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城市地區，普通的同事或朋友結婚，份子錢普遍是500元，如果是密友則是1000元。有人算了筆賬，如果一個人一個月參加四個婚禮，他這個月就沒有可以支配的收入了。
但也有例外。廣東地區份子錢的隨法，一直是一股清流。
為什麼廣東人不怕“份子錢”。
每當年關將至，每個人內心多少都有一種喜慶，喜慶之餘，也會有一些負擔。“中國式盤問”先不去想它，但收到的“紅色炸彈”倒是實打實的。一到年關前後，趕在這個時間點結婚的人，就多了起來，老鄉親戚朋友同學同事，每個群體來一個，你就得準備好幾份“份子錢”。
份子錢是中國一種傳統的習俗和禮儀，就是在別人結婚、生孩子、喬遷或者家裡有人去世等重大事件上，送去禮金和禮品，以表示祝賀和慰問。因為結婚發出的請帖是紅色的，並且給出的數額往往不小，不少地方都是500元起跳，上不封頂，於是年輕人形象地將其形容為“紅色炸彈”。
每到春節前後，關於份子錢的話題就會引起年輕人的廣泛討論，尤其是關係不親密的同學同事一到結婚時就突然聯繫你，更是激起年輕人的吐槽慾望。事實上，如今份子錢已經成為不少人的困擾，可為何沒有人去改變這一傳統？珠三角地區的份子錢一直是中國的一股清流，有什麼可借鑑和學習的地方？
份子錢變遷史
份子錢是怎麼來的？份子錢流行於中國的明代中葉，它是農耕社會的產物。一方面，農耕時代社會生產力落後，在婚姻、做壽、死喪、疾病等大事上，一人之力或者一家之力常常無力承擔，這個時候份子錢有點類似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眾籌”，親朋友好友每個人幫忙出一點，事情辦起來就容易多了。另一方面，中國自古就是鄉土社會，村民共同生活並形成一個共同體，大家互幫互助，送出的份子錢也總是會收回的。
到了明末清初之際，湊份子就更加流行。譬如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繚亂盡是“湊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份子”。全書有十個章回不止一次出現“份子”，有的章回出現四五次。
到了清朝，送份子錢更是上流社會辦婚禮必不可少的項目，並開始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老舍小說《正紅旗下》記載：“這些婚喪大典既是那麼重要，親友家辦事而我們缺禮，便是大逆不道。”書中母親為了湊份子錢發愁作難，如果一個月裡發生幾件紅白事，家裡財政就要赤字。可也不能為了減少赤字而不送禮，否則就沒臉活下去了。
但1949年之後到文革末期的很長時間，結婚的許多禮儀都被取消了，份子錢也沒有了。民俗專家高巍指出，那個時候新人結婚時穿上洗乾淨的衣服即可，新郎一般借輛自行車，戴著大紅花接走新娘。兩人共同置辦一些傢俱，單位同事來家祝賀一下，也沒有份子錢，親友間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禮。
到了1980年代，結婚又開始送禮物了，主要是被子、臉盆、毛毯等一些日常用品，份子錢很少。到了1990年代，中國經濟迎來高速發展，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改善，這個時候份子錢便又流行起來了，送份子錢顯得更為大方體面，份子錢的數額也不斷攀升。
份子錢成為“人情債”
很顯然，到了2018年的今天，份子錢的“眾籌”功能已經微乎其微了，它更主要維繫的是傳統鄉土社會延續而來的人情作用，以及一種面子功能。漸漸地，不少人便感覺到份子錢在成為一種負擔。
一方面是，份子錢的數額不斷攀升。在中國的城市地區，普通的同事或朋友結婚，份子錢普遍是500元，如果是親密的朋友則是1000元。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23821元，這也意味著一個人一個月參加四個婚禮，他這個月就沒有可以支配的收入了。
而在中國的一些邊遠地區，有人為了收回發出去的份子錢或者利益份子錢獲益，設立了名目繁多的酒宴，擺完了“生日酒”擺“升學酒”，擺完了“升學酒”，又開始擺“喬遷酒”。新華社曾經報道，中國重慶三峽庫區的某些農村，每年平均要參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萬元份子錢。份子錢成為巨大的人情債和經濟負擔。
