托弗·庫伯曼的文章稱，大家通常看到的所謂“分享型”經濟，其實根本不存在什麼分享，“事實上，人們從互利的交往中獲益”。長期關注分享型經濟的自由記者阿維·阿什-薩皮羅也認為，分享型經濟的確存在，如沙發客、借給鄰居一把電鋸、順路送親戚去機場。但是，付費搭乘、收費過夜，或有償的家務勞動，與從麵包店買麵包並無二致。在Twitter訪談中他告訴記者，利用智能手機或網站作為交換的途徑並不能使交易變身為分享，因為這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消費者、勞動者和管理者三方之間的關係。他反對將利用互聯網平臺所從事的交易都作為“分享經濟”。在路邊招手打車和通過Uber預定專車，真的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以至於前者只是傳統經濟，後者可以被稱為“分享型經濟”？他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總之，他們反對濫用“分享”一詞。

他們認為，至少到現在為止，共享經濟的本質是通過整合線下的閒散物品或服務者，讓他們以較低的價格提供產品或服務。對於供給方來說，通過在特定時間內讓渡物品的使用權或提供服務，來獲得一定的金錢回報；對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擁有物品的所有權，而是通過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由於供給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是閒散或空餘的，而非專門為需求方提供的，因此，需要一個平臺對數量龐大的需求方和供給方進行撮合，就產生了共享經濟的平臺公司。與傳統的酒店業、汽車租賃業不同，共享經濟平臺公司並不直接擁有固定資產，而是通過撮合交易，獲得佣金。共享經濟的另一個核心特質是，所說的“共享”是指對個人所有的暫時閒置的資源進行共享，獲得一定的收益，這才是共享經濟的核心實質。因此，本文告誡，雖然一些業內人士極力從道德價值的角度描述分享型經濟對人類未來的好處，但分享型經濟顯然並不是單純的公益概念。

騰訊研究院最近提供的《中國分享經濟全景解讀報告》指出，分享經濟是公眾將閒置資源通過社會化平臺與他人分享，進而獲得收入的經濟現象。分享經濟是一種非公益性分享，供方和平臺在分享過程中獲取經濟收益，不同於互聯網常見的知識分享、開源軟件、信息和數據分享等等。

邊際成本為零就免費了嗎?

裡夫金的邏輯是，分享經濟之所以能革資本主義的命，是因為在新技術的作用下，邊際成本為零，出現了免費的商品 （服務），它們在惠及廣大民眾的同時，將顛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裡需要討論三個問題：一，邊際成本及其為零是怎麼回事？二，這裡的免費商品就是經濟學原來所說的free goods嗎？ 三，裡夫金提出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指什麼？

邊際成本是每增加一單位產量所導致的總成本增加量。在短期（存在不能改變的固定投入時）成本函數中，總成本是固定成本與可變成本之和，邊際成本只與可變成本有關。因為產量增加時，固定成本不變，只有可變成本才隨著產量的變化而變化。此時，邊際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減少的範圍是有限的，而且，由於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的作用，這一遞減達到最低點之後，就隨著產量增加而遞增。在長期，所有投入要素均可變化，也就意味著不存在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之分。此時，固定成本高的行業或產品（服務）的生產或提供，其邊際成本下降就有較大的空間。包括裡夫金在內的，現在人們所說的邊際成本為零（嚴格地說，是趨近於零），就是針對這種情形說的。在產品和服務中，越是固定成本佔比較高，可變成本佔比較低時，隨著產出不斷增大，邊際成本就越有可能趨近於零。這是因為，在現實的生產過程中，可變成本往往是不變的。在充分理解了邊際成本的概念後，就不難發現，邊際成本趨近於零，甚至為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均成本為零。只要為零的邊際成本≠平均成本，價格就不會為零，因此，裡夫金所說的“免費商品”幾乎是不存在的。

有些經濟學教科書為了說明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資源配置中的資源，是economic goods，就會相應提出free goods，就此說明，一個是收費的資源或物品，另一個是免費的資源或物品。這裡，免費是因為資源充足，如空氣，使用者都不需要付費。然而，裡夫金並不是在說這一類資源或物品，而是在說economic goods。因此，即便當economic goods的邊際成本為零時，使用者確實沒有付費，卻總是有人在付費的，例如，現在流行的“第三方”付費模式。而且，當消費者在免費消費互聯網上提供的信息、娛樂或知識服務時，至少他使用的終端是不免費的，同時，它們是在快速折舊的。“天上不會掉餡餅”，無論對經濟學家，還是老百姓，都是一個常識。

