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互為前提，有機統一，既歷史統一，又辯證統一。所謂歷史統一，是指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在40年的歷史進程中始終相伴相隨。之所以歷史統一、辯證統一，根本在於改革開放為從嚴治黨累積廣泛的思想共識，奠定堅實基礎；從嚴治黨為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不斷有序推進提供根本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把改革開放和從嚴治黨提升到“全面”的高度，使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在國家戰略佈局和治國方略的層面上深度耦合，融為有機統一整體。
改革開放作為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徵，是當代中國進步發展的根本動力；從嚴治黨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格，是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黨的建設的總基調，是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根本保障和方向指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統籌推進，使二者互為前提，相互支撐，在黨和國家戰略佈局的層面上實現了內在邏輯統一，既歷史統一，又辯證統一，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的歷史統一
所謂歷史統一，是指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作為40年來中國進步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方向指引，二者相伴而生，相伴而行，有機地統一於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統一於從嚴治黨的歷史進程，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
我們黨在自身建設、管黨治黨問題上，歷來都是從嚴的，但從嚴治黨作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概念，則是伴隨改革開放出現的，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要求。隨著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的展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人們的經濟社會活動也必然遵循追求利潤、利益交換等市場經濟基本準則。於是，人們的利益觀念開始被喚醒，對利益的追求成為正當合理之事，進而利己主義、個人主義開始出現甚至氾濫，從而與集體主義、理想奉獻這些建黨立黨基本價值理念形成對沖。所以，如何在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把黨建設得十分堅強有力，始終保持黨的面貌不變色，就成為重大歷史課題。這種情況下，從嚴治黨也就應運而生，逐漸成為新時期黨的建設的總基調。1985 年11 月24日，經過改革開放最初幾年的探索，中共中央在《關於農村整黨工作部署的通知》中首次正式提出從嚴治黨的概念，之後這一提法被逐漸廣泛使用。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改革開放條件下的黨的建設，自然也就談不上從嚴治黨。所謂從嚴治黨，就是在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為加強自身建設而提出的新思想、新目標、新理念、新任務、新舉措、新路徑的總稱，根本目的在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以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
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作為黨統一領導的歷史進程，始終相伴相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持把改革開放和從嚴治黨關聯起來，並統一部署。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同時決定重新設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及各級紀檢機構。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既是改革開放的歷史起點，也是從嚴治黨的歷史起點。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從農村逐步深入到城市；在此之前，黨中央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並通過決定，計劃在全黨開展為期三年半的整黨，作為對改革全面展開的呼應。
1992 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同時也首次把從嚴治黨寫入黨章的總綱之中；之後，市場經濟和從嚴治黨相繼進入具體規劃、深化層面。1993年、1994年相繼召開十四屆三中、四中全會，分別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前者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搭建了基本框架，提出了重要原則，後者把黨的建設從嚴治黨比喻為新的偉大工程，予以系統闡述。
進入新世紀以後，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內外形勢和黨的自身歷史方位都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2003年、2004年我們黨相繼召開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先後通過《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前者為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進一步突破傳統經濟體制壁壘而制定，後者第一次提出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大命題。黨的十八大以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進一步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統籌推進。
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的辯證統一
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的歷史統一，根本在於二者的辯證統一。作為當代中國進步發展的動力源泉和根本保證，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互為前提，相互支撐。
改革開放為新時期黨的建設、從嚴治黨累積了廣泛的思想共識，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作為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極大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而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功，根本在於我們黨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創造的偉大奇蹟，改革開放中迸發的蓬勃偉力，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生機，使那些懷疑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人改變了看法。這種背景下管黨治黨、從嚴治黨，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武裝全黨，教育全黨，必然產生巨大說服力、感召力和向心力。改革開放為新時期黨的思想建設和從嚴治黨提供了有力的制高點和著力點。同時，改革開放創造的偉大業績，使人民群眾感受到極大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忍飢挨餓、缺吃少穿、生活困頓這些幾千年來困擾我國人民的問題總體上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從而極大增強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增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民群眾中的認同共識，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改革開放創造的種種奇蹟，經濟規模從世界後列很快躍升到世界第二，公有制經濟、國家控股的經濟成分空前壯大，科學技術和國防建設的巨大成就，以及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等等，都為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從嚴治黨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創造了最根本的前提。
