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媒體的快捷已經讓我們感覺不出山海阻隔對信息傳遞的影響。你可以想一下，是在什麼時候知道巴黎聖母院被燒的消息呢？當然，你是第二天起床後看微信或微博的時候知道的。但你看到的時候，消息早已在那裡等你了。事實上，你的手機“知道”這個消息，幾乎是和當地人同步的。就是說，如果你預先知道一件事的發生時間，比如說世界盃足球賽，只要你不怕熬夜，就可以和現場的人一起見證是誰把大力神杯舉起來的。
人們往往把信息的即時傳送歸結為互聯網，但這樣說不太準確。其實從1844年開始，人類就已經實現了信息的即時傳遞：那年的5月24日，美國人莫爾斯在國會大廳裡按下電報機按鍵。隨著一連串嘀嘀嗒嗒聲響起，電文通過電線很快傳到了數十公里外的巴爾的摩。他的助手準確無誤地把電文譯了出來。莫爾斯電報的成功轟動全世界。
不過，電報傳到中國要晚一些。電報發明三十多年後的1870年8月22日，坐鎮南京的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可參考電影《投名狀》）。這樣一件重大政治事件發生後，傳到皇帝那裡要多長時間呢？整整一週！用大清國最先進的六百里加急，直到8月29日同治皇帝才收到消息。
“刺馬案”發生十年後，中國人的信息傳播速度就大為改觀：1880年開始，京滬電報線開始架設。一條信息從上海傳到北京，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當然，破譯電報碼，再送到被傳播者那裡，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從便捷角度來說，當然不如今天的手機。
信息改變世界。有了電報這個新媒體，一切就都不一樣了！復旦大學馬建標教授的新書《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為我們展現了雜誌、報紙、電報等近代“新媒體”傳入中國之初帶給這個古老民族帶來的改變。
改變是通過個體實現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得風氣之先、勇於“嚐鮮”者，往往能夠比同時代人更好地適應時代潮流。
《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書影
《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講述了一批這樣的“嚐鮮者”故事。他們很快用起“新媒體”，或者為自己積累話語權，或者為自己造人設，藉助新媒體實現了改變自己命運、也改變社會的面貌。——話說今天的那些微博大V、“小鮮肉”們，跟他們一比，可就嫩多了。
掌控電報，盛宣懷操縱“東南互保”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是清末與胡雪巖齊名、甚至更厲害的商界“狠角兒”——就是他把胡雪巖扳倒的。
盛宣懷
盛宣懷的發家也要從1870年開始。清廷接到“刺馬案”消息後，8月29日當天就發佈命令，將直隸總督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接替馬新貽；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後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的兄弟李瀚章擢升湖廣總督，楊昌浚擢升浙江巡撫。一日之間，清朝最重要的四個地方長官發生變動，這都是“刺馬案”引發的連環反應。
1870年10月，27歲的盛宣懷在楊宗濂的推薦下，擔任李鴻章的幕僚，接著跟隨李鴻章前往天津，協助處理棘手的天津教案。此後，盛宣懷成為了李鴻章最得力的心腹、助手。
大清朝廷對外來的技術是排斥的，但李鴻章非常感興趣。1879年，英國商人向他推銷電報。為慎重起見，李鴻章先做實驗，讓英國人在天津和大沽之間架設了一條電報路線，然後在大沽讓英國人在當天辰時向天津發報，內容是：密鴻巧辰。等到英國人發報完畢之後，他立刻派人快馬加鞭前往天津打探消息。天津和大沽相距80公里，來回共160公里。使者回來時已經是下午了，確認天津在辰時收到了“密鴻巧辰”四個字的電報。為了這，路上換了6匹馬，跑死了3匹，可見人力與電報的時間和代價差距。再次試驗確定後，李鴻章決心在中國建設電報。
擔當這一使命的，就是李鴻章的心腹干將盛宣懷。1880年秋，盛宣懷向北洋大臣李鴻章建議（或許就是李授意）設立天津到上海的電報線，以貫通“南北兩洋之氣”，並遏制外國電報線“進內之機”。根據盛宣懷的建議，李鴻章上奏清廷，很快獲得批准。其後設立天津電報總局，盛宣懷任總辦，他的好友鄭觀應擔任上海電報分局總辦。
在李鴻章庇護下，盛宣懷以興辦電報事業為契機，在其後20 年裡打造了一個覆蓋全國的媒介帝國。1885年，盛宣懷主持建成中國三大電報幹線，即津滬線、長江線和滬粵線，形成覆蓋全國的電報網絡的基本構架。