何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

儘管我們沒有看出裡夫金從分享經濟到顛覆資本主義的嚴密邏輯，但是，對於他有關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觀點還是有必要討論一下。他說：“行業領袖會爭取市場份額以建立壟斷，這樣他們就能夠以高於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阻礙‘看不見的手’引領市場達到商品或服務近乎免費的最有效模式。這一困境就是資本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內在矛盾。”（《零邊際社會成本》，7頁）由這一段表述可以看出，在裡夫金那裡，資本主義的這一基本矛盾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企業家試圖通過壟斷（實為規模經濟）獲得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市場競爭在不斷地將利潤率平均化。其實，這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動力所在，也是企業家和市場之間的良性互動。企業家區別於企業主或商人，有著更大的獲取超額利潤的動機和能力，規模經濟、持續創新和承擔風險，就成為他們獲取超額利潤的主要途徑。說這個矛盾是導致資本主義顛覆的內在矛盾，似乎很難有說服力。

長期以來，我們有一個關於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述：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衝突。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這個基本矛盾演化的具體結果是什麼？縱觀資本主義500多年的歷史，不難發現，這個基本矛盾直接表現為資本主義深刻的內在矛盾，那就是效率與公平的矛盾。

可見，在效率這個資本主義因素起作用的同時，來自公平正義的改進和改善，一直是並將繼續是緩解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主要措施。只要這些措施仍然在實施併發揮作用，那麼，我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就看不到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經濟被顛覆的可能性。而且，至少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還沒有發現可以替代市場經濟的有效的組織生產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一如已有分析所指出的，目前的分享經濟並不具有公益性，所以，它的社會價值主要在資源節約，而不是再分配。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措施，肯定要在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上發生革命性變化，如若不然，基尼係數如何縮小？ 公平正義如何弘揚?在當代，北歐國家的一些實踐，在較大程度上實現了這些變化。

共享發展才是制度本質的彰顯

如果說商品經濟比自然經濟多了兩個字--“交換”，其重要前提是“剩餘”的產生，那麼，分享經濟就給交換增加了一種可能性，交換“閒置”。這裡，“閒置”是擁有者暫時不用的“剩餘”。大致符合上述若干“必要條件”的“閒置”，成為分享經濟的基石。互聯網、物聯網技術使彙集和交換這些“閒置”變得容易和便利，進而邊際成本趨近於零。這是分享經濟的充分條件，是另一個基石。由此，

然而，與共享發展比較，分享經濟只是技術，共享發展才是制度。我們在編制“十三五”規劃時，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其中之一是共享發展。中共中央關於編制“十三五”規劃的《建議》再次強調，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建議》要求從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提高教育質量，促進就業創業，縮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以及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等八個方面，落實共享發展的理念和任務。顯然，這裡的共享發展與分享經濟有著根本的不同，一個在講制度變革，一個是利用技術變革形成商業模式。

怎麼看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未來？ 對於如此宏大的命題，裡夫金這樣的具有學科背景的未來學家感興趣，並基於一些已經發生的客觀事實，作出研判，本來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裡最為忌諱的，也是過去我們常犯的錯誤是急躁。看到歷時不長，僅僅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的分享經濟（甚至有學者和業界人士對分享經濟是否為新的商業模式，都表示懷疑），就大呼小叫：資本主義要被顛覆了，這和我們以前說“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並沒有什麼兩樣。還有一個例子。有人預測，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可能會在對接需求和供給上發生革命性變化，因此會產生一種新的計劃經濟。這也要繼續觀察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的發展，以及它們在運行機制和商業模式上帶來的進一步變化，特別是要等待關鍵性制度變化的出現，才好作出比較確定性的判斷。

人們為什麼總是急躁？我想，一是因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總是在起作用，特別是在那些有話語權或決策權的人身上表現得比較強烈。所以，有話語權的人尤其要謹慎；決策權則要關在“籠子”裡，使其受到約束。二是現實社會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倒逼。人們在這些矛盾和問題面前，總想做些什麼，並且，政府有任期，人生又苦短，急躁就在所難免。但是，急躁的危害很大，極易搞出泡沫，把好端端的持續發展給弄壞了。這方面的教訓太多太多。所以，現代國家要通過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建設，來解決這個可能致命的問題。

原文刊發於《文匯報》“文匯學人”欄目，同時載於《三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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