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漳泉之間，有沃壤焉，名曰鐘山，地勢砥平，襟層巒而帶溟渤，鍾靈毓秀，篤生異人，世世廟食，是為代天巡狩三府王爺。”

海滄，作為保生大帝信俗的發源地，各村社以保生大帝作為護村神靈應是理所當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令人不解的是，作為閩南地方信仰數量第一的媽祖，其管轄範圍與保生大帝本無衝突，但在海滄卻並不多見，這對於在閩南大環境下“以海為田，討海為生”的海滄人來說，需求與現實明顯存在差異。

代天巡狩彩蓮隊

然而，基於對討海生活庇佑的強烈需求，海上神靈的空缺便落在了代天巡狩之上，而海滄的王爺廟也確確實實稱得上是“海滄規模第二”的神靈，流傳至今，已發展成保境安民的“全能神靈”，衣食住行、婚嫁求子，無所不能，無不靈驗。

如石塘龍華堂、石囷玉石宮、海滄濟津宮、海滄朝源宮、東嶼下社王爺廟、東嶼上社王爺廟、鐘山水美宮、鐘山福仁宮、新垵三神宮、馬壟王爺庵、地頭朝安宮、芸美通濟宮、洪塘洪福宮、西塘龍興宮等，其中尤以鐘山水美宮“代天巡狩”之“朱、池、李三府王爺”影響最廣泛、儀式最講究、陣仗最完整。

一、何所謂“代天巡狩”

《孟子·梁惠王下》雲：“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代天巡狩”，字面上的意思，便是代替天子巡視四方，較為合理的想象可以是包青天拿著尚方寶劍，代表至高無上的“皇權”執行著先斬後奏的正派任務，抑或是欽差大臣奉著皇帝密旨到地方查腐殺奸，總之，這是一個在民眾心裡集合了萬千理想的“青天”與“有為”，特別是居在邊陲，心存的那點“被關注”與“被呵護”的念想與期望。

然而，事實是：越是沒有的，越是心存感想。

彩蓮儀式

代天巡狩，作為王爺廟的名號，其實有點類似梁山水泊的“替天行道”，從現有記錄與傳說看，大致產生於明朝大航海時代。

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動盪年代，閩南人熱衷於越洋販番，即使海氛不清，依然鋌而走險，棄生死於不顧，看似求財圖利，卻也道是當局不作為以致生計難以維持。

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下，閩南人一方面嚮往太平盛世、海疆澄清，另一方面又受海外貿易高額利益的誘惑希望既能保利又能求生，於是乎，一種兼具兩種需求的神靈應運而生，它便是以“代天巡狩”為主旨的護航、保生：被賦予最高權力的同時，又具備強大的海洋神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爺千歲”或許便是最好的選擇。

二、孰可謂“王爺”

既為“代天巡狩”，那麼誰來承擔這樣的能力和責任，便顯得尤為重要，可實際上，不同王爺廟的主神卻大多不一，據不完全統計，閩臺兩地的王爺已經超過一百多種，幾乎涵蓋了我們所常見的姓氏，而其中又以“朱、池、李”三姓為最多，這也是為何鐘山水美宮最具代表性的原因。

面對如此眾多的“王爺”，我們不盡懷疑，到底這是基於何種目的而產生的這種信仰模式？時至今日，似乎也沒有人能說的清楚，甚至，在其產生的那個時間段：明正德至崇禎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得閩南各地捲起了“代天巡狩”的信仰高潮。

福仁宮

有人說，王爺信仰是在影射鄭成功的抗清壯舉，因鄭氏政權與名號在滿清治下不便體現，故而民間王爺廟大多采用隱而不言的方式紀念他：以“朱”姓暗喻國姓爺的賜姓，“池”姓在閩南語泉州話發音中與“鄭”相近，至於其他姓氏則可能是對參與了抗爭而陣亡的一干志士的紀念。

或許，正是這樣的苦衷，才使得王爺廟數百年來的初衷為人們所淡忘，而這種說法在臺灣最為盛行，也是情有可原，事實也好，附會也好，不失為一種自圓其說的圓場。

更多的人認為，所謂的“王爺代天巡狩”是冤死的進士在皇帝垂憐之下的另一種發光發熱的貢獻方式，而這種傳說也演變成各種版本的談資，其年代最早可溯及隋唐，至遲為明代，其進士人數或360人，或36人不等，共同的說法均是讀書於地下，慘招天師誣告而被作法致死，鐘山水美宮的王爺來源便是採用此說。

這種說法，帶有明顯的以訛傳訛印跡，姑且不說歷史上並無此事，單單這些王爺的名諱便無法與歷史上的各榜進士對上號，顯然，這是民間百姓一廂情願的自我說辭，或許只為對上典故罷了。