盛宣懷在開創一個傳播實業帝國的同時，也為自己鑄造了不容低估的權力。這集中體現在“東南互保”這件事上。
1900年6月初，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與光緒帝出走西安。孤懸西安的“行在”基本與世隔絕。當時，大理寺少卿兼中國電報局總辦盛宣懷滯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國電報局總局所在地，盛宣懷所掌握的中國電報局成為逃亡的清政府與外界溝通信息的唯一渠道，盛宣懷自然就成為義和團運動期間中外交涉信息互通的總負責人。
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興起之初，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欲借義和團排斥洋人，但是盛宣懷作為洋務事業的領袖，他所經營的鐵路、電信等現代化事業已經與列強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盛宣懷主張剿滅義和團，嚴懲義和團禍首、山東原巡撫毓賢：“當嚴治毓賢之罪以謝天下，並以謝各國”。
1900年6月上旬，義和團在北京的勢力迅猛發展，盛宣懷在給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等地方大員的信中指出：“朝政皆為拳黨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自出者，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6月25日，盛宣懷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三位總督：“欲全東南以保宗社，東南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6月26日，上海道臺餘聯沅與駐滬各國領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其主要內容是：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內地均歸各省督撫保護。
可見，通過對信息發佈渠道的壟斷，盛宣懷對庚子年間的晚清政治外交施加了無可替代的歷史影響。
“電報愛國”吳佩孚，成一時風雲人物
把電報這個新媒體玩得很溜的，還有一代梟雄吳佩孚。
第一個登上時代週刊封面的中國人
今天我們更多知道的吳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首先是個北洋軍閥，1923年他鎮壓工人運動，製造了“二七慘案”；其次是北伐的對象，武昌之戰後下野。對近代史瞭解更多一些的話，還會知道他不與日本人合作，被日本牙醫害死。雖然前半生是“反動派”，但在關鍵時刻，民族氣節還是保住了的。
這裡只說吳佩孚用“新媒體”打造人設的往事。
在1918年之前，吳佩孚只是袁世凱手下的一員悍將，屢立戰功，多次受袁世凱提拔、嘉獎。但在公眾眼裡，他始終不過是“一介武夫”。
1918年8月底，駐紮在湖南衡陽的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給國務總理段祺瑞發去了一封“敬電”。在這封電文中，吳佩孚引經據典，陳述利害，極力攻擊段祺瑞“武力征南”政策，要求“元首明令罷戰”。這封電報發出之後，立即引起媒體的關注，他開始進入政治領域。
嚐到甜頭的吳佩孚“迭發通電”，就是經常用電報向公眾發言——就像特朗普經常發微博——終於成為當時政界的耀眼新星。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吳佩孚毫不猶豫地力挺學生，堅決反日。6月20日，吳佩孚從湖南衡陽發給北洋政府的著名“佳電”在報界公佈。在電文中他一方面要求北洋政府反對割讓山東：“仰乞我總理轉請大總統，速令我國駐巴黎專使，趁日本內外不能兼顧之時機，對於山東問題，據理力爭，以達交還目的。”同時也表示抗日決心：“倘中日交涉至萬不得已，而訴諸武力，兩相比較，勝敗未知誰屬也。師長忝列戎行，對於國家有捍衛之責，屆時敢請聯合湘桂粵滇黔各軍，力加整頓，備效前驅。”
吳佩孚“佳電”表明了反日立場。段祺瑞政府以親日著稱，故吳佩孚反日也就意味著反段，讓他最大限度地贏得公眾輿論的支持。
吳佩孚本人也有意識地聯絡公眾團體，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愛國親民的政治軍事領袖。1919年6月25日，吳佩孚發表公開電，要求召開“公民大會，佈告近日外交事件”。吳佩孚還積極地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
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統治已經“天怒人怨”，但公眾沒有力量驅逐皖系軍閥。在此情況下，公眾自然會“期待出現一個強人能夠替天行道，推翻皖系軍閥”。直系名將吳佩孚應運而生，成為一時之選。
