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瑪才旦導演的電影《撞死了一隻羊》全國上映。萬瑪才旦導演善於拍攝藏區題材的影片，在講一個藏區故事的同時，為電影帶上不少的宗教色彩。濃厚的宗教味道，讓這位導演的電影偏向於深刻。而其實，世界各地，最為深刻的電影，都帶著宗教的宿命色彩。萬瑪才旦鏡頭下的藏區民眾和藏區佛教，是其電影助飛的兩翼。
《撞死了一個只羊》，依舊是藏區民眾的生活，加上一種宗教的命運觀念的“句式”。萬瑪才旦導演將兩個故事融為了一個。第一個故事，則是一個藏區開車的司機撞死了一隻羊，他請僧人為這隻羊超度。第二個故事，則是康巴的漢子要去找老仇家復仇，最終是否血刃了仇家，成為謎一樣的存在。
對於撞死一隻羊的故事，司機金巴選擇請僧人為羊超度，對非藏區民眾來講，多少帶著宗教的色彩，甚至於會蒙上一種“謎一般的膜拜”。這種膜拜，與我們對藏區民眾的步行朝拜有著謎一樣的好奇一致，都是將其神聖化處理，並且認為這是信仰的力量。我們善於這種廉價的感動，卻很難進入一種對藏區文化的真正認知當中。
而殺手復仇的故事，則被開篇名義。《撞死了一隻羊》在開篇便用字幕的方式告訴觀眾，在藏區，有仇必報，殺我親人者，我必血刃之。這個復仇的故事，倒是和這個給羊超度的故事形成了互文關係。超度羊，看似體現的是宗教式的仁慈。而血刃仇家，也是藏區藏民的一種傳承精神。這兩種意志，又是如何在這個族群當中傳播並且並行不悖的呢？
按理說，仁慈和復仇，是截然對立的。撞死了一隻羊，並且請僧人幫助其超度，送它上天葬臺，讓它被鷹隼啄食，從而帶到天國，這是一種仁慈。而這種仁慈，則是一個常年在外跑運輸的火車司機所攜帶的。這種仁慈，是藏區特有的精神，還是貨車司機遭遇藏區之外的文明之後共振出來的呢？
我個人傾向於後者。因為電影當中，有一處司機和老闆娘的對話。老闆娘認為，司機與“我們這個地方的人不太一樣”。這種仁慈，藉助僧人的超度完成，以藏區佛教的方式展開，但卻又並非完全隸屬於自己的固有文化形態。反倒是復仇主義，被《撞死了一隻羊》開篇名義，直接定義為，這是我們藏區的傳統。
所以，在司機身上，有著一個矛盾共生體存在。他一方面不希望殺手復仇成功，所以自己開車追過去。一方面，又有一種潛意識當中的復仇快感。當司機駕車離去，半路拋錨的時候，他躺在車軲轆旁邊小憩，有了一段夢境戲份。在這段夢境當中，司機成為復仇者，並且血刃了仇敵。
影片最終的夢境，讓整個故事合二為一。它講的其實就是一個人的“矛盾共生體”。我們一方面講求人次，一方面又講求報仇雪恨。這其實正是全體人類面對文明形態的共同特點。萬瑪才旦《撞死了一隻羊》講的是藏區故事，演的是藏區生活者面對的矛盾困惑。而這種困惑，也是全人類的。
我們是選擇仁慈的寬容，還是復仇的快感呢？於藏區而言，後者是其祖訓。於世人而言，前者又是大家所公認的價值觀念體系。所以，這種傳統的藏區意識和現代的外界意識，在走南闖北的司機身上，形成了矛盾體。也便產生了他最後的夢境。
在影片當中，傳統與現代有過多重影像符號的表達。比如，天葬臺上，本來是禿鷹群飛，但突然間，便變成了一架行駛而過的飛機。如果說禿鷹是傳統符號的表達的話，那飛機則是一種現代的代表符號。兩者以一種夢幻的方式交替。這是文明轉型期的時候，大家普遍面對的哲學困境問題。
《撞死了一隻羊》講的正是人類生存意志上的哲學小困境問題，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如何抉擇。萬瑪才旦導演的鏡頭語言非常樸實，甚至於樸素到讓很多觀眾看不懂的程度。尤其緩慢地敘事表達，對不少觀眾構成審美挑釁。吃慣了爆米花，來品《撞死了一隻羊》這樣的味道層次過多的電影，不容易接受。
而對於萬瑪才旦導演來講，他的作品一直在講述藏區民眾在當下的哲學生存困境問題。包括2015年的《塔洛》等等，都是傳統與現代的迷失問題。這一主題當然是深刻的。但是，我認為，真正的大師應該不僅僅是關注這些哲學上的生存困境，而且應該以社會學的角度展示族群關係圖譜當中的諸多困境問題。
萬瑪才旦導演的諸多作品，困境都是個人的。我相信，這位導演在醞釀大部頭，他離真正的大師，還差一部族群困境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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