新時期黨的建設、從嚴治黨，為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不斷有序推進提供了根本保障。從嚴治黨的根本目的在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絕不能背離社會主義，否則黨的領導地位就無從談起。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具體實踐中，我們黨始終堅持以從嚴治黨、廉政建設、抵制和打擊各種消極腐敗現象等舉措，保障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並有序推進。改革開放以來，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黨內外始終存在這樣那樣的錯誤認識，企圖使改革開放偏離正確方向。對此，鄧小平同志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一手就是抓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犯罪活動。……有了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就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走。”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十多年時間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和推進，一些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比較深的人，大肆散佈“全面私有化”“三權分立”等主張，企圖把改革開放引向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對此，我們黨旗幟鮮明地宣示“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加強黨的建設，推進從嚴治黨和黨風廉政建設。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反腐敗方針，並要求“抓緊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有力地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有序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有機統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治國理政方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使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從嚴治黨在國家戰略佈局和治國方略的層面上實現了更加緊密、更有高度的內在有機統一。
第一，統一於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最根本的道路選擇和政治方向。在這裡，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是偉大革命。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要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之間“緊密聯繫、相互貫通、相互作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改革開放、黨的建設不僅統一於黨的歷史使命，而且也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第二，統一於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度耦合和相互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特點就是總體上的目標性以及改革的系統性和各方面的關聯性。黨的十八大以前，中國改革側重於一項一項具體目標，如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尚未提出總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堅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因此，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改革和黨的建設改革緊密聯繫、相互交融，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牽動其他領域，同時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密切配合。”顯然，黨的建設改革、全面從嚴治黨本身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環節。同時，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就是刀刃向內，向黨內頑瘴痼疾開刀，具有艱鉅性和複雜性，因此必須始終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才能推進這項工作，堅持以改革的思路和辦法推進反腐敗工作。
第三，統一於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最終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為什麼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時指出，“古往今來，大多數社會動盪、政權更迭，原因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探索形成一整套定型穩固的制度體系，根本就是要建立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最終實現共產黨的長期執政。而這也正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最終目標。黨的十九大明確要求以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首次提出“長期執政能力建設”，把黨的建設作為跳出歷史週期律的根本著眼點，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凌雲壯志。
第四，統一於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具體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任務越重，越要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圍繞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加強學習和調研，不斷提高領導和推動改革能力，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要抓住糾正“四風”問題不放，不斷取得成效，以作風建設的新成效把全面深化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2014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當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時強調，“有的人認為反腐敗查下去會打擊面過大，影響經濟發展，導致消費需求萎縮，甚至把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與反腐敗力度加大扯在一起……這些認識都是不正確的”，就是要以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查處腐敗來落實和保證全面深化改革。
第五，統一於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工作方法。2013年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部署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時指出，面對改革發展穩定的艱鉅繁重任務，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一定要牢記“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發揚釘釘子精神，一張好的藍圖一干到底，不要換一屆領導就兜底翻，更不要為了顯示所謂政績去另搞一套。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各級黨委要把從嚴治黨責任承擔好、落實好，堅持黨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謀劃、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條戰線、每個領域、每個環節的黨建工作抓具體、抓深入，堅決防止‘一手硬、一手軟’。”根據這一要求，黨建工作與中心工作、從嚴治黨與改革開放在黨委具體工作方法上有機結合起來了。
本文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4期，原標題“改革開放與從嚴治黨的邏輯統一“
作者簡介：餘科傑，外交學院基礎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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