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多位前任的關係都很緊張，卻唯獨對現年94歲的卡特另眼相看。對“中國正超越我們”深感憂慮的特朗普近日致電卡特，就中美關係虛心求教。這位中美建交見證人指出，“我們一直在打仗，而中國沒有將一分錢浪費在戰爭上，這就是他們在各個方面正走在我們前面的原因”。卡特簡潔而睿智的回答無疑點出了中美實力快速接近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自身的過度擴張。
為什麼美國在擴張上樂此不疲，以至於最終“誤傷”了自己？
首先，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將自身的國家利益定義為全球性的，而這使美國很難實現戰略集中。無論是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還是特朗普政府強調的“大國競爭”，都試圖將美國的戰略重心放到東亞，但克里米亞事件、“伊斯蘭國”崛起、敘利亞內戰、阿富汗戰爭等地區性危機一直在牽制著美國，使得其確立戰略重心的努力成效不彰。
其次，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從不避諱採用軍事手段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而現代戰爭的標誌性特徵之一就是昂貴，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從經濟學的視角核算了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結果竟高達3萬億美元。正如卡特說的那樣，“如果拿出這3萬億美元用於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將擁有高速鐵路、不垮塌的橋樑、良好維護的道路，還能剩下2萬億美元。”
回溯起來，美國從一個實行孤立主義的地區大國走向全球並過度擴張，有一個歷史過程。美西戰爭和海約翰國務卿的兩次“門戶開放”照會是美國走出美洲的初次嘗試，兩次世界大戰則徹底確立了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冷戰以來，美國一度因為越南戰爭的慘痛教訓而對海外干涉心有餘悸，這種“越南後遺症”後來上升為一種官方學說——“溫伯格-鮑威爾主義”，即只有在國家的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脅，並擁有清晰的作戰目標、動用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快速取得勝利、制定明確的撤出戰略的情況下，美國才可以進行海外軍事幹涉。
不過美國的審慎並未維持太久，海灣戰爭讓美軍重拾信心，開始相信依靠壓倒性的技術和火力優勢對敵人進行打擊是可行的。“9·11”事件和新保守主義的興起使美國人同仇敵愾，支持政府通過軍事行動打擊海外的恐怖主義勢力，美國大膽地同時進行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陷入戰爭泥潭、“伊斯蘭國”在戰後伊拉克的興起、“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死灰復燃都使美國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戰略，這才有了特朗普不顧一切要撤出敘利亞、阿富汗和也門的政策。
綜上所述，20世紀以來美國頻繁的對外干涉既有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有領導人政策選擇的失誤。窮兵黷武表面上推動美軍不斷更新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維持了其世界軍事強國的地位，實際上給國內發展造成了沉重負擔。特朗普就“中國正超越我們”問計於卡特，可以看出瀰漫在美國政治界的那種對於“中國威脅”的恐慌。這種恐慌不僅來自於中美實力的快速接近，也源於兩國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迥異而導致的中國意圖在美國人眼中的不確定性。
其實，中國實力快速增長的秘訣恰恰是長期聚焦於國內發展。中美實力愈發接近主要是結構性因素使然，而不是中國刻意趕超的結果。美國當前最優的政策選項不是在各個領域對中國進行圍堵和遏制，而是像卡特建議和中國經驗所證實的那樣，反思自身的國家戰略，聚焦國內發展，避免過度擴張。（作者系中國海外安全研究所研究員）
閱讀更多 長安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