甚至也有人說，所謂送王船，其實就是去除瘟疫的一種形式，不得不說，王爺廟確實在瘟疫盛行時發揮了極大的功用，如白礁慈濟西宮的西側，也存在這麼一座供奉代天巡狩的王爺廟“天賜東宮”，時為清末民初，白礁發生大規模的瘟疫，白礁人四處求神、求醫均無果，最後從鐘山水美宮分靈後，終於得以平息瘟疫之亂，故而有王爺廟之設。

白礁天賜東宮

天賜東宮碑記

而代天巡狩的儀式“送王船”更是被賦予去除疾病的功能，王船以離去或火化的形式帶走了瘟疫，此說在福州地區最受認可，而閩南也不乏案例。

按鐘山水美宮送王船傳習中心陳會長的說法，“送王船”的形式分兩種：遊天河和遊地河，遊天河的王船一般以竹篾和彩紙製作，儀式最後以火燒之；遊地河的王船則以實木按實際船舶大小修造，送王時於船內裝入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生活物質，直接放入海中或大江中任其傲遊。

二者的區別除了“燒”與“送”外，更多的是本質內涵，前者代表去除瘟疫，後者則為對任期結束的王爺千里相送，並寄予合境平安的期許。

只是隨著人們對海洋的認識提高以及對航行海舶安全的考量，“隨波逐流”的王船便都改以“燒王船”的方式，以至於人們更加把代天巡狩與瘟疫敬畏聯繫在一起。

三、最具閩南精神的信仰模式

閩南人，在歷史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元代以前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元代以後則成了“鋌而走險，輕生好義”，而造成這種性格差異的主因在於時局政策的變化，對多山少田近海的閩南產生了毀滅性的衝擊，以至於閩南人由“斯文學者”變成了“亦商亦盜”的頑民。

日本長崎燒王船

而這種現象，在漳泉之交的海滄表現的尤為突出。

北宋以前，閩南從蠻荒之地開始轉變，逐步開化並進入中原文明圈，北人逐步南移，面對南方溼熱天氣，瘴氣橫虐的生命威脅，當地百姓除了寄希望於隨遷家鄉神靈外（如青礁的邯鄲爺，新垵正順宮的謝安謝玄），最迫切需要的便是如保生大帝這樣的生前名醫、死後神靈，故而當保生大帝信仰初步形成時，便能以燎原之勢擴張而成為閩南一大神靈

當閩南由人口遷入發展到人口輸出時，年代便已經來到南宋末年，之後儘管經歷了元代百年騷亂帶來的閩南人口大規模流失，但因當時閩南在科教文衛各方面已然發展到自給自足的地步，使得百姓對疾病庇護的需求不再如北宋時那般迫切，他們需要的或許是從現狀中突圍的另種嘗試。

接下來的元末明初，適逢倭寇侵擾以及隨後的海禁政策，突然給閩南一個極大的打擊，曾經的以海外貿易換取浙米廣粟的日子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在生計的壓力下，閩南人開始萌生出對抗的想法，久而久之，便開始棄文從武，逐步養成了好鬥、激進的性格，這大概就是今日閩南人“愛拼才會贏”的性格來源。

然而，元代之前數百年的文化薰陶以及底子裡那個忠君愛國、倫理道德的文人思想卻時刻限制著閩南人漸漸壯大的闖蕩的心，於是，一種全新的信仰模式出現了：它以皇權為依託，以海陸為平臺，在陸地可保境安民、庇佑生靈，在海可保駕護航、平波靖瀾。

石塘龍華堂代天巡狩

這簡直是閩南臨海人的福音，既在心理上助長了討海的決心，又在他們賺得盆滿缽滿的時候給予一個答謝的機會，誠如《海澄縣誌》所言：“近濱海村民不明事理，每二三年間倡為造王船之說，其百端耗費，窮極佻巧，動斂數百金。在平時一文難捨之人，視此等事，疑鬼疑神，踴躍布金，而不知其暗於大義，識者鄙之。”

以此觀之，代天巡狩對於明代閩南人來說，是再適合不過的神靈信仰模式了，特別是臨海之人，更是如此。

以鐘山水美宮為例，其名本為“浦尾庵”，位於鐘山溪流入海突出的犄角處，是鐘山最靠近海的地方，在明代，凡村民出洋必從此處揚帆，而此處所在的港灣恰是明代弘治以來出海通番的大本營，村民在海外造三桅大船，然後藏在此處淵蔽之間，至於官府稽查，除了僥倖之外，大概憑的便是王爺廟的庇護。

以至於，在閩南的各處海邊，王爺廟最為普遍，如泉州的富美宮與水美宮如出一轍，而同在廈門的鐘宅、呂厝、廈港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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