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莊澤曦
事情是這樣的：
2018年11月12號，80後當代藝術家劉耀華把「移動美術館」的整個展館，也就是一臺黑色防爆車給開進了北京郊外的深山老林，然後自個兒徒步好幾小時回到市內，歸還了車鑰匙和下面那張車輛照片，並稱他的藝術項目《失蹤》就是要大家去找那臺車。
失蹤車輛照片
此事一出，美術館館長可算愁死了。
按理說，一般竊賊都是偷一件鎮館之寶，
這倒好，藝術家今兒把整個美術館給偷了......
無奈之下，館長在微信公號裡發佈了尋車啟示，
懸賞50000元現鈔找車。
語調是戲虐的，心情是捉急的。
上傳視頻封面
藝術家劉耀華把美術館弄丟了！
這件事驚動了北京藝術圈，除藝術家外，科學家、攝影家、導演家紛紛出謀劃策，有人說（1）可以分析圖片文件，找到地理信息；（2）通過陰影面積，求得太陽高度，推算經緯度；（3）通過嚴刑拷打，讓他說出實情。
當然這些招兒都不管用！
於是，藝術家們聯繫了民警叔叔，想要調取監控。
這可是一大奇事，
因為藝術家一般不喜歡求警察叔叔幫忙，
然，這也是無奈之舉。
民警叔叔在經過嚴密分析以後，告之破案難度很大，
建議採取司法訴訟，直接把藝術家給告了，
這樣才更有機會找到丟失車輛。
告是不能告的，但車還是要找的。
於是有個北京藝術家說，可以參考經常更新的衛星地圖
結合之前科學家們得出的地貌特徵結論，作出精確定位
於是他們說幹就幹，再找到N輛雷同車輛以後，
也就是2個多月以後，
可算是見到了自家的美術館！
萬般喜悅躍然心頭～
原本說好的50000現鈔，也如數發給了幫過忙的20多位好心人。
不過，複述整個藝術行為並非我的目的，
其實，我想借這件事和大家聊聊中國藝術的問題，
就是，然後發生的問題。
我是在朋友圈裡看到的新聞，看的時候就覺得特別熟悉，因為好幾十年前有位美國大地藝術家南希·霍特（Nancy Holt）就做過一樁差不多的作品《埋詩》（Buried Poems）。這件作品不論在創作思路、製作過程，還是在傳統審美角度，都比劉耀華的《失蹤》更精緻，也更“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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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埋藏地點相片
據藝術家自述，她在1969年完成《埋詩》1號的創作過程是這樣的：
我（和丈夫羅伯特·史密森）呆在達特穆爾國家公園的時候，創作了幾件作品，其中包括《開拓者的標記》（Trail Markers）。當時，我得循著畫在石頭或柵欄上的橙紅色圓圈一路向前，才能最終抵達拍攝這組照片的地方。創作這件作品的經歷卻給了我更多的靈感，因為石頭上的標記我從未見過，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這地方獨有的，而且這裡的荒原也是我們從未見過的。所以，我感覺在這荒原上、岩石間和落單的幾隻山羊身邊，我們就像是異世界裡的開拓者。後來，我們走到了韋斯曼樹林，那是一片千年未變的橡樹林，而我覺得所謂“韋斯曼”（Wistman）應該是當地方言裡說的“Wisht”，也就是“怪異”、“鬼魅”、“誘人”的意思。而我的姓氏“霍特”（Holt）在古英語裡意思是“樹林”。我還記得那地上遍佈大塊岩石，石頭上又佈滿地衣和苔蘚，而扭曲、攀援的根莖就交錯在岩石與苔蘚之間，這讓我們歎為觀止。在這裡，我完成了《埋詩》1號，它是獻給丈夫羅伯特·史密森的。如果有個地方能讓我想起某個人，我就為他埋下一首詩，然後給他一張標記好了的地圖，還有一把鐵鏟，我想讓他找得到。對我來說，韋斯曼樹林就是我丈夫，它們驚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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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霍特在韋斯曼樹林
“如果有個地方能讓我想起某個人，我就為他埋下一首詩“
——南希·霍特
上大學的時候，我剛認識這件作品就覺得很親切，因為它很中國，如果我能這麼說的話。不少中國畫、中國詩是以饋贈的形式、遙念的思緒寫成的，在那詩裡和畫裡寫下的景緻也非景緻而已，它們都是人，也是歷史和記憶，且是能不斷觸摸、體悟的歷史與記憶，是能一如既往流傳千古的東西。
這種感覺是古人云遊四海寄情於詩的壯闊，也是人們追尋王維輞川別業，反覆描摹考證的精緻，又或者在青年藝術家塔可的作品《詩山河考》中的那般懷古幽情。這種“詩的感覺”應當不曾磨滅，它是屬於傳統審美的，但也可以成為當代藝術。而南希·霍特所用的語言，對我來說，就是中國的語言。
塔可，《詩山河考》之一，攝影
埋詩與葬花幾乎是同構的，儘管前者看上去更雄壯一些。而在這之上更吸引我的是，後人探訪的歷程更是對詩的重現，是用腳步踩出來的詩，這一點又很西方，甚至說《埋詩》的作品近乎完美地揉合了東西方的審美趣味。
當人們依照地圖和指南，尋找詩歌的埋藏地點時，沿途景色一如逐漸展開的中國畫卷，又或悄悄靠近我們的那個所尋之人的模糊面龐。但不是說看上去它就是模糊的，因為有可能像《埋詩》4號（獻給米歇爾·海耶茲）那樣是光輝璀璨的風景，這模糊其實是情緒上的模糊，心理上的模糊。所以即便最終沒有尋到詩，詩也毫不避諱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其人其詩是用孕育它的泥土、水汽和陽光再次塑成了肉身，這是西方的，存在主義的，也是東方的，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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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詩》4號的地圖與埋藏地點相片
我想說的是，相比劉耀華的《失蹤》，南希·霍特的作品是詩性的、純藝術的，而劉耀華的作品是政治的，這麼說是因為我找不到更好的概念去形容它。這種“政治的”藝術儘管也能像劉耀華那樣做的有趣好玩，但或許是為了好玩而好玩，要麼過於鬆弛，要麼太過嚴肅，沒有傳統審美追求的那種張弛有度的特質（可誰又能斷定南希·霍特就是傳統的呢？）。
就像中國流行音樂大體關注無病呻吟的情歌創作，中國當代藝術有時太過注重政治與社會的議題，更準確地說，不太敢把政治與社會同我們自己切割開來，換言之，彷彿我們必由政治塑成，又必與社會連結的樣子，儒的樣子。但反觀有意接近“道”的那些作品， 總體上卻又過於“玄妙”，形式上走著傳統抽象主義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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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說劉耀華做的不好，而是想說南希·霍特做的太好了。
這種好不是動人的，而是誘人的、神往的。
在當代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我們總應該學習一些古人的精神，
甚至暴虐如意大利未來主義者那樣，也還繼承了古樸的精神，
這是藝術共通的。
我是莊澤曦，
我熱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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