這其中是有攀比的心理在起作用的。如今物質上富起來的中國人，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我們該如何讓自己的文明程度也提升上來。這是如今的發達國家也曾經經歷過的歷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國民素質和經濟發展並不相稱，就像馬克·吐溫筆下的美國人總是粗俗不堪。大部分中國人的行為和心理，也像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人，他們熱衷於炫示財富，熱衷於排場和攀比。份子錢你給50元我就給100元，你給1000元我就給2000元，就這樣慢慢水漲船高。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傳統的鄉土社會以及構建在其基礎之上的許多觀念在面臨著嚴峻的衝擊。如果說鄉土社會是個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更講究人情和關係；那麼城市則是一個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有明顯的界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個體的隱私、權利、自由、選擇等得到凸顯。這反映在人際關係上，是年輕人對於份子錢背後的人際綁架和裹挾的不滿，尤其是某些並不熟識的同事同學也發來請柬，他們不想隨。
但矛盾的地方在於，中國關係型社會的底色並未根本改變，很多人又沒有足夠勇氣改變這一風氣，最終礙於面子和人情，不得不隨。心不甘情不願的他們，只能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怨言，傾吐不滿。
廣東何以成清流
但也有例外。廣東地區份子錢的隨法，一直是一股清流。
不久前，一個來自中國廣東地區的網友畢業後在寧波工作，同事的婚禮上，隨了100塊的份子錢。結果，婚宴上菜時傻眼了，清蒸螃蟹、生象拔蚌片、龍蝦、水煮蝦……臨走時還每人送一大盒點心。該網友將經歷PO在網絡上，除了廣東地區的網友理解外，絕大多數網友都驚詫不已。
廣東地區的網友留言：
“廣州人，就就就就100呀……咋了。”
“廣東佛山，主人家只討張紅紙不要錢。”
“廣東江門，包100還80。”
“順德這邊，基本折個角還給你。”
其他地區網友留言：
“100元份子錢，那是10年前吧。”
“1000塊我都不好意思寫名字。”
“XX的份子錢一般3000起步。”
差別怎麼會這麼大？
這有區域和歷史的原因。古時候，包括廣東在內的嶺南地區可是被視為蠻荒之地。那時的嶺南在文人墨客筆下都是充滿神秘、蠻荒色彩的，許多描述都帶有悲惋情緒，什麼瘴氣、蠱毒、卑溼、毒蟲、溽熱、不開化，古代官員一旦被貶到嶺南，詩歌裡的哀愁情緒就濃得化不開。
因為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相隔千里，遙遠的路途和崎嶇的地形使當時嶺南地區相對閉塞、信息滯後，中原地區的隨禮習氣沒有傳播進來，嶺南地區的份子錢注重的是延續傳統文化內涵。即便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不少城市的經濟發展迎來了飛躍，但這些新興城市主要也是移民城市，五湖四海的年輕人入鄉隨俗，份子錢也量力而行。
直到今日，在嶺南地區，“紅包”仍被稱作“利是”或“利事”，即好運連連、諸事皆宜的意思。包紅包在嶺南被稱為“派利是”“封利是”，但派利是往往也只是為了一個好兆頭，一個“利是”常常就是幾塊錢，很大程度上是延續古時“壓歲錢”以紅繩穿幾枚銅錢的習俗，象徵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另一方面則是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風氣。如今份子錢給多少以及怎麼給，乃至包括婚禮怎麼辦、聘金怎麼給，往往也是一個地區社會風氣和文明程度的反應。百年來，廣東一直是中國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文明開化程度也高，重實幹、輕客套，移風易俗的阻力也更小一些。不僅是廣東，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少年輕人的婚禮形式在簡化但鄭重意味不減，份子錢的形式也改為送一些貼心、知心的小禮物，讓份子錢迴歸情誼的本分。
作為中國傳統禮儀，份子錢的形式並沒有什麼錯，它以真摯情感為基礎，可以傳遞祝福，增進人們的感情交流；尤其是在生產力落後的時期，它還有實際的作用。該取消的不是份子錢，而是份子錢背後的攀比和人情綁架傾向。中國用幾十年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路，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並不是文明程度的同等提升。培養文明意識週期長、見效慢，很難立竿見影、一蹴而就，份子錢其實就是這一問題的縮影。但相信隨著時間推移，這股清流會成為一種新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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