吳佩孚擅長通過“公電”這一大眾媒介來傳播其政治主張，將媒介與政治的結合發揮得淋漓盡致。他順應新文化潮流，搶奪民族主義、反日主義和民治主義等新主義的政治話語權，從而在與皖系的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吳佩孚還很擅長“外宣”，他把美國駐華記者甘露德和侯雅信招致麾下，待若上賓。正因如此，他成為中國首個亮相《時代》週刊封面的中國人，配圖文字稱他為“Biggest man in China（中國最偉大的人）”。
今天我們回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沒有人會覺得吳佩孚是個有前途的人物。但在那個時代，吳佩孚是被中外一致看好的政壇明星。
一副“洹上漁翁”照，袁世凱玩轉政局
相比於電報，雜誌、報紙傳入得更早一些，雖然傳播速度不如電報，但也算得上是“新媒體”了。
1911年6月中旬，著名的上海《東方雜誌》在其第8卷第4號上刊登了一副特別的照片，標題是《養痾中之袁慰亭尚書》。圖片顯示，有兩人在船上，一人身披蓑衣，頭戴斗笠，坐在船頭垂釣；另一人頭戴斗笠，執篙，立於船尾。《東方雜誌》還對照片人物加以說明：“垂釣者為尚書（指袁世凱）；執篙者，尚書之介弟也。”（實際上《東方雜誌》弄錯了，執篙者為袁世凱，垂釣者是他的三哥袁世廉。）
袁世凱的洹上漁翁照
這張照片在《東方雜誌》刊登之後，袁世凱的“洹上漁翁”形象立即躍然紙上，廣為流傳，成為風靡一時的公眾形象。
據最新公佈的考證成果，袁世凱的洹上漁翁照應拍攝於1910 年冬季某日，不是1911 年。為什麼1911年6月才刊登在上海《東方雜誌》上呢？這與1911年春夏之交袁世凱在清廷朝局中所面臨的微妙處境有關。
當時，清廷就是否“起用”袁世凱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併成為媒體關注的公共話題。支持派代表人物，在地方上有云貴總督李經義、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在朝廷上有“死黨”徐世昌、奕劻、那桐等人；但以攝政王載灃、隆裕太后、度支大臣載澤為首的皇族對於袁世凱心存疑慮。
袁世凱深知出山時機尚未成熟，因此在《東方雜誌》上刊登他“洹上漁翁”照，營造一個息影林泉，逍遙於江湖、超脫於政治之外的“公眾形象”。
一圖勝百言，這張照片以無聲的圖像，為袁世凱向外界傳達出一個政治信號：表面上超然物外，實際上卻坐擁無形的政治影響力。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看中了袁世凱的這個影響力，與他秘密結盟，最後終於成就袁世凱的大權。
用更廣闊的視角觀察傳播史
馬建標先生以歷史學家研究傳播史，其視角比較獨特也更廣泛，比如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並不是傳播從業人員，也被寫進這本以傳播為主題的書中。馬建標先生是這樣跟筆者解釋的（參見“@馬建標2019”微頭條）：
近代社會地方和基層的媒介仍在延續，民眾口中的傳說、綽號、掌故甚至謠言，作為“次生媒介”，也是同權力互動的關鍵部分。比如提到“傳說”和“掌故”，它或許是有關地方歷史的一種民間書寫版本，或許是對某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民間記憶，久而久之，它通過口頭流傳的方式成為一個地方或一個群體的集體記憶，而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儀式化的符號，為權力所用。
書中以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為例，敘述其如何利用“占卜”的話術來傳遞自己對時局和國運的認識，以期對曾國藩的決策有所影響。而趙作為一個名不見經傳卻與手握大權的曾國藩關係密切的謀士，確實有可能對時勢產生影響。這是作者考察“次生媒介”的一個嘗試。
政治傳播學是傳播學的一個重要領域。從歷史上看，卓越的政治家總是善於利用大眾傳媒、尤其是新興媒介對大眾進行傳播、鼓動，如羅斯福的爐邊講話、肯尼迪的電視演講，以至今天奧巴馬、特朗普的“推特治國”等。
當然，從五四運動開始，運用新媒體傳播、實現自己主張的，還有中國最優秀的那個群體，他們從《新青年》《湘江評論》等開始的大業，一直髮展到今天，並創造了人類的奇蹟。——這將是下一篇文章要講的故事了。
參考文獻：
馬建標：《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
陳昌鳳：《中國新聞傳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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